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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9日，琵琶演奏家、作曲家杨静女士在西安音乐学院举办“气韵生动——中西音乐的融合点与生长点”专题讲座，以自身的艺术实践经历为主线，通过大量的音、视频生动展现其二十多年来在国际音乐交流、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等领域做出的努力与探索，与讲座现场的老师、同学们分享了她在中西音乐交流中获得的认知与感悟。笔者以杨静音乐实践经历为叙述背景，诠释她在中西音乐融合与生长这两个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思考其音乐实践道路对当代民族音乐具有何种意义与启示。
一、杨静的音乐实践道路
杨静6岁起开始接触琵琶，12岁进入戏曲学校学习，14岁至19岁在河南许昌市戏曲团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传统音乐功底。1982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琵琶名师叶绪然教授，求学期间还跟随作曲家胡登跳先生学习作曲理论课程。1986年杨静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崭露头角，演奏了她的创作作品《九连钰》《品诉》，得到组委会的一直好评，分别获得演奏一等奖与创作二、三等奖。她在琵琶演奏与音乐创作方面的天赋让学界为之瞩目，成为其未来音乐道路上的重要支撑。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民族乐团担任琵琶演奏员，在北京音乐厅与古筝范玮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扬琴演奏家刘月宁共同举办“卿梅静月”音乐会以及个人琵琶独奏音乐会。在国内顶尖乐团十余年的历练中，不仅让她成为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也让她具备了开放的国际音乐视野。
上世纪90年代末，杨静重新规划自己的音乐道路，以独立演奏家、作曲家的身份走出国门，在世界音乐的舞台推广中国音乐与琵琶艺术。1996—1998年，她向日本作曲家三木稔先生学习作曲，后成为“日本艺术公司”签约音乐家。2000至2010年，每年在日本举行“古丝绸之路”音乐巡演与“北杜国际音乐节”。1999年参加英国BBC逍遥音乐节（BBCProms）“最后之夜”全球直播音乐会。为表彰杨静的音乐贡献，位于英国中部的一座多功能音乐厅以她的名字而命名。2003年定居瑞士，在伯尔尼艺术大学获得现代作曲硕士学位，曾任教于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音乐系，负责教授中国音乐及乐队实践课程，现担任瑞士亚洲音乐协会艺术总监。
国外的学习、实践经历，为杨静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与世界众多作曲家、演奏家的合作中，得到了国际音乐界的广泛认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赢得各种殊荣的同时，她的音乐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由最初国际音乐交流中的参与者、合作者，逐渐成为各大国际音乐活动中的策划者、主导者。她利用各类主题音乐会、音乐节的契机，致力于构建中西音乐对话交流机制，在国际乐坛扮演着中国音乐文化传播大使的角色，用琵琶的声音讲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主题。
二、促进中西音乐交流的融合点与生长点
在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实践中，杨静能够牢牢把握融合点与生长点这一对核心概念，以此作为认识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基础。这一概念在国际交流的促进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议题。对于中西音乐的融合点与生长点这一对概念的理解，她认为中国音乐在当代的构成已不仅是东方人借鉴西方人的音乐艺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方人也在借鉴东方人的美学观念。如果说20世纪为作曲家们打开了窥探其他音乐文化的大门，那么在21世纪这个大门就已完全敞开，相互之间都在欢迎着对方。现在有很多西方作曲家在创作概念与技法上运用东方音乐理念，甚至直接利用中国的声音音源（乐器）进行创作，这为中西方音乐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文化在现阶段的发展机制，为我们搭建了彼此互通的平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些不同音乐形式之间进行的交流与借鉴，构成了中西音乐的融合点。
杨静在日本求学期间，频繁与尺八、雅乐筝、三味线、萨摩琵琶等各类乐器进行合作，完成了东方乐器组合之间的对话。2000年开始尝试用琵琶演奏爵士乐，曾与美国爵士鼓大师Max Roach同台表演。参与创作、演奏了第一部琵琶与爵士乐四重奏《不同的歌》。先后举办《东西弦乐交辉》（与瑞士卢塞恩节日弦乐团合作）;《来自天上的声音》（琵琶与管风琴音乐会）;《四根线上的交响》（琵琶与多媒体音乐会）;《深秋对话》（与欧洲打击乐家樊欧合作）;琵琶与合唱等一些列专场音乐会。一次次用琵琶跨越中西方音乐在时间、空间、观念、风格、型态上的界限，为中西音乐的融合开创出更多的机遇与可能。
杨静在推动中西音乐融合的同时，也在促使中国音乐产生新的生长点，她写到：“中国传统器乐的音乐语言可作为一个被我们忽视的生长点，由此发现自己的音乐语汇。就像古老的、饱含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古琴音乐，它那虚实相间的声音，对于时间和声音的独特理解，都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音乐想像空间，是承载了真、善、美的综合体。”{1}中国音乐的生长点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语汇，以及在世界音乐交流并进的格局中，如何审视中国传统音乐语汇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琵琶自古就是连接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乐器，自东汉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五弦琵琶、曲项琵琶两种“胡琵琶”，在千百年的演进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弦鼗、阮咸等“秦琵琶”，在乐器形制、演奏技法上完成了吸收与借鉴，逐步由横抱拨弹的演奏形式演化为今天的竖抱指弹形式。