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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温家宝
赵丹已昏睡多日。医生查房后对黄宗英说，让亲友们来看看吧。黄宗英明白，丈夫已进入弥留之际。她摘下“谢绝探望”的牌子，打开病房门，还在窗台上摆了两摞赵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
这是1980年10月初。北京医院412病房。
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妻子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
2008年9月12日，黄宗英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84岁的老人语调缓慢、一字一句：“我想，赵丹是在导演自己的死了。”
赵丹的最后时光
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
就在1980年10月5日，赵丹向妻子交代身后事的这一天，赵丹还跟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当时，夏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黄宗英一边托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联系胡乔木，一边把赵丹的意见整理成文字。“他担心匆忙之间说不清，让我先写下来。”黄宗英说。
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黄宗英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是几号了，只记得那是个下午。
赵丹睡着，客人说别叫他。黄宗英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呢。”黄宗英把赵丹推醒，把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了一些。赵丹高兴地和胡乔木握手。黄宗英对赵丹说：“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
黄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3个问题：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
黄宗英清楚地记得，当她说到第2个问题时，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听懂。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赵丹淘气地笑了，胡乔木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黄宗英解释说，演员最怕领导来看戏。领导该笑的地方不笑，该哭的地方不哭，也不敢随便点头和摇头，都盯着一把手的脸色。演员在台上演得都僵了，空气都凝固了。领导来看戏，就是一个观众。他点头、鼓掌、拂袖而去，都跟戏没有关系。如果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请形诸文字下发。
黄宗英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赵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
赵丹提的这些意见，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电影界、戏剧界的情况密切相关。
1951年，赵丹主演的《武训传》轰动全国。但没过多少日子，《武训传》受到批判，赵丹遭到祸殃，艺术生命迅速一落千丈。60年代初，赵丹被邀饰演鲁迅，满腔热情地投入人物创作。谁知，1963年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突然提出，要大写建国后的13年。而鲁迅卒于30年代，《鲁迅传》搁浅。
“文革”后，赵丹又被邀饰演周总理。可正式开拍时，赵丹却接到了不让他演周总理的通知。原来，一位高官认为，赵丹30年代和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总理“不合适”。
据黄宗英回忆，当时，胡乔木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连连点头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走，胡乔木还让黄宗英把赵丹的意见整理出来发表。
客人走后，黄宗英放落病床的支架，坐在赵丹身边，说，“总算你要说的话说了。”赵丹疲惫地说，“看吧。”然后闭上了眼睛。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胡乔木他们走后，黄宗英立刻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打了电话。袁鹰是黄宗英的老朋友。赵丹住院后，他们也一直保持联系。袁鹰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赵丹要黄宗英找胡乔木的事，他事先就知道。
袁鹰在电话中对黄宗英说，“不要再做文字上的修饰，赶快把文章写来。”很快，袁鹰到北京医院取回文章。
文章写在500字一张的稿纸上，落款是“赵丹述说，黄宗英整理”。黄宗英回忆，当时她和袁鹰对视了一下，两人默契地把“黄宗英整理”5个字划掉了。“这样做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使文章更有力度；二是不要把我牵扯进去。”黄宗英对记者说。
赵丹的文章得以发表，有这样一个背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此，“不要横加干涉”一句，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传诵、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做法。
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赵丹在文中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赵丹还说，“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最终还是没拍成。
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起初，赵丹文章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袁鹰跟黄宗英商量后，把后半句改成“文艺没希望”。
赵丹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文章见报当天下午，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
10月10日，赵丹去世。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文章发表之后
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
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然而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秦川相继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是，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袁鹰说，报社领导受到压力，要文艺部缓和一下气氛。
袁鹰借一次去看望夏衍的机会，向夏公请教。夏衍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情他经历多了，只微微一笑，劝袁鹰不必紧张：“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
可是，找谁呢？停了一会，夏衍想到一个人：金山。
袁鹰一听就说好。金山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既不是文化部的官员，也不完全是民间人士，不朝不野。不过，袁鹰对夏衍说，他同金山没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衍轻轻摆摆手，说，“我跟他说一下。”
很快，夏衍转给袁鹰一篇金山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文章一转，说，“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就在《人民日报》受到上面压力的时候，黄宗英也听说了上面的这句批评，并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寒意。
赵丹去世还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赵丹遗作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宗英用手比划着对记者说，“我们的记者朋友奇多，但只有一份报发了大拇指大的消息。”
“画展9点揭幕，没想到文化官员头头们在8点就到了。”黄宗英说，当官的想了个“到也未到”的办法，纷纷称自己当天有会，不能参加画展了。“一个当官的朋友从赵丹一去世，就抢着帮我主持赵丹画展，可画展开幕前一天，他来电话说，离开北京了。”黄宗英说。
看到画展开幕门可罗雀，黄宗英打电话给中国国家旅游局的朋友刘小妹，说：“小妹，拉两车外国游客来参观中国电影皇帝的书画展。”刘小妹也不傻，说：“我给你拉4车来，黄阿姨你别伤心。”
黄宗英拿出电话本，给能书善画的朋友打电话，“赶快集合到场献艺”。画家黄永玉当时在黄宗英身边，说：“这是阿丹的遗作展，这么搞，是不是俗了点。”黄宗英泪下，说：“永玉啊，俗就俗点吧。不然死人、活人都受不了。”
4年之后，1985年1月，胡乔木在广州对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的谈话中，对赵丹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对他们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黄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常常有人问她：“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黄宗英总是回答：“他的死。”
