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这个“逆差”，恐怕比物质贸易的“顺差”更值得注意
　　拿到这本书时，正值北大招办负责人以“无稽之谈”四个字回应“北大清华二流论”，其理由是北大和清华的调档线远高于香港的高校。因此，“北大、清华仍是中国高校中最优秀的。”
　　也许，正如薛涌想在序言中告诉中国的大学教授、教育管理者的那样，高等教育全球化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办教育。对于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而言，似乎不用越过太平洋，我们自己的香港特区吹来的一丝新鲜空气，就足以使人为内地大学校园里漂浮的真菌孢子捏一把汗。
　　香港的大学在硬件、师资就业、出国深造等方面的优势和丰厚奖学金，跟调档线哪个重要?这本书恰好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以高考成绩论高低，伯克利不过算个二流大学。”
　　作者说，他写书的目的在于美国大学正在影响中国，而这个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大量的中国学子赴美留学，二是中国教育改革者们愿意参考美国高等教育这个范本。因此，书中不仅涉及各等级美国大学的变迁、美国的子女教育模式和体育、女性、高分复读生等话题，更是将全书最后一章安排为“从美国看中国教育”，倡导以“教育券”的方式进行中国大学改革。
　　政府基本不直接资助大学，而是把大部分高等教育的经费，以奖学金、助学金的方式直接交给合格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拿着钱去选择学校，这是薛涌开出的药方。他并不是惟一为中国大学改革开药方的人。三年前，北大教师人事体制改革就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那一场讨论，笔者身在其中，略有耳闻。对一位北大青年教师的说法深以为然，他说：“对北大改革草案的争论，局外人总愿意往个人的利益关系上猜测，其实，北大教师之间的理念差异不能忽视。”大学应以推出生产线末端的“成品”为己任，还是要培养教学相长、自主创新的学术传统?大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造血”还是“输血”?都是被大众媒体单向度的解读所忽略的问题。
　　向国外教育经验取经之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大学在培植学术传统和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方面所作的努力。作者写道，当了两届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就任总统之前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总是强调，大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学，更在于“学的精神”。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而言，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而非仅仅是课堂教学。大学应该是一个使学生能够安居的“心灵的花园”。
　　花园与生产线，是有区别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美国则是最善于利用“外脑”发展自己的国家，中美之间的这个“逆差”，恐怕比物质贸易的“顺差”更值得注意。
　　如此说来，迫在眉睫的忧虑是，如果是学费，而不是竞争力与世界水平提前“接了轨”，留学梦想越来越现实，那时候，即使我们的热情不改，我们收到足够多的教育经费，我们又拿什么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
　　(《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薛涌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