在唐代燕乐与众多琵琶演奏名家的带动下，形成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今杨静的音乐足迹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用琵琶与各种不同乐器进行直接对话，不断挖掘琵琶的演奏潜质，成为中国琵琶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她认为音乐的传统就是在时间中经过不断重复而积累下来的“遗产”，而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时间上的艺术。继承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要尽量原封不动地博物馆式保存，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当下的生存与再生，其最终目的是要维持傳统活态的发展状态。今天要延续过去的传统，更要创造当代的传统。她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作为音乐交流的声音媒介，在与世界音乐的对话与融合中，重新赋予中国民族乐器新的文化语境与生长点。 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体裁的音乐形式，在交流中首先要确立一种音乐观念。在与世界音乐的对话中，杨静不断进行着反思与追问，今天要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中国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立足点在哪里？这里就涉及到在不同文化中，音乐的语境与语法问题。音乐的语境就是音乐在文化中形成的型态与审美追求，音乐的语法是由音乐型态构成的音乐表达方式。杨静作为国际音乐家能够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中的不同音乐语法，发现其中的规律，寻找各种音乐融合的衔接点，这一观念成为她与世界音乐对话的先决条件。她所倡导的中西音乐融合与生长，是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并不是去刻意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取向。她认为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对话属于精神层面，是多元、多层次文化之间的对话，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故事渊源，每一位音乐家都来自不同的地区，平等对话是最为基本的要求。例如杨静在音乐会中大胆使用中国音乐元素，利用瑞士民间音乐曲调与陕西秦腔音乐苦音腔进行创作，在为爵士乐队创作的爵士音乐中，使用京剧锣鼓经素材，让西方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原生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推广，西方音乐界能够重新审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地位，改变了西方人对于中国音乐的固有印象。今天琵琶的身份变了，它由一个装饰性、沟通性的媒介，变为音乐会中声音的主角，促使民族乐器在国际舞台萌发出新的生长点，同时也成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音乐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切都离不开杨静的辛勤付出。
三、杨静音乐实践的启示
杨静在今天能够立足国际乐坛，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这为民族音乐在未来的发展带来了种种经验与启示。她首先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语境，无论是表演还是创作，能够准确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韵表达与审美追求。一方面坚守琵琶艺术的传统母语，另一方面在国际音乐交流中，用琵琶与各种音乐形式进行合作，为民族器乐的演奏观念、演奏技法、演奏形式拓展出新的空间。
杨静把琵琶看作是一种声源，是传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强调对于演奏声音的控制。她认为琵琶的“武器”就是指甲，指甲能够正、反面演奏，充分调动所有手指的演奏机能，构成弹、挑、勾、抹、轮等不同指法，进而表现出不同的音色，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琵琶的音乐表现力。更重要的是，和西方乐器相比，琵琶直接用手指接触琴弦，可以自如地控制演奏的力度与音色，在拨奏发音之后，还可以再加入左手吟、揉等大量的技法，根据需要让发出的声音在延续中得到进一步变化，可展现出与西方音乐完全不同的意境。在琵琶与其他乐器的对话中，她认为促成每个成功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会聆听，既要聆听自己也要聆听对方。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审美诉求，以及不同时期对相同属性的声音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合作中要学会聆听别人，理解别人的音乐意图，有能力烘托对方，不能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在为中西乐器混合的乐队作曲和配器时，除了让每一件乐器、每一种声音都能展现出它应有的特色，更要找到合理的切合点，由此达到平衡、融合的音响效果。
