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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江,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海安,1946年8月参军,历任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侦察员,海安县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情报员,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警卫员,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战士,中央警卫一团一连一中队警卫队员、分队长、区队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等职。1987年12月离休。
1950年,陈长江被调入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此外,他还负责警卫过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
1950年10月,陈长江所在部队得到消息,上级将从苏北军区挑选五六个人到北京警卫部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一共12项标准,陈长江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苦大仇深;二是要历史清楚,社会关系不复杂,忠于革命,积极要求上进;三是打过仗,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四是能吃苦、不怕死,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在党内担任党小组或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按照这些条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挑选,陈长江有幸被选上了。
不久,被选上的6个人来到苏北军区所在地扬州集中。3天后,他们又被送到南京军区集训了一段时间。11月底,陈长江乘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被编入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当警卫战士。
次年1月,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一团一营(也叫内卫营),进入中南海担负警卫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他回忆说:“一连直接警卫毛主席,二连管刘少奇、朱德,三连管周总理,我被分在一连,领导在调我和另外两个战士时,告诉我们:一连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直接保卫毛主席驻地和外出时的安全。听了首长这么一讲,我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他们值勤主要在丰泽园后门,3个人1个岗,1班站两个小时,1昼夜值4次班,警卫任务很繁重。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在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出来散步。这时,陈长江正在丰泽园后门站岗,看到毛泽东走过来,他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见到他,主动上前微笑着与他打招呼:“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陈长江刚出口,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立刻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说:“听口音,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
陈长江马上回答:“不错,毛主席,我是江苏海安人。”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那地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仗很多。抗日战争时期,陈老总打顽固派的黄桥战斗打得很好,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黄桥烧饼很出名哟。解放战争刚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敌人5万多,有两战就在海安地区打的,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问起陈长江和他家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陈长江幸福地回忆道:“当时,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在之后20多年当中,一直到主席去世,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我,毛主席就会问‘长江,他到哪儿去了?’他喊我就是‘长江’两个字。”
毛泽东又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对毛泽东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打长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你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事迹很感人。”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
“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听到陈长江这么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比较拘谨变得很自然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望着他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无比幸福。
毛泽东说: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也老了,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1955年5月14日下午,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接到通知:毛主席将接见大家。于是,大家都穿上崭新的军装,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他们刚刚站好队,毛泽东就从颐年堂东北角走廊里走出来,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队员的名字。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用和蔼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长征的艰苦,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在给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3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在这次讲话临结束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烦躁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陈长江回忆道:“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说,你们平均下来是22岁,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才72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72岁。72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祝一次,50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笑着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离开的时候,他还连连向大家挥手告别。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泽东说开了,谈及途径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当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
毛泽东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就去哪,我却不能,哪也不能去,苦啊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住处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得暗忖,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没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随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散步时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队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闻讯后,警卫战士们赶忙紧急集合起来,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只见“报喜台”四周围着数不清的人,毛泽东就被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楔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此时,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面孔亲切交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一下子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现场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挤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笑了:“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话语间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毛泽东说:今天我又要罚站了,哪里能像你们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报道,广泛宣传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
“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组成车队,分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想像。
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中南海。凌晨2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去,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118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人员的基础上,又选派了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代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大约6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他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挡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他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夹在中间进行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人也先后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做了类似表示。
毛泽东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
1972年1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由于连续外出,过分劳累,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力。1月13日,由于肺心病发作,毛泽东高烧不止,发生了严重的缺氧,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有些措手不及,大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陈长江等应声赶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陈长江目睹这一切,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旭东赶来了,他上前把毛泽东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以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陈长江和在场的人都随着呼唤起来,好像要把毛泽东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回来似的。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驱车赶来。陈长江打开车门时,只见周恩来脸色煞白,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许久下不了车。
