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国家林业局公开拍卖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并将狩猎者限定为外国人。很快,这次拍卖因公众的质疑而叫停。
有人喊出:“有钱就可以猎杀野生动物吗?”“为什么只让外国人打,不让中国人打?”
随后,有偿狩猎的提法因主管部门害怕舆论压力,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无人追问,有偿狩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究竟是利是弊?
夏日的黄昏,新疆北部的科克森山国际狩猎场,夕阳的层次和色调出奇地丰富。走在去看盘羊的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免得惊扰了动物”。在一个岔路口上,导猎人抓起一把土,再让土从手中流下。然后,他往右边一指,“走这边”——远远地,盘羊就能辨出人类的味道,然后望风而逃,要想看到它们,人必须走下风向。
四周是光秃秃的只有几株矮小灌木的沙土山,山坡陡峭,却有断断续续的崎岖山路往上走。同行的一位动物学家说,盘羊最喜欢这种山,“山路陡峭、视野开阔 ,让它们有安全感。”
忽然,一个消息在眨眼间以非语言的形式在这群外来者中流传:右边的山顶上,有只盘羊。我抬头去看,眯着眼睛辨认了几秒钟,什么都没看到。旁边第一次到此的一位年轻动物学家告诉我,它已经跑掉了,“四蹄扬起,真漂亮,矫健。”
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这帮人驱车四五个小时,去这个昔日猎场,看这些“矫健”的盘羊,以研究是否能对它们进行有偿狩猎,用获得的资金来支持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收获让人们更愿意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投资
敏捷而机警的卡尔用相机抓拍到了那只盘羊。他是来自美国的动物学家,也是个猎人。
他坚决不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因为养殖场对待动物们太残忍。在美国,他从不去超市买肉,只吃自己打到的猎物的肉,他认为这最环保的——“你是愿意一辈子住在笼子里,吃着高脂肪、低蛋白的食物,安安稳稳活个80年;还是愿意在大自然里快乐地奔跑,喝清晨草尖上的露水,与美貌的雌性尽情追逐,在盛年刚过的某一天,随着‘砰’的一声,瞬间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14岁扛起猎枪开始,卡尔一直在刻苦地练习射击技术,以求能让动物死亡时感受到尽可能少的痛苦。
在狩猎生涯中,他最痛苦的事情是:有段时间,为了控制鹿群的数量,威斯康星州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要求在射杀雄性野鹿的同时,必须也射杀相同数量的雌性野鹿,“我不想杀母鹿,可是……那太可怕了。”
在卡尔看来,射击的动作充满了男人味。拿起猎枪或手中的相机,准确地捕获一只你心仪的猎物,这正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他深深地担忧着现在的小孩,没有见过自然,也没有参加过狩猎。
在卡尔供职的威斯康星大学,野生动物经营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该校的自然主义者李奥帕德创立了“动物经营”的概念。
李奥帕德说:我们应该有专业的“野生动物管理人在野外养育猎物,并将狩猎从开发利用行为变成收获行为,而收获让人们更愿意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投资。”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经营”的方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
胖胖的老头儿比尔是某狩猎俱乐部的科学顾问。简单来说,他的工作可以被这样描述:召集有钱人,用“天价”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打一两头动物,然后监督这些钱是否全部用在了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上。
在讨论会上,比尔介绍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经验:“300多年前,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大量、无节制地捕杀野生动物,造成了很多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就像今天的中国。从18世纪末开始,一批社会活动家站出来反对商业狩猎,猎人们是动物保护和反对商业狩猎的重要力量。之后,由猎人倡导,制定了一套‘由获益者付费’的野生动物保护模式。”
比尔举了自己在俱乐部做的一个工作——让来自发达国家的猎人花每头15-20万美金的代价,从南非和纳米比亚猎杀黑犀牛。
黑犀牛是地地道道的珍稀野生动物,全世界仅存3000-4000头,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上,它被列在附录一,禁止贸易。但考虑到这些收入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CITES特意网开一面,给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两国每年10头黑犀牛的贸易配额。2008年,实际被猎获的犀牛为4只,且都是过了生育期的老年雄性犀牛,为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在60万美元以上。
与会旁听的环境主义者问:“人怎么可以杀动物,人和动物不是平等的吗?“
比尔有些为难,“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几乎费了半顿饭的功夫解释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人和动物不平等,但这并不是说人比动物高级,而是因为人类现在占有更多的资源。人类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学会考虑到动物的利益,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经营”的方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
根据他介绍:在美国,大家可以购买鸭票、鹿票之类的野生动物猎获凭证,去猎获普通的野生动物来吃肉。技术好的猎手,靠打猎吃肉比从超市里还便宜;只是这些猎获物绝对不能出售。出售自己的猎获物并从中渔利是非法的。
大约7%的美国人参与打猎,注册的猎人达1800万,科学部门的监测数据表明野生动物们不会越打越少,而因为狩猎的延伸产业很多,也就有更多的人参与了关心野生动物这件事,保证了动物们有更多的水草和更广泛的生存空间,野生动物反而会越打越多。
售卖猎票是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比如,美国蒙大拿州的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每年财政预算约为5600万美元,其中的90%来自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执照。那里有80万居民,其中10多万人参与猎鹿。
与狩猎活动相配套的是,美国有相当严格的法律,在一个猎手打猎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对其将来猎获物的数量、性别、年龄等有了很详细的规定。可以不打,但打错了是要受罚的。惩罚措施也相当人性化,第一步的处罚措施通常是禁猎,比如,20年不准打猎。如果再犯,就要进监狱和承受高额的罚单。违规的罚单也通常是以违规者的个人资产为基数,那是极富“人性化”的规定——不是固定数额的罚金,而是将违规者个人资产的一定比例充公。
狩猎会不会把中国野生动物打光?
