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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遗嘱：不给后代留私产
2005年2月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依依不舍。
办完丧事当天，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
吴波的这份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年10月立下的，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期间，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直到他离休后，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后来房改，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他却没有买。吴波表示：“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二留遗嘱：再向组织表心迹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孩子们又都同意，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
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
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变通”。
2005年2月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他的老伴儿也已先于他离世。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
很快，一份《交房申请》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
在《交房申请》的最后，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此时，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
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别人。吴波去世后，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父亲的存款是5.1万元，母亲的存款是5.9万元。除此之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余下的1万元，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
11万元本来就不多，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因他是“大官”而沾光。
对孩子们是这样，吴波对自己则更为“严苛”。
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他总是摇头。他说：“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后来，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水泥、石灰等都运来了，他还是不肯。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他的睡衣、衬衣都是穿成了“毛边”，还是不肯做新的。家里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只好搬一条方凳子“凑合”着放上电话。
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已经打了“补丁”；一溜儿半截高的书柜，稍微一挪要散架。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对他说：“您给我钱，我帮您扔掉。”
他不收禮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对送上门的礼品，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的操守，吴老坚守了一生。
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吴波总是挂念在心，慷慨解囊。
吴波住所的前院，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蔡师傅家境困难，吴老时常给他接济，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代交。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发“压岁钱”。
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并让老伴儿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还嘱咐小杨有空儿就要多学习。小杨抽空儿学了个文秘函授，吴波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
吴波，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地走了。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令后人受益无穷。
（摘自《人民日报》）
2005年2月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依依不舍。
办完丧事当天，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
吴波的这份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年10月立下的，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期间，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直到他离休后，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后来房改，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他却没有买。吴波表示：“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二留遗嘱：再向组织表心迹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孩子们又都同意，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
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
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变通”。
2005年2月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他的老伴儿也已先于他离世。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
很快，一份《交房申请》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
在《交房申请》的最后，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此时，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
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别人。吴波去世后，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父亲的存款是5.1万元，母亲的存款是5.9万元。除此之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余下的1万元，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
11万元本来就不多，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因他是“大官”而沾光。
对孩子们是这样，吴波对自己则更为“严苛”。
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他总是摇头。他说：“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后来，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水泥、石灰等都运来了，他还是不肯。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他的睡衣、衬衣都是穿成了“毛边”，还是不肯做新的。家里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只好搬一条方凳子“凑合”着放上电话。
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已经打了“补丁”；一溜儿半截高的书柜，稍微一挪要散架。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对他说：“您给我钱，我帮您扔掉。”
他不收禮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对送上门的礼品，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的操守，吴老坚守了一生。
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吴波总是挂念在心，慷慨解囊。
吴波住所的前院，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蔡师傅家境困难，吴老时常给他接济，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代交。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发“压岁钱”。
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并让老伴儿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还嘱咐小杨有空儿就要多学习。小杨抽空儿学了个文秘函授，吴波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
吴波，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地走了。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令后人受益无穷。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