美国于2009年开始美元的战略反击，充分运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风港”作用，强美元和弱美元政策两手交替使用，收效明显
　　美国于2009年开始美元的战略反击，充分运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风港”作用，强美元和弱美元政策两手交替使用，收效明显
　　正如尼克松时期美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麻烦。”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反映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议题。
　　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步的改革和演变又将牵涉国际格局的变动，事关主要大国的根本利益。深入研究美元变动规律，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改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总体利益的方向前进，世界经济才能更加均衡、合理地发展。

美元成盘剥别国“利器”

　　只有深刻了解美元兴起的历史，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看懂如今美元变化的规律及其背后所含的战略意义。
　　1945年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结束之际，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按照自己意志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
　　随着全球美元相对黄金过剩，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与日俱增。1968年美国被迫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特别提款权（SDR）。对反对美元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来说，SDR是朝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第一步，目的是有朝一日SDR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资产。但这一目的始终没能实现。
　　1973年初尼克松连任总统后，果断宣布终止美元金本位体制，浮动汇率制替代固定汇率，主要货币间汇率由市场决定。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并未削弱，这与美国经济总量巨大、美元长期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惯性、美元成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都有密切关系。美元解除金本位枷锁后，美国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并“任性”的发行美元。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变种和延续，依然是维护美国利益、带有“货币民族主义”色彩、以美元为核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盘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器”。2008年美国国内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迅速传导，危机转嫁到全球所有国家，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典型的美国采取灵活主动的货币政策，罔顾其政策外溢性。如今美国经济金融已复苏，而其他国家譬如欧洲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
　　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全面改革基金组织份额的建议。尽管多数成员国已批准了IMF改革方案，但却因为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国会未予批准，该方案无法生效。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都是表面的修修补补，并未触及美元独大的核心问题。

核心货币的三大改革方案

　　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有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彻底改革，其核心是储备货币的选择，主要有三大改革方案：回归金本位、超主权货币、多元储备货币。
　　世界金本位历史不长，路经也不顺畅。其主要问题，一是黄金新增产量赶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实行金本位会导致通货紧缩，遏制经济增长。二是金本位需要各国放弃信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无法使用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由来已久，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理想目标，但难度很大。从路径而言，一是扩大IMF的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逐步取代美元，二是取消国家中央银行，将货币发行权交给新全球中央银行，发行全球通用货币。前者难度极大，后者属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根本没有可能性。
　　多元储备货币方案也许是可行的改革措施，可成为将来走向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过渡。那么，怎么才能实现这一方案呢？多元储备货币简单讲，就是由若干货币共同承担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份额、收益与责任相当，相互制约，为其他国家提供稳定可靠的国际汇率安排和储备资产。
　　目前欧元、日元、英镑等也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美元独大，在国际储备、结算中占60%至70%的绝对多数。因此其他国际货币无法有效约束美元，要求美货币政策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双重需要。所以说，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与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不是一回事。只有随着时间推移和国力消长，欧元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经济体力量逐步上升，美国才会考虑接受多元储备货币的方案。

美元的战略反击屡屡得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震惊世界，美国无法实行“鸵鸟政策”。相反，美国于2009年开始美元的战略反击，充分运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风港”作用，强美元和弱美元政策两手交替使用，收效明显，一来遏制了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的蔓延，二来打击了正在挑战美元霸权的“后起之秀”，美元一枝独霸地位“岿然不动”。
　　强弱美元政策两手同时使用，针对的国家是不同的，可以说是金融战场的“精准制导打击”。
　　强美元政策的靶向是歐元区。欧元区与美国经济结构相似，都是资本顺差国，都要依赖于输入资本或者说借债而生存，能不能借到钱是关键所在。美元走强吸引了中国、日本等外汇储备大国积极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债，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垄断信用评级地位，打击欧元区国家的评级信誉。欧元之父蒙代尔曾说过，在欧债危机期间，三大评级机构对危机起了“落井下石”的坏作用。
　　强美元的另一个作用是打击资源出口国家。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都吃过苦头。利用美元作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独特地位打压石油（包括天然气）价格，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是美国经常使用的手段。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这一手迫使俄卢布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削弱了俄与美战略对峙的经济基础。
　　而对于与美国经济互补性很强的国家，美国则采用弱美元政策。记得2008年之后，美国无论是在高层互访还是各种对话机制中，无不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国会甚至以决议案和听证会等方式反复压中国接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中国人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与美国在出口方面有竞争，是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又是美国的债权国。中国与美国还是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弱势美元既可削弱制造业大国的出口，又可以通过债权国货币升值使其财富大大缩水。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我们学习美元近代历史就知道，过去对付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美国就是用的这一手，屡屡得手。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责无旁贷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遭到强大的改革压力。美国出于形势所迫，为维护美元地位，对美元战略进行了重新布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实现美元基本战略依托的顺利切换。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放弃金本位以后，美元就是依靠国家信誉和经济实力的纸币，需要有基本的战略依托，使美元牢牢地占领世界储备货币的阵地。黄金的依托丢掉以后，美元的战略依托变成石油和粮食，或者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二是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和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美国重新确立其优势产业，确保继续领跑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在新工业革命中领跑的优势美国有两个，一是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发达，二是美国以页岩气和新能源革命实现了能源独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和出口国。
　　三是美国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回归，以彻底扭转虚拟经济过于庞大的经济“虚胖浮肿”局面。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美国最大的教训不是金融监管松懈什么的，而是虚拟经济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而“空转”，美国经济会出大问题，会成为外强中干的“大胖子”，中看不中用。于是金融帝国向制造业帝国转变成了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近几年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美国始终在高技术出口中国方面实施种种限制，不肯松动，都是例证。
　　四是美国重新制定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重塑全球贸易版图，巩固美元的霸权。国际经济竞争说到底是国际规则的竞争，是话语权的竞争。过去几十年各国遵循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游戏规则”。美国之所以想抛弃WTO的平台，要另起炉灶，是美国觉得以WTO为核心的世界贸易投资规则对中国等出口大国有利。于是，美国积极推进在东半球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西半球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总之，G20作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首要平台和新机制，需要重振“同舟共济”的国际合作精神，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做出贡献。中国将于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作为G20创始成员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在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责无旁贷。目前，在中国积极推动下，亚洲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一一亮相，表达出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强烈愿望。
　　尽管中国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结算，但是美元依然是中国对外经贸最主要结算货币，占比近80%。中国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过半投资在美国。
　　可以说，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应尽的大国責任。对中国来说，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国土安全。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