狩猎会不会把中国的野生动物打光?
从1988年开始,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和保护生物学院的科学家哈里斯,就在中国西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他在自己的新书《消逝的荒野》中表示:“‘战利品狩猎’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狩猎动物种群还没有显著的影响。”
根据英国自然资源经济学家蒂莫夫·斯旺森的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在于,要制定相关政策,把存在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那些还拥有着大量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去,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人们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
然而,因狩猎流入中国的资金,能否激励当地人“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这又是个问题。
以阿克塞狩猎场为例,每位组团去打猎的国际猎人为每头盘羊支付19500美元,而最终猎场因每头被猎获的盘羊得到的收入大约为1200美元,只占整个狩猎收入的12%-16%。根据哈里斯的数据,从这些钱里,省一级和县一级各拿了30%左右。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际狩猎场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与责任的大小是成反比的”。哈里斯还注意到, “省级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汽车,几乎总比狩猎场办公室的更高档、动力更强,即使主要被用来在城市及周围接待贵宾,而后者主要被用来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下开展工作。”
有偿狩猎的收益,究竟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收益分配情况是问题的关键。
在给试图在中国发展国际狩猎事业的某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指出,战利品狩猎的确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可以用来激励保护野生动物并推广保护的理念,但这一切“惟一的合理性在于,它使保护行为行使者及当地社区受益。”
夏勒建议道:应尽快找到一种可行办法,把获益资金直接发放到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取代政府部门层层下拨的办法。当然,无论如何,战利品狩猎应对公众公开透明。
有人喊出:“有钱就可以猎杀野生动物吗?”“为什么只让外国人打,不让中国人打?”
随后,有偿狩猎的提法因主管部门害怕舆论压力,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无人追问,有偿狩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究竟是利是弊?
夏日的黄昏,新疆北部的科克森山国际狩猎场,夕阳的层次和色调出奇地丰富。走在去看盘羊的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免得惊扰了动物”。在一个岔路口上,导猎人抓起一把土,再让土从手中流下。然后,他往右边一指,“走这边”——远远地,盘羊就能辨出人类的味道,然后望风而逃,要想看到它们,人必须走下风向。
四周是光秃秃的只有几株矮小灌木的沙土山,山坡陡峭,却有断断续续的崎岖山路往上走。同行的一位动物学家说,盘羊最喜欢这种山,“山路陡峭、视野开阔 ,让它们有安全感。”
忽然,一个消息在眨眼间以非语言的形式在这群外来者中流传:右边的山顶上,有只盘羊。我抬头去看,眯着眼睛辨认了几秒钟,什么都没看到。旁边第一次到此的一位年轻动物学家告诉我,它已经跑掉了,“四蹄扬起,真漂亮,矫健。”
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这帮人驱车四五个小时,去这个昔日猎场,看这些“矫健”的盘羊,以研究是否能对它们进行有偿狩猎,用获得的资金来支持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收获让人们更愿意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投资
敏捷而机警的卡尔用相机抓拍到了那只盘羊。他是来自美国的动物学家,也是个猎人。
他坚决不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因为养殖场对待动物们太残忍。在美国,他从不去超市买肉,只吃自己打到的猎物的肉,他认为这最环保的——“你是愿意一辈子住在笼子里,吃着高脂肪、低蛋白的食物,安安稳稳活个80年;还是愿意在大自然里快乐地奔跑,喝清晨草尖上的露水,与美貌的雌性尽情追逐,在盛年刚过的某一天,随着‘砰’的一声,瞬间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14岁扛起猎枪开始,卡尔一直在刻苦地练习射击技术,以求能让动物死亡时感受到尽可能少的痛苦。
在狩猎生涯中,他最痛苦的事情是:有段时间,为了控制鹿群的数量,威斯康星州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要求在射杀雄性野鹿的同时,必须也射杀相同数量的雌性野鹿,“我不想杀母鹿,可是……那太可怕了。”
在卡尔看来,射击的动作充满了男人味。拿起猎枪或手中的相机,准确地捕获一只你心仪的猎物,这正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他深深地担忧着现在的小孩,没有见过自然,也没有参加过狩猎。
在卡尔供职的威斯康星大学,野生动物经营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该校的自然主义者李奥帕德创立了“动物经营”的概念。
李奥帕德说:我们应该有专业的“野生动物管理人在野外养育猎物,并将狩猎从开发利用行为变成收获行为,而收获让人们更愿意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投资。”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经营”的方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
胖胖的老头儿比尔是某狩猎俱乐部的科学顾问。简单来说,他的工作可以被这样描述:召集有钱人,用“天价”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打一两头动物,然后监督这些钱是否全部用在了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上。
