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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从战国起，一代代治印匠人以刀为笔，留下了一方方传世瑰宝。张樾丞就是其中的治印大匠，在金石铿锵中创造了民国时期治印艺术的巅峰。
1883年，张樾丞出生在河北邢台一户农家。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了。为了讨个活路，14岁那年，他徒步跋涉几百里来到北平，想学一门手艺。留黎厂（今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的老板见他聪明伶俐，还粗通文墨，就收留他做学徒。
当时做学徒主要是侍奉师傅起居，然后做杂活，师傅高兴了才会教一下手艺。张樾丞很有眼力，每天把应做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后，将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揣摩前人印谱和钻研篆刻上，刻字水平日渐精进。
转眼四年过去，他不但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还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刻印功底。这天，一位顾客到店里取印，嫌店主刻得不好拒收。见状，张樾丞赶忙说：“这不是师傅刻的，是我刻得不好，您稍等，我重新给您刻。”他的做法既帮师傅圆了场，也打消了客人的怒意。在那人的注视下，他凝神静气，刻刀在印材上铿锵有声，很快一方印章完成，那人连连称赞，高兴地付了款。师傅对张樾丞很是感激：“你的手艺现在已经不在我之下，可以另立门户了。”于是，18岁的他拜别师傅，于1901年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自立门户。
张樾丞深知治印之学博大精深，而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要想成为行家里手，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学习。为此，他每天手不释卷，《六书通》等印典几乎被他翻烂了，他逐渐精通了篆法，尤其擅长仿古篆刻;对于同行，他均以晚辈自居，对其尊敬有加;对上门的顾客更是热情接待，如此一来，他的生意慢慢火了起来。
转眼到了1908年，25岁的张樾丞已经成为琉璃厂刻字治印的一把好手。这天，隔壁同行“藻玉堂”的老板鄭重地找到他说：“梁启超先生手书‘龙飞虎卧’四字请我治印，但我对自己的刻字手艺拿不准，想请你代为操刀。”张樾丞接过活后，精心篆刻，很快刻出了一方“龙飞虎卧”的印章。梁启超用过后对张樾丞的治印手艺大为赞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常用印章。
大师的赏识让张樾丞一举成名，一时间前来求印者络绎不绝。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派人送来篆刻，有的则亲自登门求印。张樾丞借机向名家们讨教，殷勤地端茶递水，待茶热耳酣，便让伙计捧出墨宝，请书画家们挥毫留字，就这样累积了大量的名家字样，然后他施展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刻出了一方方精美的印章。
张樾丞的名头愈发响亮，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某大臣向末代皇帝溥仪进言说，张樾丞所治的印玺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于是，溥仪命其刻制了“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八枚印玺，其中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自此，溥仪在皇宫中闲来无事，就用这些印玺在不少名画上铃盖印章。后来，这些钤印成了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
及至民国时期，张樾丞已经成为京城篆刻大家，但他依然虚心好学。在当时，严几道、陈师曾等名流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他便拜师陈师曾谦逊求教励志研学，得窥六书三仓之源流、秦汉篆籀之变迁，笔法章法更守古人矩度，无佻巧诡异之习，技艺日进。
1912年，机缘巧合之下，张樾丞购得一件罕见的汉代铜鼓，遂取“铜鼓”之谐音“同古”，创办“同古堂”，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很快就以治铜印成为当时一绝。名流政要们都以能拥有张樾丞所治之印为荣。这期间，段祺瑞、冯玉祥等达官显贵和张大千、齐白石等名流纷纷成为他的客户，就连北京大学学业证书以及民国银行纸币上所用的印鉴都出自张樾丞之手。
其中，最有趣的是为鲁迅治印。鲁迅是治印方家，治印匠人功力好坏很难逃过他的法眼。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两枚木章，但陈师曾不善刻木，就推荐由张樾丞代刻，而鲁迅认为张樾丞治印以金石为主，对其能否刻好木印有些担心。但看到张樾丞刻好的木印后，鲁迅大呼精妙，不但自己成了他的常客，还代许寿裳求印，《鲁迅日记》1918年4月11日记载的“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弗（许寿裳宇季弗）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
说的就是此事。从1912到1926年，鲁迅先后请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移居上海后，鲁迅也曾几次到琉璃厂找他盘桓。到新中国成立前，张樾丞已成为中华篆刻界的泰斗级大师。
随后，张樾丞的治印生涯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刻制国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副主任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在1945年去延安之前就与张樾丞熟识，便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探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因为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所以商定由他担当刻印重任。
张樾丞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地用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画了四张印样，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十多天后交给齐燕铭，齐燕铭很快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政协筹委们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政协筹委会正式决定将刻制任务交给张樾丞。张樾丞激动万分，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啊，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百姓的。”
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工制作，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印文，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制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定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四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要付给张樾丞高额酬金，但他坚决不要，中办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自此，从1949年11月起，新中国颁发的一系列政令、国书等都盖上了这枚鲜红的印章，直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新的中央政府——国务院，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此外，张樾丞还为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治过印章。直到1961年病逝，张樾丞结束了他金石铿锵的一生，享年78岁。
