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3月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动荡，数十家企业出现了老板出逃，公司关门，员工讨薪等事件，9月类似的事件更是高达26起。有鉴于此，温家宝总理前往浙江调研民间借贷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增强市场信心并明确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数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政府是否应该继续介入温州借贷危机，资金链紧张的中小企业是否应该获得更多救助，面临较大争议。赞同救助者认为，如果对温州问题袖手旁观，则可能造成未来更多的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但是，政府通过短期行政性手段救助中小企业，主要目的是防范相互担保引起的联锁反应，而非没有区别的一揽子救助。
面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需要找到深层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标本兼治。民间金融发展至今并非一朝一夕，中小企业资金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了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导致更多资金脱离正轨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而持续紧缩政策之下，利率双轨制更使得今年的民间利率大幅偏离基准利率。
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短期内亟需将银行“出表”资金通过下调准备金率重新回到银行“表内”。而从长期来看，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设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贴息以及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势在必行。
短期内货币政策需要有所微调
早在今年6月，笔者便曾提到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即上调利率对经济负面影响超过对准备金率的上调，存在一定偏差。本次通胀周期中，央行为收紧流动性，频繁使用数量型工具而非价格工具，上半年基本保持了“一月一提准，两月一加息”的频率。而从效果上来看，8月M2增长已滑落至13.5%,降至6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严格的信贷控制，频繁上调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银根紧缩作用更为明显，目前中小银行存款超额准备金没有多大剩余，再加之银监会实行日均存贷比75%的考核，间接导致非优质放贷对象的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8月中小银行的存贷比已经高达82.1%,提供更多贷款的空间十分有限。
单就货币政策的选择来看，由于中国目前正面临海外经济衰退、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与通胀居高不下相交织的复杂局面，货币政策选择面临“两难”。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可适当微调，在热钱流入可控的前提下，适当下调准备金率，并对中小企业定量放松。而一旦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减弱，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以缓解长期以来的负利率，毕竟在利率双轨制、民间利率远高于基准利率之时，这样的举措并不会继续收紧流动性，反而有利于抗通胀与降低贷款利率。中期来看，货币政策何时转向，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如果四季度，通胀回落、房价拐点以及出口增速降至个位数这三种情况相继出现，或将为货币政策由紧转松提供契机。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从根本来看，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便没有对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当信贷吃紧时，银行自然不会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中小企业，这也是之所以民间融资，特别是高利贷能够盛行的主因。当然，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诸如企业成本上升，风险意识薄弱，财务规范性较差等，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不足，亦不能忽视。
因此，从长期来看，必须通过制度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来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大型国有银行占有资源过多，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主要资金来源等问题。
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利率市场化长期目标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先后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市场利率，银行间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等。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即推进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但这也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
有关部门试图控制存款利率的向上浮动，是出于保护银行利益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之间有约3%的利差，贡献了银行利润的80%。尽管存款管住了存款利率，但在长期的负利率之下，银行面临更多的储蓄流失，不得不依靠发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吸引资金。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总数便已经接近17000支，超过去年全年产品总数24%以上。不经意间，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实际上也在主动地尝试利率市场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外，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总的来看，通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能改善目前通过银行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的局面，同时亦能够推动贷款利率下浮的逐渐扩大。而从银行角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可根据企业风险调整相应资本价格，同时增加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民间融资或“影子银行”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理顺国民关系，通过特殊融资管道扶持中小企业
当然，仅仅通过利率市场化就想达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似乎并不充足。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作用与之相匹配的资源并不协调，利率市场化虽然能够增加信贷紧缩时的融资渠道，但不能改变目前民企相对国企，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的绝对弱势局面。因此，通过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成为中长期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
在帮扶中小企业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汲取。一直以来，日本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核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13%的产品直接由中小企业完成，而大企业70%的产品亦由中小企业输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特别是MITI（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对中小企业扶持甚多，包括融资，税务减免和缩减监管环节。单从融资环节而言，日本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但辅之以一些特殊管道，如地方政府支持以及贷款担保，占到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融资的近20%。
当然，日本中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也面临过与中国相同问题，即融资渠道不畅，私有银行更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但日本早在50年代初期便设立“国民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以方便中小企业融资，缓解了银行业向大企业过度倾斜的问题。而其资金来源便来自政府邮政收入与社保基金中可供政府额外开支部分。1984年日本中小企业联合会更进一步，通过发行政府担保债券来扩充融资渠道。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通过政策调节，给予中小企业以优惠利率，通常在普通贷款利率的0.5-1%以下。地方政府亦给予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以及在适当时候帮助中小企业偿还贷款利息。
从近期政府颁布的扶持小企业措施来看，增加信贷和不良贷款容忍度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短期措施；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小金融机构以及减免税负才是真正从长期改变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发展瓶颈增多等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如何真正落实，如何在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情况下扶持中小企业，如何解决拯救投机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都是下一步政府亟待细化解决的问题。