在讨论会上,比尔介绍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经验:“300多年前,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大量、无节制地捕杀野生动物,造成了很多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就像今天的中国。从18世纪末开始,一批社会活动家站出来反对商业狩猎,猎人们是动物保护和反对商业狩猎的重要力量。之后,由猎人倡导,制定了一套‘由获益者付费’的野生动物保护模式。”
比尔举了自己在俱乐部做的一个工作——让来自发达国家的猎人花每头15-20万美金的代价,从南非和纳米比亚猎杀黑犀牛。
黑犀牛是地地道道的珍稀野生动物,全世界仅存3000-4000头,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上,它被列在附录一,禁止贸易。但考虑到这些收入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CITES特意网开一面,给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两国每年10头黑犀牛的贸易配额。2008年,实际被猎获的犀牛为4只,且都是过了生育期的老年雄性犀牛,为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在60万美元以上。
与会旁听的环境主义者问:“人怎么可以杀动物,人和动物不是平等的吗?“
比尔有些为难,“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几乎费了半顿饭的功夫解释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人和动物不平等,但这并不是说人比动物高级,而是因为人类现在占有更多的资源。人类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学会考虑到动物的利益,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经营”的方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
根据他介绍:在美国,大家可以购买鸭票、鹿票之类的野生动物猎获凭证,去猎获普通的野生动物来吃肉。技术好的猎手,靠打猎吃肉比从超市里还便宜;只是这些猎获物绝对不能出售。出售自己的猎获物并从中渔利是非法的。
大约7%的美国人参与打猎,注册的猎人达1800万,科学部门的监测数据表明野生动物们不会越打越少,而因为狩猎的延伸产业很多,也就有更多的人参与了关心野生动物这件事,保证了动物们有更多的水草和更广泛的生存空间,野生动物反而会越打越多。
售卖猎票是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比如,美国蒙大拿州的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每年财政预算约为5600万美元,其中的90%来自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执照。那里有80万居民,其中10多万人参与猎鹿。
与狩猎活动相配套的是,美国有相当严格的法律,在一个猎手打猎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对其将来猎获物的数量、性别、年龄等有了很详细的规定。可以不打,但打错了是要受罚的。惩罚措施也相当人性化,第一步的处罚措施通常是禁猎,比如,20年不准打猎。如果再犯,就要进监狱和承受高额的罚单。违规的罚单也通常是以违规者的个人资产为基数,那是极富“人性化”的规定——不是固定数额的罚金,而是将违规者个人资产的一定比例充公。
狩猎会不会把中国野生动物打光?
狩猎会不会把中国的野生动物打光?
从1988年开始,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和保护生物学院的科学家哈里斯,就在中国西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他在自己的新书《消逝的荒野》中表示:“‘战利品狩猎’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狩猎动物种群还没有显著的影响。”
根据英国自然资源经济学家蒂莫夫·斯旺森的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在于,要制定相关政策,把存在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那些还拥有着大量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去,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人们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
然而,因狩猎流入中国的资金,能否激励当地人“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这又是个问题。
以阿克塞狩猎场为例,每位组团去打猎的国际猎人为每头盘羊支付19500美元,而最终猎场因每头被猎获的盘羊得到的收入大约为1200美元,只占整个狩猎收入的12%-16%。根据哈里斯的数据,从这些钱里,省一级和县一级各拿了30%左右。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际狩猎场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与责任的大小是成反比的”。哈里斯还注意到, “省级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汽车,几乎总比狩猎场办公室的更高档、动力更强,即使主要被用来在城市及周围接待贵宾,而后者主要被用来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下开展工作。”
有偿狩猎的收益,究竟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收益分配情况是问题的关键。
在给试图在中国发展国际狩猎事业的某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指出,战利品狩猎的确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可以用来激励保护野生动物并推广保护的理念,但这一切“惟一的合理性在于,它使保护行为行使者及当地社区受益。”
夏勒建议道:应尽快找到一种可行办法,把获益资金直接发放到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取代政府部门层层下拨的办法。当然,无论如何,战利品狩猎应对公众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