即兴演奏是杨静在国际音乐舞台表演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音乐历来强调即兴表演的重要性，在各类民间音乐品种中，保存着大量即兴发挥的内容，成为衡量乐手演奏能力的标准。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专业音乐教育的普及，即兴演奏这样的表演形式却鲜有施展的空间。即兴演奏对于演奏技艺与音乐解读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演奏者宏观把握演奏乐曲的风格特性，了解合奏乐器的音效特点，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与音乐熏陶，才能在演奏中达到浑然天成、相辅相成的效果。如今在与世界各种乐器的合作中，她的独特之处便在于能够重新发挥民族器乐的即兴特质，以精湛的演奏技艺，赋予琵琶无限的表演可能，展现心中对于音乐最为本真的追求。李西安教授在观看杨静音乐会后写到：“我无意把各种形式的即兴和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对立起来，只是面对古人与现代人对即兴的由衷喜爱，我不能不想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许，从音樂本原衍生出来的以严密的形式结构为载体的创作，其佼佼者可以超越自己产生的时代，并将延续到久远的未来，而即兴则是人类情感最率真的‘直白’，以致赤裸的无需任何修饰，难道这些无形之相不是更加贴近音乐的本原吗？而本原也同样是永恒的。”{2}由此可见，即兴演奏的意义在于直接表达演奏家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对音乐本原的恒久追求，成为演奏家精神世界与艺术素养的集中体现。
杨静既是琵琶演奏家，同时又是专业作曲家，经常在各种主题的音乐会中演奏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双重音乐家身份，为其国际音乐实践道路提供了便利条件。她能够根据自己的演奏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音乐创作，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对不同的表演内容与合作对象，通过演奏、创作于一身的优势，适应不同的音乐环境。她在音乐创作中注重中国民族音乐语汇的开发，将戏曲音乐、民歌小调、江南丝竹、琵琶传统乐曲等多种音乐素材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新的演奏技法，以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表演，赋予传统音乐语汇全新的诠释。例如她创作的琵琶曲《九连钰》《品诉》《龟兹舞曲》《间歇泉》《荒城残梦》《御酒》《梦断敦煌》《阙如》《荷》等。这些作品大多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传说、文化古迹、自然风光中汲取灵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以国际音乐家的视野联通古今中外，为其音乐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处处展现出深邃的哲理性，引发听众对于历史、文化、社会、自然等恒久议题的无限思考。
杨静用琵琶开启了她的国际音乐实践道路，尝试与世界不同乐器、不同音乐形式之间的合作对话，寻找到中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之间的融合点。在建构中西音乐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其演奏、创作专长，不断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的生长点，赋予中国传统音乐语汇新的文化语境。她今天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开拓出新的方向，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由对立与排斥走向了融合与生长，将过去难以调和的矛盾体转化为现在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以她的智慧与努力为中西音乐交流勾勒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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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静的音乐实践道路
杨静6岁起开始接触琵琶，12岁进入戏曲学校学习，14岁至19岁在河南许昌市戏曲团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传统音乐功底。1982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琵琶名师叶绪然教授，求学期间还跟随作曲家胡登跳先生学习作曲理论课程。1986年杨静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崭露头角，演奏了她的创作作品《九连钰》《品诉》，得到组委会的一直好评，分别获得演奏一等奖与创作二、三等奖。她在琵琶演奏与音乐创作方面的天赋让学界为之瞩目，成为其未来音乐道路上的重要支撑。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民族乐团担任琵琶演奏员，在北京音乐厅与古筝范玮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扬琴演奏家刘月宁共同举办“卿梅静月”音乐会以及个人琵琶独奏音乐会。在国内顶尖乐团十余年的历练中，不仅让她成为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也让她具备了开放的国际音乐视野。
上世纪90年代末，杨静重新规划自己的音乐道路，以独立演奏家、作曲家的身份走出国门，在世界音乐的舞台推广中国音乐与琵琶艺术。1996—1998年，她向日本作曲家三木稔先生学习作曲，后成为“日本艺术公司”签约音乐家。2000至2010年，每年在日本举行“古丝绸之路”音乐巡演与“北杜国际音乐节”。1999年参加英国BBC逍遥音乐节（BBCProms）“最后之夜”全球直播音乐会。为表彰杨静的音乐贡献，位于英国中部的一座多功能音乐厅以她的名字而命名。2003年定居瑞士，在伯尔尼艺术大学获得现代作曲硕士学位，曾任教于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音乐系，负责教授中国音乐及乐队实践课程，现担任瑞士亚洲音乐协会艺术总监。
国外的学习、实践经历，为杨静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与世界众多作曲家、演奏家的合作中，得到了国际音乐界的广泛认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赢得各种殊荣的同时，她的音乐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由最初国际音乐交流中的参与者、合作者，逐渐成为各大国际音乐活动中的策划者、主导者。她利用各类主题音乐会、音乐节的契机，致力于构建中西音乐对话交流机制，在国际乐坛扮演着中国音乐文化传播大使的角色，用琵琶的声音讲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主题。
二、促进中西音乐交流的融合点与生长点
