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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感叹“心太累”。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
“趁未死之前，我将自己的遗书公诸于众。”2011年1月11日，广东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级公务员朱国瑜在网上公布遗书，称母亲因反强拆被高州某领导司机凌某雇人打死，愿以死为母申冤。
广东茂名和高州两级政府先后介入调查此事，但是在网络上更多人关注的是“公务员维权”、“强拆困境”等话题，鲜有人注意到现在朱国瑜面临的心理压力。“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社会问题事件，从遗书内容看，直接反映了这名科级公务员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广东省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学教授分析说，“‘恨爹不成刚’、‘社会的不公平可见一斑’、‘我命苦的母亲’等字眼，反映出来的都是消极情绪，有必要对这名公务员进行心理干预。”
然而，朱国瑜的状况并非个案，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小康》记者，据央视报道，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想自杀，但只有30万人自杀成。但是近些年我国的自杀率逐渐升高，其中官员自杀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危”的公务员群体
一直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
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2010年初，连续发生4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5日凌晨5时许，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湛江市某大院的一幢8层住宅上跳楼身亡。
这一年，引起“震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还有：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内容不足200字的遗书后，撞火车身亡；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9月21日中午12时10分，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被发现在其本人办公室卫生间缢亡，事发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尸体解剖，认定为自杀；10月16日17时许，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上跳楼身亡。
林喆将官员非正常死亡归纳为他杀、自杀和事故三大类。“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家庭纠纷、工作压力、亲人的突然离去之类的家庭灾难。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频发，提醒我们应该对干部加强自身防范的教育。”
每一次官员自杀的消息披露后，都会引发公众对于事件背后是否隐藏腐败问题的猜想，但事后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官员是因为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多甚至患有抑郁症。
江苏射阳县纪委的那名干部跳楼后，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童兆洪缢亡当日，在其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浙江高院在随后的通报中也称“童兆洪同志生前因身体不适已休假数周”。公安机关曾查阅病历，证实童兆洪1997年曾患抑郁症，经服药治疗，两年后渐趋稳定。2010年7月又感不适，经医生诊断，其患有抑郁症伴随焦虑，建议住院治疗，但童兆洪并未接受医生的建议。
诸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调查显示：在心理健康问题最多的人群中，国家干部排在首位，其中三分之二是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等，在40岁左右的人群中尤为突出。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告诉《小康》记者：“2008至2010年期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前后测试干部职工3500余人，总体结果显示，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体验到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压力，尤其在‘工作负荷’这一因子上得分最高，即普遍感觉工作量大、责任重大。男性在压力源的各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女性；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各组机关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或接近全国常模水平，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比45岁以上的干部低；科级和科员干部心理健康状态差于处级及厅级干部，女性干部职工健康水平低于男性。需要密切关注的人群达到二成左右，这些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需要心理帮助。”史占彪说。
在2010年12月5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期间，《小康》记者面向参会官员开展“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在“假如自己所能承受最大的心理压力为100，目前你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大约是多少？”这道题中，选择“60～80”的最多，而“0～20”这个选项的得票数为0；在“工作中是否常常感到疲劳，总觉得自己有气无力，像生病一样？”这道题中，选择“有一点疲劳，但不会影响工作”者居多。
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2011高峰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务员考录司司长聂生奎、副司长盛桂英，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诺姆四达测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苏永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健敏教授、研究员周文霞教授、李育辉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大多数专家、学者在接触官员的过程中，感觉他们的压力大。
基层和公检法官员压力重
“官员压力有一定的岗位区分，有的岗位压力极大，比如做行政工作的、公检法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压力会相对大一些。类似于信访工作这样需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官员问题的纪委、监察、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压力最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分析说。
