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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创业成本中，有三类成本，包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被称作是体制性成本。
“把降低成本看作是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不久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言论称，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人们，仅仅依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不可行。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并不足以显著地降下来，从而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三类成本“压得企业很沉重”
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周其仁坦言，有很多成本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只简单地降低企业成本是不够的。
除了企业成本以外，第一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法定成本。
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企业想雇佣一个员工，另一家企业也想雇，双方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劳动要素掌握在手中。这类成本是由市场竞争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例如，企业必须交税、员工社保的缴付。
周其仁认为，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让它们降下来的。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机构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见效的措施。
“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得不一定那么快。如此一来，不等市场成本降下来，很多企业就支撑不住了。”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后，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国家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巨大。根据国际经验来看，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的降低开支，否则这个财政的窟窿在短期内看上去只是增加一点赤字，长期来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
在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不管经济如何下行，总是有发展的机会。“例如我每次经过儿童医院附近时，交通都被堵得一塌糊涂。深究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院的学生还不够，而是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需求做出反应，这中间是有障碍的。国内医疗改革强调公共服务的提升，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是，国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还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
增加供给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喊出来的，国家要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还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来决定。
“目前，国内存在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所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这种情况让人们感到，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领域存在问题很可惜，另一方面潜在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以房地产行业而言，虽然全国过量库存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在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又冲得非常高。因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去调控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地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
“专家们都在说要降低房地产库存，但国内的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要供应的数量。”
周其仁团队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依然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好好利用，甚至有大量的工业厂房处于闲置状态，几乎达到了几百万平方米。这些土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有关这件事情，深圳市政府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和行政命令来决定，导致这类成本降不下来。”
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出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又得不到，这个反应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以上三类成本，包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被称作是体制性成本。
从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经济的体制性成本。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那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系统地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关键所在。”周其仁强调。
从多个方面降低三类成本
无独有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也认为，“要积极审慎地去杠杆，重点是企业债务的杠杆。要多措并举地降成本，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我们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全力以赴地补短板，通过适度地扩大投资，来补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短板。”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出台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例如湄洲市政府日前发布政策，全面清理涉企税费项目和减免政策，建立涉企税费目录清单，向社会公布。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一律按低限收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军事航空等要求前提下，工业企业厂区范围内容积率、厂房高度不再设定上限指标限制，绿地不再设定下限指标限制。
创新供地方式，组织开展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区域试点工作，探索实施工业项目用地弹性出让年限制度，根据产业类别分别确定20年、30年、50年不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完善工业用地政府回购、流转和收储机制。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制约市场活力的“硬伤”。2015年以来，浙江省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加大释放改革红利力度。
但专家也表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增加，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如何纾解也是道难题。
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比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但发展成本较高，金融、养老、医疗等行业还面临市场准入障碍，在这些领域，改革仍将深化。随着2016年营改增改革全面推开，这将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新纳入试点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涉及的上下游企业数量众多、影响大，将为很多企业带来更多的可抵扣项目，上交增值税会减少。
接下来，当地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释放改革红利，形成清单之外无收费和防止反弹的制度性安排，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惠企行动，推动建立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
“把降低成本看作是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不久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言论称，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人们，仅仅依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不可行。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并不足以显著地降下来，从而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三类成本“压得企业很沉重”
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周其仁坦言，有很多成本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只简单地降低企业成本是不够的。
除了企业成本以外，第一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法定成本。
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企业想雇佣一个员工，另一家企业也想雇，双方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劳动要素掌握在手中。这类成本是由市场竞争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例如，企业必须交税、员工社保的缴付。
周其仁认为，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让它们降下来的。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机构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见效的措施。
“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得不一定那么快。如此一来，不等市场成本降下来，很多企业就支撑不住了。”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后，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国家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巨大。根据国际经验来看，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的降低开支，否则这个财政的窟窿在短期内看上去只是增加一点赤字，长期来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
在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不管经济如何下行，总是有发展的机会。“例如我每次经过儿童医院附近时，交通都被堵得一塌糊涂。深究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院的学生还不够，而是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需求做出反应，这中间是有障碍的。国内医疗改革强调公共服务的提升，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是，国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还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
增加供给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喊出来的，国家要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还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来决定。
“目前，国内存在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所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这种情况让人们感到，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领域存在问题很可惜，另一方面潜在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以房地产行业而言，虽然全国过量库存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在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又冲得非常高。因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去调控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地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
“专家们都在说要降低房地产库存，但国内的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要供应的数量。”
周其仁团队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依然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好好利用，甚至有大量的工业厂房处于闲置状态，几乎达到了几百万平方米。这些土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有关这件事情，深圳市政府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和行政命令来决定，导致这类成本降不下来。”
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出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又得不到，这个反应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以上三类成本，包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被称作是体制性成本。
从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经济的体制性成本。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那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系统地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关键所在。”周其仁强调。
从多个方面降低三类成本
无独有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也认为，“要积极审慎地去杠杆，重点是企业债务的杠杆。要多措并举地降成本，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我们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全力以赴地补短板，通过适度地扩大投资，来补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短板。”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出台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例如湄洲市政府日前发布政策，全面清理涉企税费项目和减免政策，建立涉企税费目录清单，向社会公布。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一律按低限收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军事航空等要求前提下，工业企业厂区范围内容积率、厂房高度不再设定上限指标限制，绿地不再设定下限指标限制。
创新供地方式，组织开展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区域试点工作，探索实施工业项目用地弹性出让年限制度，根据产业类别分别确定20年、30年、50年不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完善工业用地政府回购、流转和收储机制。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制约市场活力的“硬伤”。2015年以来，浙江省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加大释放改革红利力度。
但专家也表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增加，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如何纾解也是道难题。
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比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但发展成本较高，金融、养老、医疗等行业还面临市场准入障碍，在这些领域，改革仍将深化。随着2016年营改增改革全面推开，这将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新纳入试点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涉及的上下游企业数量众多、影响大，将为很多企业带来更多的可抵扣项目，上交增值税会减少。
接下来，当地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释放改革红利，形成清单之外无收费和防止反弹的制度性安排，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惠企行动，推动建立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