在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实践中，杨静能够牢牢把握融合点与生长点这一对核心概念，以此作为认识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基础。这一概念在国际交流的促进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议题。对于中西音乐的融合点与生长点这一对概念的理解，她认为中国音乐在当代的构成已不仅是东方人借鉴西方人的音乐艺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方人也在借鉴东方人的美学观念。如果说20世纪为作曲家们打开了窥探其他音乐文化的大门，那么在21世纪这个大门就已完全敞开，相互之间都在欢迎着对方。现在有很多西方作曲家在创作概念与技法上运用东方音乐理念，甚至直接利用中国的声音音源（乐器）进行创作，这为中西方音乐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文化在现阶段的发展机制，为我们搭建了彼此互通的平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些不同音乐形式之间进行的交流与借鉴，构成了中西音乐的融合点。
杨静在日本求学期间，频繁与尺八、雅乐筝、三味线、萨摩琵琶等各类乐器进行合作，完成了东方乐器组合之间的对话。2000年开始尝试用琵琶演奏爵士乐，曾与美国爵士鼓大师Max Roach同台表演。参与创作、演奏了第一部琵琶与爵士乐四重奏《不同的歌》。先后举办《东西弦乐交辉》（与瑞士卢塞恩节日弦乐团合作）;《来自天上的声音》（琵琶与管风琴音乐会）;《四根线上的交响》（琵琶与多媒体音乐会）;《深秋对话》（与欧洲打击乐家樊欧合作）;琵琶与合唱等一些列专场音乐会。一次次用琵琶跨越中西方音乐在时间、空间、观念、风格、型态上的界限，为中西音乐的融合开创出更多的机遇与可能。
杨静在推动中西音乐融合的同时，也在促使中国音乐产生新的生长点，她写到：“中国传统器乐的音乐语言可作为一个被我们忽视的生长点，由此发现自己的音乐语汇。就像古老的、饱含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古琴音乐，它那虚实相间的声音，对于时间和声音的独特理解，都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音乐想像空间，是承载了真、善、美的综合体。”{1}中国音乐的生长点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语汇，以及在世界音乐交流并进的格局中，如何审视中国传统音乐语汇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琵琶自古就是连接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乐器，自东汉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五弦琵琶、曲项琵琶两种“胡琵琶”，在千百年的演进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弦鼗、阮咸等“秦琵琶”，在乐器形制、演奏技法上完成了吸收与借鉴，逐步由横抱拨弹的演奏形式演化为今天的竖抱指弹形式。在唐代燕乐与众多琵琶演奏名家的带动下，形成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今杨静的音乐足迹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用琵琶与各种不同乐器进行直接对话，不断挖掘琵琶的演奏潜质，成为中国琵琶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她认为音乐的传统就是在时间中经过不断重复而积累下来的“遗产”，而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时间上的艺术。继承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要尽量原封不动地博物馆式保存，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当下的生存与再生，其最终目的是要维持傳统活态的发展状态。今天要延续过去的传统，更要创造当代的传统。她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作为音乐交流的声音媒介，在与世界音乐的对话与融合中，重新赋予中国民族乐器新的文化语境与生长点。 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体裁的音乐形式，在交流中首先要确立一种音乐观念。在与世界音乐的对话中，杨静不断进行着反思与追问，今天要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中国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立足点在哪里？这里就涉及到在不同文化中，音乐的语境与语法问题。音乐的语境就是音乐在文化中形成的型态与审美追求，音乐的语法是由音乐型态构成的音乐表达方式。杨静作为国际音乐家能够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中的不同音乐语法，发现其中的规律，寻找各种音乐融合的衔接点，这一观念成为她与世界音乐对话的先决条件。她所倡导的中西音乐融合与生长，是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并不是去刻意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取向。她认为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对话属于精神层面，是多元、多层次文化之间的对话，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故事渊源，每一位音乐家都来自不同的地区，平等对话是最为基本的要求。例如杨静在音乐会中大胆使用中国音乐元素，利用瑞士民间音乐曲调与陕西秦腔音乐苦音腔进行创作，在为爵士乐队创作的爵士音乐中，使用京剧锣鼓经素材，让西方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原生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推广，西方音乐界能够重新审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地位，改变了西方人对于中国音乐的固有印象。今天琵琶的身份变了，它由一个装饰性、沟通性的媒介，变为音乐会中声音的主角，促使民族乐器在国际舞台萌发出新的生长点，同时也成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音乐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切都离不开杨静的辛勤付出。