赵丹已昏睡多日。医生查房后对黄宗英说，让亲友们来看看吧。黄宗英明白，丈夫已进入弥留之际。她摘下“谢绝探望”的牌子，打开病房门，还在窗台上摆了两摞赵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
这是1980年10月初。北京医院412病房。
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妻子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
2008年9月12日，黄宗英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84岁的老人语调缓慢、一字一句：“我想，赵丹是在导演自己的死了。”
赵丹的最后时光
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
就在1980年10月5日，赵丹向妻子交代身后事的这一天，赵丹还跟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当时，夏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黄宗英一边托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联系胡乔木，一边把赵丹的意见整理成文字。“他担心匆忙之间说不清，让我先写下来。”黄宗英说。
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黄宗英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是几号了，只记得那是个下午。
赵丹睡着，客人说别叫他。黄宗英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呢。”黄宗英把赵丹推醒，把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了一些。赵丹高兴地和胡乔木握手。黄宗英对赵丹说：“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
黄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3个问题：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
黄宗英清楚地记得，当她说到第2个问题时，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听懂。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赵丹淘气地笑了，胡乔木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黄宗英解释说，演员最怕领导来看戏。领导该笑的地方不笑，该哭的地方不哭，也不敢随便点头和摇头，都盯着一把手的脸色。演员在台上演得都僵了，空气都凝固了。领导来看戏，就是一个观众。他点头、鼓掌、拂袖而去，都跟戏没有关系。如果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请形诸文字下发。
黄宗英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赵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
赵丹提的这些意见，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电影界、戏剧界的情况密切相关。
1951年，赵丹主演的《武训传》轰动全国。但没过多少日子，《武训传》受到批判，赵丹遭到祸殃，艺术生命迅速一落千丈。60年代初，赵丹被邀饰演鲁迅，满腔热情地投入人物创作。谁知，1963年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突然提出，要大写建国后的13年。而鲁迅卒于30年代，《鲁迅传》搁浅。
“文革”后，赵丹又被邀饰演周总理。可正式开拍时，赵丹却接到了不让他演周总理的通知。原来，一位高官认为，赵丹30年代和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总理“不合适”。
据黄宗英回忆，当时，胡乔木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连连点头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走，胡乔木还让黄宗英把赵丹的意见整理出来发表。
客人走后，黄宗英放落病床的支架，坐在赵丹身边，说，“总算你要说的话说了。”赵丹疲惫地说，“看吧。”然后闭上了眼睛。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胡乔木他们走后，黄宗英立刻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打了电话。袁鹰是黄宗英的老朋友。赵丹住院后，他们也一直保持联系。袁鹰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赵丹要黄宗英找胡乔木的事，他事先就知道。
袁鹰在电话中对黄宗英说，“不要再做文字上的修饰，赶快把文章写来。”很快，袁鹰到北京医院取回文章。
文章写在500字一张的稿纸上，落款是“赵丹述说，黄宗英整理”。黄宗英回忆，当时她和袁鹰对视了一下，两人默契地把“黄宗英整理”5个字划掉了。“这样做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使文章更有力度；二是不要把我牵扯进去。”黄宗英对记者说。
赵丹的文章得以发表，有这样一个背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此，“不要横加干涉”一句，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传诵、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做法。
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赵丹在文中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赵丹还说，“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最终还是没拍成。
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起初，赵丹文章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袁鹰跟黄宗英商量后，把后半句改成“文艺没希望”。
赵丹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文章见报当天下午，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
10月10日，赵丹去世。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文章发表之后
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
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然而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秦川相继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是，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袁鹰说，报社领导受到压力，要文艺部缓和一下气氛。
袁鹰借一次去看望夏衍的机会，向夏公请教。夏衍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情他经历多了，只微微一笑，劝袁鹰不必紧张：“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
可是，找谁呢？停了一会，夏衍想到一个人：金山。
袁鹰一听就说好。金山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既不是文化部的官员，也不完全是民间人士，不朝不野。不过，袁鹰对夏衍说，他同金山没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衍轻轻摆摆手，说，“我跟他说一下。”
很快，夏衍转给袁鹰一篇金山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文章一转，说，“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就在《人民日报》受到上面压力的时候，黄宗英也听说了上面的这句批评，并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寒意。
赵丹去世还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赵丹遗作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宗英用手比划着对记者说，“我们的记者朋友奇多，但只有一份报发了大拇指大的消息。”
“画展9点揭幕，没想到文化官员头头们在8点就到了。”黄宗英说，当官的想了个“到也未到”的办法，纷纷称自己当天有会，不能参加画展了。“一个当官的朋友从赵丹一去世，就抢着帮我主持赵丹画展，可画展开幕前一天，他来电话说，离开北京了。”黄宗英说。
看到画展开幕门可罗雀，黄宗英打电话给中国国家旅游局的朋友刘小妹，说：“小妹，拉两车外国游客来参观中国电影皇帝的书画展。”刘小妹也不傻，说：“我给你拉4车来，黄阿姨你别伤心。”
黄宗英拿出电话本，给能书善画的朋友打电话，“赶快集合到场献艺”。画家黄永玉当时在黄宗英身边，说：“这是阿丹的遗作展，这么搞，是不是俗了点。”黄宗英泪下，说：“永玉啊，俗就俗点吧。不然死人、活人都受不了。”
4年之后，1985年1月，胡乔木在广州对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的谈话中，对赵丹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对他们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黄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常常有人问她：“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黄宗英总是回答：“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