政府是否应该继续介入温州借贷危机，资金链紧张的中小企业是否应该获得更多救助，面临较大争议。赞同救助者认为，如果对温州问题袖手旁观，则可能造成未来更多的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但是，政府通过短期行政性手段救助中小企业，主要目的是防范相互担保引起的联锁反应，而非没有区别的一揽子救助。
面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需要找到深层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标本兼治。民间金融发展至今并非一朝一夕，中小企业资金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了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导致更多资金脱离正轨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而持续紧缩政策之下，利率双轨制更使得今年的民间利率大幅偏离基准利率。
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短期内亟需将银行“出表”资金通过下调准备金率重新回到银行“表内”。而从长期来看，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设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贴息以及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势在必行。
短期内货币政策需要有所微调
早在今年6月，笔者便曾提到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即上调利率对经济负面影响超过对准备金率的上调，存在一定偏差。本次通胀周期中，央行为收紧流动性，频繁使用数量型工具而非价格工具，上半年基本保持了“一月一提准，两月一加息”的频率。而从效果上来看，8月M2增长已滑落至13.5%,降至6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严格的信贷控制，频繁上调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银根紧缩作用更为明显，目前中小银行存款超额准备金没有多大剩余，再加之银监会实行日均存贷比75%的考核，间接导致非优质放贷对象的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8月中小银行的存贷比已经高达82.1%,提供更多贷款的空间十分有限。
单就货币政策的选择来看，由于中国目前正面临海外经济衰退、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与通胀居高不下相交织的复杂局面，货币政策选择面临“两难”。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可适当微调，在热钱流入可控的前提下，适当下调准备金率，并对中小企业定量放松。而一旦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减弱，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以缓解长期以来的负利率，毕竟在利率双轨制、民间利率远高于基准利率之时，这样的举措并不会继续收紧流动性，反而有利于抗通胀与降低贷款利率。中期来看，货币政策何时转向，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如果四季度，通胀回落、房价拐点以及出口增速降至个位数这三种情况相继出现，或将为货币政策由紧转松提供契机。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从根本来看，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便没有对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当信贷吃紧时，银行自然不会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中小企业，这也是之所以民间融资，特别是高利贷能够盛行的主因。当然，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诸如企业成本上升，风险意识薄弱，财务规范性较差等，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不足，亦不能忽视。
因此，从长期来看，必须通过制度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来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大型国有银行占有资源过多，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主要资金来源等问题。
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利率市场化长期目标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先后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市场利率，银行间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等。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即推进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但这也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
有关部门试图控制存款利率的向上浮动，是出于保护银行利益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之间有约3%的利差，贡献了银行利润的80%。尽管存款管住了存款利率，但在长期的负利率之下，银行面临更多的储蓄流失，不得不依靠发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吸引资金。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总数便已经接近17000支，超过去年全年产品总数24%以上。不经意间，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实际上也在主动地尝试利率市场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外，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总的来看，通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能改善目前通过银行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的局面，同时亦能够推动贷款利率下浮的逐渐扩大。而从银行角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可根据企业风险调整相应资本价格，同时增加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民间融资或“影子银行”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理顺国民关系，通过特殊融资管道扶持中小企业
当然，仅仅通过利率市场化就想达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似乎并不充足。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作用与之相匹配的资源并不协调，利率市场化虽然能够增加信贷紧缩时的融资渠道，但不能改变目前民企相对国企，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的绝对弱势局面。因此，通过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成为中长期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
在帮扶中小企业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汲取。一直以来，日本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核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13%的产品直接由中小企业完成，而大企业70%的产品亦由中小企业输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特别是MITI（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对中小企业扶持甚多，包括融资，税务减免和缩减监管环节。单从融资环节而言，日本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但辅之以一些特殊管道，如地方政府支持以及贷款担保，占到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融资的近20%。
当然，日本中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也面临过与中国相同问题，即融资渠道不畅，私有银行更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但日本早在50年代初期便设立“国民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以方便中小企业融资，缓解了银行业向大企业过度倾斜的问题。而其资金来源便来自政府邮政收入与社保基金中可供政府额外开支部分。1984年日本中小企业联合会更进一步，通过发行政府担保债券来扩充融资渠道。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通过政策调节，给予中小企业以优惠利率，通常在普通贷款利率的0.5-1%以下。地方政府亦给予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以及在适当时候帮助中小企业偿还贷款利息。
从近期政府颁布的扶持小企业措施来看，增加信贷和不良贷款容忍度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短期措施；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小金融机构以及减免税负才是真正从长期改变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发展瓶颈增多等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如何真正落实，如何在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情况下扶持中小企业，如何解决拯救投机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都是下一步政府亟待细化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