参与《小康》杂志“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中，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调查结果印证了张西超的观点。河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委书记告诉《小康》记者：“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县委书记能起60%～70%的作用，现在各个县的竞争也很大，都在比，如果县委书记工作老抓不上去，上台发言又没有工作亮点，报纸上整天见不着你这个县的信息，一帮伙计跟着你干又没有政绩，压力就会非常大。”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用一幅“双三角型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基层官员总是处于上压下顶之下，执政压力大、困扰多。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里健康咨询中心曾对某一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从情绪体验指数、自我认识、人际交往、认知效能与适应能力五个方面描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参加本次测验的个人最低分为218分。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两组人，8.88%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的水平；0.74%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很差，达到了相当极端的水平。”史占彪说，官员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仅只通过自杀这一种方式来宣泄，“猜忌多疑、权力膨胀、虚荣心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紧张和焦虑，都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
这些官员的重压从何而来？
“官员们的工作非常忙，每天的会议很多，并且他们的工作常常需要尽善尽美；另外，他们总是面临着周围人对他们的反馈，周围人对他们的认知和反馈是负面多于正面的；此外，他们经常出差，作息不规律，生活方面的压力也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育辉分析说。
在心理学中，制造或引发压力的东西就是压力源，因此所有被认为可能带来威胁的情境、环境或其他外部刺激都被心理学专家、学者们称作压力源。史占彪认为，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而在《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所有专家、学者都认为，“工作负荷重”是官员们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职场升迁，竞争激烈”位列其次，只有一人选择“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
“被拉高”的心理底线
虽然牵动社会神经的官员自杀事件每年都会发生，但李育辉还是告诉《小康》记者，其实不用过多地替官员们担心，“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普遍较高。”在张西超总结的官员心理压力特征中，“深层次”、“持续”和“整体抗压能力不错”都是关键词语。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前述摸底调查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育辉和张西超的判断，“群体的总体心理健康平均指数为526分，高于全国普通人群500分的水平，其中个人最高分为738分。六成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良好的水平；二成的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好的水平。”史占彪介绍说。
“我们的心理底线实际上是‘被’拉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有很多烦恼，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无处倾诉。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和领导、同事说，更不行，因为心理问题常常作为我们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单位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抱怨过压力大，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在本单位的发展。”
在《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当被问到“如果您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或心理困扰，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排解”这一问题时，绝大部分官员的回答是“找朋友倾诉”，选择“唱歌、健身、旅游等”的人数也较多，令心理学专家、学者们担忧的是，没有人选择“求助于咨询机构或人员”这种方式。
“学界对于官员心理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而官员本身也不太注重这种方式。”张西超说，“即使给官员们做心理辅导，我们也会注重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别，这个群体是在可变范围内的减压，相对来说会告诉他们更多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不鼓励他们辞职或者跳槽，他们的生活是格式化的，不能有太大变化。我们会给官员们做系统的工作上的战略压力管理，从战略上规划所有的工作压力源，帮助他们做压力分解表，停止不好的行为。”
之前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发现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心理健康水平欠佳，人际交往问题尤为突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问题明显，而适应能力和认知效能尚可。
李育辉在工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官员向我们倾诉，一般也只说表层问题，而对深层次的问题闭口不谈。”
针对官员心理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去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出除了在任选干部的条件中增加心理承受力的要素外，还应在各地广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在我提出的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等九大制度中，其中第七项就是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对话制度，这就是防止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治本的方法。”林喆告诉《小康》记者，“这项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激励谈话，就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当面表扬；第二是诫勉谈话，当公务员行为不当或是工作没有完成好的时候，上级组织就该跟他当面谈一次话，当面批评，我们为什么要等一个干部由小贪官变成大贪官、或者由一个好官变成坏官时，再去批评他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批评前置，及时指出这名干部的缺点，帮助他克服困难、克服弱点，不至于堕落下去；第三是排忧谈话，当官员遇到重大家庭灾难，或者受到处分的时候，需要一场这样的谈话，倾听他的诉说，关心他的痛苦，指出他的优点，给予他前进的动力，鼓励他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林喆坦言，如果一名干部在出问题之前没有向他的组织求救或向领导求助，说明后者是相当失败的。
（感谢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机关心理咨询中心为本组稿件提供的支持，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联系热线：010－64857026，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为本文提供调查支持）