三、杨静音乐实践的启示
杨静在今天能够立足国际乐坛，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这为民族音乐在未来的发展带来了种种经验与启示。她首先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语境，无论是表演还是创作，能够准确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韵表达与审美追求。一方面坚守琵琶艺术的传统母语，另一方面在国际音乐交流中，用琵琶与各种音乐形式进行合作，为民族器乐的演奏观念、演奏技法、演奏形式拓展出新的空间。
杨静把琵琶看作是一种声源，是传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强调对于演奏声音的控制。她认为琵琶的“武器”就是指甲，指甲能够正、反面演奏，充分调动所有手指的演奏机能，构成弹、挑、勾、抹、轮等不同指法，进而表现出不同的音色，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琵琶的音乐表现力。更重要的是，和西方乐器相比，琵琶直接用手指接触琴弦，可以自如地控制演奏的力度与音色，在拨奏发音之后，还可以再加入左手吟、揉等大量的技法，根据需要让发出的声音在延续中得到进一步变化，可展现出与西方音乐完全不同的意境。在琵琶与其他乐器的对话中，她认为促成每个成功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会聆听，既要聆听自己也要聆听对方。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审美诉求，以及不同时期对相同属性的声音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合作中要学会聆听别人，理解别人的音乐意图，有能力烘托对方，不能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在为中西乐器混合的乐队作曲和配器时，除了让每一件乐器、每一种声音都能展现出它应有的特色，更要找到合理的切合点，由此达到平衡、融合的音响效果。
即兴演奏是杨静在国际音乐舞台表演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音乐历来强调即兴表演的重要性，在各类民间音乐品种中，保存着大量即兴发挥的内容，成为衡量乐手演奏能力的标准。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专业音乐教育的普及，即兴演奏这样的表演形式却鲜有施展的空间。即兴演奏对于演奏技艺与音乐解读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演奏者宏观把握演奏乐曲的风格特性，了解合奏乐器的音效特点，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与音乐熏陶，才能在演奏中达到浑然天成、相辅相成的效果。如今在与世界各种乐器的合作中，她的独特之处便在于能够重新发挥民族器乐的即兴特质，以精湛的演奏技艺，赋予琵琶无限的表演可能，展现心中对于音乐最为本真的追求。李西安教授在观看杨静音乐会后写到：“我无意把各种形式的即兴和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对立起来，只是面对古人与现代人对即兴的由衷喜爱，我不能不想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许，从音樂本原衍生出来的以严密的形式结构为载体的创作，其佼佼者可以超越自己产生的时代，并将延续到久远的未来，而即兴则是人类情感最率真的‘直白’，以致赤裸的无需任何修饰，难道这些无形之相不是更加贴近音乐的本原吗？而本原也同样是永恒的。”{2}由此可见，即兴演奏的意义在于直接表达演奏家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对音乐本原的恒久追求，成为演奏家精神世界与艺术素养的集中体现。
杨静既是琵琶演奏家，同时又是专业作曲家，经常在各种主题的音乐会中演奏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双重音乐家身份，为其国际音乐实践道路提供了便利条件。她能够根据自己的演奏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音乐创作，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对不同的表演内容与合作对象，通过演奏、创作于一身的优势，适应不同的音乐环境。她在音乐创作中注重中国民族音乐语汇的开发，将戏曲音乐、民歌小调、江南丝竹、琵琶传统乐曲等多种音乐素材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新的演奏技法，以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表演，赋予传统音乐语汇全新的诠释。例如她创作的琵琶曲《九连钰》《品诉》《龟兹舞曲》《间歇泉》《荒城残梦》《御酒》《梦断敦煌》《阙如》《荷》等。这些作品大多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传说、文化古迹、自然风光中汲取灵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以国际音乐家的视野联通古今中外，为其音乐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处处展现出深邃的哲理性，引发听众对于历史、文化、社会、自然等恒久议题的无限思考。
杨静用琵琶开启了她的国际音乐实践道路，尝试与世界不同乐器、不同音乐形式之间的合作对话，寻找到中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之间的融合点。在建构中西音乐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其演奏、创作专长，不断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的生长点，赋予中国传统音乐语汇新的文化语境。她今天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开拓出新的方向，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由对立与排斥走向了融合与生长，将过去难以调和的矛盾体转化为现在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以她的智慧与努力为中西音乐交流勾勒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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