当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泽东的现场,恰在这时,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地苏醒过来。当他看到面前那些医疗器械,看到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看到他所熟悉的一张张紧张的面容时,显得愕然而不解。他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状况有所缓和,便俯下身去在毛泽东耳边轻言细语些什么,安慰他。毛泽东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向有关人员做了细致交代后才离去。陈长江回忆说:“林彪出逃之后的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很少说话。1972年1月,陈毅去世,毛主席再次受到打击。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
时隔第一次休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休克了一次。根据毛泽东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陈长江说:“当年,外界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会想到,那时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
1973年11月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决定马上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也陪同会见。”
这次会见,在照完相后、拍完见面电视镜头之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主席今日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陈长江吃惊不小。
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会谈正式开始,陈长江等工作人员便退了出来。
会谈结束时,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澳大利亚总理送到客厅门口。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往往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日子过得很艰难。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病到什么程度,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政治局有关领导人和他们领导的医疗组专家们知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当然知道,但谁也不准对外讲,因为毛主席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
1976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陈长江记得,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陪同客人到来时,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沙发上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陈长江说:“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74年和1975年每年都要接见外宾20余次,1976年的前5个月会见6次。陈长江说:“在这些会见中,我常看到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看不清人家的相貌,与人家握手时连人家伸过来的手都看不清,不能准确地握住,而是慢慢地摸着握。他那个困难劲啊,叫人看了,真心酸。”
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强烈的地震使我从酣睡中惊醒,大家都十分惊恐,余震不断,我的妻子儿女也被那罕见的天象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陈长江来不及顾自己家,骑上自行车,顺着摇晃震颤不止的小胡同,不顾一切地直奔中南海,因为他明白自己有更为紧迫的任务要处理。
毛泽东住处的太陈旧,在余震不断之中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连警卫值班室的电灯都在摇动。陈长江心想,建筑一旦被震塌了,伤了人,怎么向国人交代?可是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早已进入特护阶段,整日不能离开医护人员。医疗组不断发出警告,根据主席的病情,任何的移动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随后赶到的华国锋、王洪文等,对转移与否一时也定不下来,后经中央领导研究决定:将毛泽东转到不久前新建的一处平房“202”(工程代号)。于是,陈长江着手组织人,从值班人员里挑选了6名精干、细致的干部,由自己带队搬迁,医护人员配合,汪东兴等跟随。
7月29日,陈长江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显然已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谁进去了他已不知道。看到毛泽东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那根管子一动一动的,陈长江有些心酸,不忍多看。
这天上午10时许,陈长江等6人用布单做成的软担架,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抬进了新房子……
8月18日,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清醒过来的毛泽东十分难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上留下了自己的手迹。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他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翕着,但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叶剑英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此时,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0年,陈长江被调入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此外,他还负责警卫过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
1950年10月,陈长江所在部队得到消息,上级将从苏北军区挑选五六个人到北京警卫部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一共12项标准,陈长江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苦大仇深;二是要历史清楚,社会关系不复杂,忠于革命,积极要求上进;三是打过仗,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四是能吃苦、不怕死,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在党内担任党小组或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按照这些条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挑选,陈长江有幸被选上了。
不久,被选上的6个人来到苏北军区所在地扬州集中。3天后,他们又被送到南京军区集训了一段时间。11月底,陈长江乘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被编入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当警卫战士。
次年1月,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一团一营(也叫内卫营),进入中南海担负警卫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他回忆说:“一连直接警卫毛主席,二连管刘少奇、朱德,三连管周总理,我被分在一连,领导在调我和另外两个战士时,告诉我们:一连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直接保卫毛主席驻地和外出时的安全。听了首长这么一讲,我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他们值勤主要在丰泽园后门,3个人1个岗,1班站两个小时,1昼夜值4次班,警卫任务很繁重。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在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出来散步。这时,陈长江正在丰泽园后门站岗,看到毛泽东走过来,他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见到他,主动上前微笑着与他打招呼:“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陈长江刚出口,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立刻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说:“听口音,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
陈长江马上回答:“不错,毛主席,我是江苏海安人。”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那地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仗很多。抗日战争时期,陈老总打顽固派的黄桥战斗打得很好,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黄桥烧饼很出名哟。解放战争刚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敌人5万多,有两战就在海安地区打的,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问起陈长江和他家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陈长江幸福地回忆道:“当时,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在之后20多年当中,一直到主席去世,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我,毛主席就会问‘长江,他到哪儿去了?’他喊我就是‘长江’两个字。”
毛泽东又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对毛泽东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打长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你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事迹很感人。”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
“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听到陈长江这么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比较拘谨变得很自然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望着他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无比幸福。