“趁未死之前，我将自己的遗书公诸于众。”2011年1月11日，广东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级公务员朱国瑜在网上公布遗书，称母亲因反强拆被高州某领导司机凌某雇人打死，愿以死为母申冤。
广东茂名和高州两级政府先后介入调查此事，但是在网络上更多人关注的是“公务员维权”、“强拆困境”等话题，鲜有人注意到现在朱国瑜面临的心理压力。“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社会问题事件，从遗书内容看，直接反映了这名科级公务员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广东省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学教授分析说，“‘恨爹不成刚’、‘社会的不公平可见一斑’、‘我命苦的母亲’等字眼，反映出来的都是消极情绪，有必要对这名公务员进行心理干预。”
然而，朱国瑜的状况并非个案，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小康》记者，据央视报道，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想自杀，但只有30万人自杀成。但是近些年我国的自杀率逐渐升高，其中官员自杀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危”的公务员群体
一直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
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2010年初，连续发生4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5日凌晨5时许，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湛江市某大院的一幢8层住宅上跳楼身亡。
这一年，引起“震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还有：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内容不足200字的遗书后，撞火车身亡；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9月21日中午12时10分，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被发现在其本人办公室卫生间缢亡，事发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尸体解剖，认定为自杀；10月16日17时许，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上跳楼身亡。
林喆将官员非正常死亡归纳为他杀、自杀和事故三大类。“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家庭纠纷、工作压力、亲人的突然离去之类的家庭灾难。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频发，提醒我们应该对干部加强自身防范的教育。”
每一次官员自杀的消息披露后，都会引发公众对于事件背后是否隐藏腐败问题的猜想，但事后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官员是因为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多甚至患有抑郁症。
江苏射阳县纪委的那名干部跳楼后，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童兆洪缢亡当日，在其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浙江高院在随后的通报中也称“童兆洪同志生前因身体不适已休假数周”。公安机关曾查阅病历，证实童兆洪1997年曾患抑郁症，经服药治疗，两年后渐趋稳定。2010年7月又感不适，经医生诊断，其患有抑郁症伴随焦虑，建议住院治疗，但童兆洪并未接受医生的建议。
诸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调查显示：在心理健康问题最多的人群中，国家干部排在首位，其中三分之二是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等，在40岁左右的人群中尤为突出。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告诉《小康》记者：“2008至2010年期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前后测试干部职工3500余人，总体结果显示，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体验到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压力，尤其在‘工作负荷’这一因子上得分最高，即普遍感觉工作量大、责任重大。男性在压力源的各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女性；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各组机关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或接近全国常模水平，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比45岁以上的干部低；科级和科员干部心理健康状态差于处级及厅级干部，女性干部职工健康水平低于男性。需要密切关注的人群达到二成左右，这些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需要心理帮助。”史占彪说。
在2010年12月5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期间，《小康》记者面向参会官员开展“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在“假如自己所能承受最大的心理压力为100，目前你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大约是多少？”这道题中，选择“60～80”的最多，而“0～20”这个选项的得票数为0；在“工作中是否常常感到疲劳，总觉得自己有气无力，像生病一样？”这道题中，选择“有一点疲劳，但不会影响工作”者居多。
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2011高峰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务员考录司司长聂生奎、副司长盛桂英，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诺姆四达测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苏永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健敏教授、研究员周文霞教授、李育辉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大多数专家、学者在接触官员的过程中，感觉他们的压力大。
基层和公检法官员压力重
“官员压力有一定的岗位区分，有的岗位压力极大，比如做行政工作的、公检法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压力会相对大一些。类似于信访工作这样需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官员问题的纪委、监察、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压力最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分析说。
