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明史·张居正传》感触颇深，张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初年的首辅，主政十年，对明代中后起的积习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首先进行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的局面，他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裁撤冗员，奖励提拔了廉洁有才干的官吏，吏治腐败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实行“一条鞭法”，清查了贵族和官僚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以逃避税收，清理了积欠的田地租赋，抑制了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增加了国库收入，多少减轻了农民负担，扭转了明王朝财政困难的状况。他整顿驿站，减轻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他整顿学政，不再把八股文作为取士的唯一标准，多少改变了明代士人读书学习脱离实际的坏习气。他整顿边防，知人善人，重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分别镇守辽东和蓟州。安抚俺答，抗击土蛮，形成了比较坚固的边防守备系统。又通过互市贸易等手段，稳定边陲，四海安宁，改变了明代中期以来边备废弛的情况。“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沈鲤《张太岳集序》）。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缓解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张居正去世后，人亡政息，身后毀誉，完全改变了他的改革方略，并且株连张氏家族，“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戮尸而故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嗣修，俱发烟瘴地。”（《明史·张居正传》）从而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更加严重，并且越来越走向灭亡。“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孟森《明史讲义》）
　　为什么张居正改革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功在社稷，可是却有如此多的朝廷官员，士人攻击他。这并不完全是他的改革触犯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以及“威柄之操，几于震主”的深刻原因。相当程度是张居正本身的缺点和错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也为他的政敌提供了攻击的口实。尤其是他执政后期，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不喜逆耳之言，及科举作弊，纵容亲属受贿，纵容奴仆违法等等。使人们对他由“中外想望丰采”的景仰，到“久玷清华，不闻名节”的鄙视。这不仅是张居正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值得后人深刻反思。
　　第一，喜听阿谀，重用小人。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如此肉麻的文字，竟使张居正大喜，准备越级提拔邱岳，只因后来自己病重未能实现。这样用人怎能不遭人冷眼。第二，排斥异己，压制言路。张居正不准同僚有任何意见，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只能随声附和。指使湖广地方官杀害了对自己不满的学者梁汝元，还禁毁全国的私立书院。将上书反对自己的辽东巡按刘台，充军广西，并株连其父亲和弟弟，致使刘台死于充军之地。怎能不使正直之士寒心。第三，科举作弊，破坏公平。张居正为使子弟早登仕途，在科举上做手脚，他的次子张嗣修在万历五年参加会试，排在二甲，可是竟将他的次子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儿子得功名，父亲遭唾骂，怎能不使人气愤。第四，广收贿赂，包庇纵容。张居正不直接接受贿赂，但放任老父、子弟和奴仆大开贿赂之门。隆庆二年江陵的遼王被废，豪华的王府归了张家，他没花一文钱，湖广巡抚、巡按还送银子上门，建议为张居正立牌坊。实际上这笔钱成了翻修王府的费用。不少官员看准了这个门路，不向京师相府送礼，直接送往江陵张府，他并不制止亲属收贿。甚至连他的宠奴游守礼也与士大夫结纳交往，招权纳贿，不少达官贵人争相同游守礼称兄道弟，张居正始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怎能不使人产生怨恨。张居正从十年前世人瞩目的敬仰，变成了世人侧目的鄙视。他死后，被长期埋藏的群臣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喷发，连同他的改革方略一起吞噬了。
　　从近期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大案要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初他们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曾勤奋努力，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尽管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把人民的公仆当成了人民的“老爷”，思想观念发生了错位，导致最后身败名裂。有些领导干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有些飘飘然，并把这看成是向组织伸手要官、居功自傲的条件，他们忘记了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党的教育，群众支持的结果。要知道自己的工作同党的要求、人民的期望总是有距离的，入党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当官没有什么特权可享，要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甘为人民当一辈子长工，拉一辈子车。在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开阔视野的同时，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永远与群众在一起，切勿重蹈历史上改革者失败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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