毛泽东说: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也老了,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1955年5月14日下午,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接到通知:毛主席将接见大家。于是,大家都穿上崭新的军装,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他们刚刚站好队,毛泽东就从颐年堂东北角走廊里走出来,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队员的名字。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用和蔼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长征的艰苦,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在给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3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在这次讲话临结束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烦躁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陈长江回忆道:“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说,你们平均下来是22岁,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才72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72岁。72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祝一次,50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笑着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离开的时候,他还连连向大家挥手告别。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泽东说开了,谈及途径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当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
毛泽东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就去哪,我却不能,哪也不能去,苦啊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住处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得暗忖,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没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随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散步时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队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闻讯后,警卫战士们赶忙紧急集合起来,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只见“报喜台”四周围着数不清的人,毛泽东就被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楔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此时,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面孔亲切交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一下子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现场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挤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笑了:“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话语间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毛泽东说:今天我又要罚站了,哪里能像你们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报道,广泛宣传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
“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组成车队,分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想像。
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中南海。凌晨2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去,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118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人员的基础上,又选派了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代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大约6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他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挡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他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夹在中间进行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人也先后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做了类似表示。
毛泽东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
1972年1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由于连续外出,过分劳累,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力。1月13日,由于肺心病发作,毛泽东高烧不止,发生了严重的缺氧,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有些措手不及,大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陈长江等应声赶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陈长江目睹这一切,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旭东赶来了,他上前把毛泽东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以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陈长江和在场的人都随着呼唤起来,好像要把毛泽东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回来似的。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驱车赶来。陈长江打开车门时,只见周恩来脸色煞白,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许久下不了车。
当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泽东的现场,恰在这时,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地苏醒过来。当他看到面前那些医疗器械,看到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看到他所熟悉的一张张紧张的面容时,显得愕然而不解。他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状况有所缓和,便俯下身去在毛泽东耳边轻言细语些什么,安慰他。毛泽东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向有关人员做了细致交代后才离去。陈长江回忆说:“林彪出逃之后的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很少说话。1972年1月,陈毅去世,毛主席再次受到打击。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
时隔第一次休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休克了一次。根据毛泽东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陈长江说:“当年,外界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会想到,那时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
1973年11月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决定马上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也陪同会见。”
这次会见,在照完相后、拍完见面电视镜头之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主席今日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陈长江吃惊不小。
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会谈正式开始,陈长江等工作人员便退了出来。
会谈结束时,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澳大利亚总理送到客厅门口。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往往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日子过得很艰难。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病到什么程度,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政治局有关领导人和他们领导的医疗组专家们知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当然知道,但谁也不准对外讲,因为毛主席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
1976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陈长江记得,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陪同客人到来时,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沙发上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陈长江说:“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74年和1975年每年都要接见外宾20余次,1976年的前5个月会见6次。陈长江说:“在这些会见中,我常看到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看不清人家的相貌,与人家握手时连人家伸过来的手都看不清,不能准确地握住,而是慢慢地摸着握。他那个困难劲啊,叫人看了,真心酸。”
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强烈的地震使我从酣睡中惊醒,大家都十分惊恐,余震不断,我的妻子儿女也被那罕见的天象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陈长江来不及顾自己家,骑上自行车,顺着摇晃震颤不止的小胡同,不顾一切地直奔中南海,因为他明白自己有更为紧迫的任务要处理。
毛泽东住处的太陈旧,在余震不断之中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连警卫值班室的电灯都在摇动。陈长江心想,建筑一旦被震塌了,伤了人,怎么向国人交代?可是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早已进入特护阶段,整日不能离开医护人员。医疗组不断发出警告,根据主席的病情,任何的移动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随后赶到的华国锋、王洪文等,对转移与否一时也定不下来,后经中央领导研究决定:将毛泽东转到不久前新建的一处平房“202”(工程代号)。于是,陈长江着手组织人,从值班人员里挑选了6名精干、细致的干部,由自己带队搬迁,医护人员配合,汪东兴等跟随。
7月29日,陈长江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显然已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谁进去了他已不知道。看到毛泽东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那根管子一动一动的,陈长江有些心酸,不忍多看。
这天上午10时许,陈长江等6人用布单做成的软担架,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抬进了新房子……
8月18日,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清醒过来的毛泽东十分难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上留下了自己的手迹。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他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翕着,但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叶剑英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此时,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