参与《小康》杂志“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中，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调查结果印证了张西超的观点。河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委书记告诉《小康》记者：“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县委书记能起60%～70%的作用，现在各个县的竞争也很大，都在比，如果县委书记工作老抓不上去，上台发言又没有工作亮点，报纸上整天见不着你这个县的信息，一帮伙计跟着你干又没有政绩，压力就会非常大。”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用一幅“双三角型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基层官员总是处于上压下顶之下，执政压力大、困扰多。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里健康咨询中心曾对某一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从情绪体验指数、自我认识、人际交往、认知效能与适应能力五个方面描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参加本次测验的个人最低分为218分。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两组人，8.88%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的水平；0.74%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很差，达到了相当极端的水平。”史占彪说，官员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仅只通过自杀这一种方式来宣泄，“猜忌多疑、权力膨胀、虚荣心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紧张和焦虑，都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
这些官员的重压从何而来？
“官员们的工作非常忙，每天的会议很多，并且他们的工作常常需要尽善尽美；另外，他们总是面临着周围人对他们的反馈，周围人对他们的认知和反馈是负面多于正面的；此外，他们经常出差，作息不规律，生活方面的压力也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育辉分析说。
在心理学中，制造或引发压力的东西就是压力源，因此所有被认为可能带来威胁的情境、环境或其他外部刺激都被心理学专家、学者们称作压力源。史占彪认为，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而在《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所有专家、学者都认为，“工作负荷重”是官员们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职场升迁，竞争激烈”位列其次，只有一人选择“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
“被拉高”的心理底线
虽然牵动社会神经的官员自杀事件每年都会发生，但李育辉还是告诉《小康》记者，其实不用过多地替官员们担心，“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普遍较高。”在张西超总结的官员心理压力特征中，“深层次”、“持续”和“整体抗压能力不错”都是关键词语。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前述摸底调查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育辉和张西超的判断，“群体的总体心理健康平均指数为526分，高于全国普通人群500分的水平，其中个人最高分为738分。六成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良好的水平；二成的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好的水平。”史占彪介绍说。
“我们的心理底线实际上是‘被’拉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有很多烦恼，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无处倾诉。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和领导、同事说，更不行，因为心理问题常常作为我们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单位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抱怨过压力大，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在本单位的发展。”
在《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当被问到“如果您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或心理困扰，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排解”这一问题时，绝大部分官员的回答是“找朋友倾诉”，选择“唱歌、健身、旅游等”的人数也较多，令心理学专家、学者们担忧的是，没有人选择“求助于咨询机构或人员”这种方式。
“学界对于官员心理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而官员本身也不太注重这种方式。”张西超说，“即使给官员们做心理辅导，我们也会注重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别，这个群体是在可变范围内的减压，相对来说会告诉他们更多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不鼓励他们辞职或者跳槽，他们的生活是格式化的，不能有太大变化。我们会给官员们做系统的工作上的战略压力管理，从战略上规划所有的工作压力源，帮助他们做压力分解表，停止不好的行为。”
之前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发现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心理健康水平欠佳，人际交往问题尤为突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问题明显，而适应能力和认知效能尚可。
李育辉在工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官员向我们倾诉，一般也只说表层问题，而对深层次的问题闭口不谈。”
针对官员心理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去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出除了在任选干部的条件中增加心理承受力的要素外，还应在各地广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在我提出的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等九大制度中，其中第七项就是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对话制度，这就是防止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治本的方法。”林喆告诉《小康》记者，“这项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激励谈话，就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当面表扬；第二是诫勉谈话，当公务员行为不当或是工作没有完成好的时候，上级组织就该跟他当面谈一次话，当面批评，我们为什么要等一个干部由小贪官变成大贪官、或者由一个好官变成坏官时，再去批评他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批评前置，及时指出这名干部的缺点，帮助他克服困难、克服弱点，不至于堕落下去；第三是排忧谈话，当官员遇到重大家庭灾难，或者受到处分的时候，需要一场这样的谈话，倾听他的诉说，关心他的痛苦，指出他的优点，给予他前进的动力，鼓励他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林喆坦言，如果一名干部在出问题之前没有向他的组织求救或向领导求助，说明后者是相当失败的。
（感谢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机关心理咨询中心为本组稿件提供的支持，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联系热线：010－64857026，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为本文提供调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