张樾丞一生致力于治印事业，从寒微草民成长为治印大匠，书写了金石铿锵的传奇人生。
编辑/夏涵
1883年，张樾丞出生在河北邢台一户农家。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了。为了讨个活路，14岁那年，他徒步跋涉几百里来到北平，想学一门手艺。留黎厂（今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的老板见他聪明伶俐，还粗通文墨，就收留他做学徒。
当时做学徒主要是侍奉师傅起居，然后做杂活，师傅高兴了才会教一下手艺。张樾丞很有眼力，每天把应做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后，将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揣摩前人印谱和钻研篆刻上，刻字水平日渐精进。
转眼四年过去，他不但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还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刻印功底。这天，一位顾客到店里取印，嫌店主刻得不好拒收。见状，张樾丞赶忙说：“这不是师傅刻的，是我刻得不好，您稍等，我重新给您刻。”他的做法既帮师傅圆了场，也打消了客人的怒意。在那人的注视下，他凝神静气，刻刀在印材上铿锵有声，很快一方印章完成，那人连连称赞，高兴地付了款。师傅对张樾丞很是感激：“你的手艺现在已经不在我之下，可以另立门户了。”于是，18岁的他拜别师傅，于1901年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自立门户。
张樾丞深知治印之学博大精深，而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要想成为行家里手，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学习。为此，他每天手不释卷，《六书通》等印典几乎被他翻烂了，他逐渐精通了篆法，尤其擅长仿古篆刻;对于同行，他均以晚辈自居，对其尊敬有加;对上门的顾客更是热情接待，如此一来，他的生意慢慢火了起来。
转眼到了1908年，25岁的张樾丞已经成为琉璃厂刻字治印的一把好手。这天，隔壁同行“藻玉堂”的老板鄭重地找到他说：“梁启超先生手书‘龙飞虎卧’四字请我治印，但我对自己的刻字手艺拿不准，想请你代为操刀。”张樾丞接过活后，精心篆刻，很快刻出了一方“龙飞虎卧”的印章。梁启超用过后对张樾丞的治印手艺大为赞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常用印章。
大师的赏识让张樾丞一举成名，一时间前来求印者络绎不绝。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派人送来篆刻，有的则亲自登门求印。张樾丞借机向名家们讨教，殷勤地端茶递水，待茶热耳酣，便让伙计捧出墨宝，请书画家们挥毫留字，就这样累积了大量的名家字样，然后他施展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刻出了一方方精美的印章。
张樾丞的名头愈发响亮，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某大臣向末代皇帝溥仪进言说，张樾丞所治的印玺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于是，溥仪命其刻制了“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八枚印玺，其中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自此，溥仪在皇宫中闲来无事，就用这些印玺在不少名画上铃盖印章。后来，这些钤印成了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
及至民国时期，张樾丞已经成为京城篆刻大家，但他依然虚心好学。在当时，严几道、陈师曾等名流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他便拜师陈师曾谦逊求教励志研学，得窥六书三仓之源流、秦汉篆籀之变迁，笔法章法更守古人矩度，无佻巧诡异之习，技艺日进。
1912年，机缘巧合之下，张樾丞购得一件罕见的汉代铜鼓，遂取“铜鼓”之谐音“同古”，创办“同古堂”，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很快就以治铜印成为当时一绝。名流政要们都以能拥有张樾丞所治之印为荣。这期间，段祺瑞、冯玉祥等达官显贵和张大千、齐白石等名流纷纷成为他的客户，就连北京大学学业证书以及民国银行纸币上所用的印鉴都出自张樾丞之手。
其中，最有趣的是为鲁迅治印。鲁迅是治印方家，治印匠人功力好坏很难逃过他的法眼。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两枚木章，但陈师曾不善刻木，就推荐由张樾丞代刻，而鲁迅认为张樾丞治印以金石为主，对其能否刻好木印有些担心。但看到张樾丞刻好的木印后，鲁迅大呼精妙，不但自己成了他的常客，还代许寿裳求印，《鲁迅日记》1918年4月11日记载的“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弗（许寿裳宇季弗）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
说的就是此事。从1912到1926年，鲁迅先后请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移居上海后，鲁迅也曾几次到琉璃厂找他盘桓。到新中国成立前，张樾丞已成为中华篆刻界的泰斗级大师。
随后，张樾丞的治印生涯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刻制国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副主任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在1945年去延安之前就与张樾丞熟识，便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探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因为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所以商定由他担当刻印重任。
张樾丞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地用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画了四张印样，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十多天后交给齐燕铭，齐燕铭很快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政协筹委们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政协筹委会正式决定将刻制任务交给张樾丞。张樾丞激动万分，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啊，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百姓的。”
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工制作，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印文，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制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定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四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要付给张樾丞高额酬金，但他坚决不要，中办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自此，从1949年11月起，新中国颁发的一系列政令、国书等都盖上了这枚鲜红的印章，直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新的中央政府——国务院，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此外，张樾丞还为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治过印章。直到1961年病逝，张樾丞结束了他金石铿锵的一生，享年78岁。
张樾丞一生致力于治印事业，从寒微草民成长为治印大匠，书写了金石铿锵的传奇人生。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