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为了撰写明清浙江湖州籍状元的文章，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库查寻与姚文田有关的资料，发现这位乾隆五十九年特科考试第一名，嘉庆四年殿试又荣登榜首的“双料状元”名不虚传。他不仅勤政爱民，洁身自好，还博览群书，勤奋著述，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除了主持编修《扬州府志》，还先后撰写了《广陵事略》《历代世系编年纪》《邃雅堂学古录》《说文声系》《说文解字考异》等著作。
　　《说文解字考异》是姚文田准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也是给后人留下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惜这本倾注了姚公半生心血的著述实在是运气不佳，历经坎坷，连原稿都差点儿丢失，经过姚家祖孙数代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刊印问世，其中的曲折离奇，令人感喟不已。
　　通过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库，在库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金石类”著录上，笔者发现有五个地方收藏了姚文田的《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国家图书馆两部，上海图书馆一部，浙江图书馆一部，旅顺博物馆存有半部残缺不全的。国家图书馆所存的两部稿本均为十五卷二十八册，其中一部每册书衣都有楷书“群书引说文考”，里面各卷的卷端皆写明“说文解字”，只有第一卷在“说文解字”旁加上“考异”两字。页眉、页脚及行间等处还有不少的批改，主要是关于内容的增加或删改。另一部每册书衣及卷端均作“说文解字考异”，第一卷页眉、第二卷上的页脚、第二卷下的书衣分别有“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秋农（姚文田字秋农）手校讫”“乙丑十二月初六日秋农校讫”“乙丑十二月廿八日秋农手校讫”“丙寅二月初十日秋农手校讫”等题识，并钤有“秋农”“姚文田”朱文印。笔者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凡是前一部稿本上的页眉、页脚及行间批注等附加内容，在这一部中皆双行增添叙入。请教行家后认定：前一部应是姚文田最早的手稿草本，而后一部则是在前一部基础上的补充修改、抄录誊写的清稿本。两部稿本都钤盖了“京师图书馆藏书印”的朱文收藏章。
　　晚清藏书家、版本学家缪荃孙是江苏江阴人，曾供职于晚清的京师图书馆，他年轻时经常往来于江浙两地，与陆心源、凌霞、刘承干、吴云、吴昌硕等湖州籍文人士子都有交往。国家图书馆藏有题名《二家书札》之手稿粘贴本一册，汇集了缪荃孙和陆心源分别致凌霞的函札若干。其中缪荃孙致凌霞函二十二通，主要涉及金石辑录和传拓作品，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缪荃孙在《云自在堪随笔》中提到：“近见姚文僖（姚的谥号）文田、严铁桥（严可均，号铁桥，湖州织里人，嘉庆五年举人，晚清著名文字学家、藏书家、钱币收藏家）同撰《群书引说文疏证》稿本，均手稿，加签满纸，其孙彦侍（姚觐元，字彦侍）方伯交予审定，嘱同事吴枚升写精本，后又嘱郑伯更添甚多。予颇不为然，有引用嘉、道时未出之书，不如用原本。遂未及付梓而方伯没矣。彦侍之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手稿一次，清稿二次，清稿皆在焉。书单题日钞本，不知其高祖手泽也。”这样就可以对上号了，姚文田孙子姚觐元任川东道时，缪荃孙为其幕僚，姚觐元将祖父留下的手稿委托其过目审定，并交师爷吴某抄录缮写，以及嘱托家庭教师郑某增补内容。等传到姚氏第五代，家道中落，难以为继，以至将祖传的家藏古籍全部卖给京师图书馆，此时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姚氏子孙大概请他看在世交面上给估个高价。缪荃孙收进后仔细察看，发现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连祖上的手迹都不认得，稀里糊涂地在书单上写着钞本，不由得感喟嗟叹。
　　缪荃孙在其任上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对馆藏的两部《说文解字考异》均有著录，并专门加了一段按语，详细追述了他与姚觐元及此书的因缘：“同治壬申，荃孙在蜀，彦侍观察招入幕中，出此初稿，嘱为整理，次第交写官另写清本，荃孙写成一分。又嘱遵义郑伯更知同为之。伯更据后出之书增补甚多，彦侍不以为然，伯更辞馆，带书而行，殁于逆旅。彦侍寓苏，至登上海报以觅此书，后彦侍堂弟藏此清稿，函交彦侍，彦侍大喜，将为开雕而病殁，今两稿具在，不胜存没之感云。”缪荃孙在自己的《艺风藏书记》中“《说文解字》三十卷”条目下亦有记载：“姚书徵引甚博，系草稿，涂乙满纸。文孙方伯觐元宝同拱璧。荃孙入川东幕，方伯属荃孙指示写官录出清本，复交遵义郑伯更详校，成书八册，欲刻未果。近年姚氏书尽出，此书亦在内，但注‘钞本’，不知先代著撰矣，可胜慨哉。”
　　缪荃孙作为姚觐元的幕僚，曾亲历稿本的校勘、增补、誊清、抄录以及失而复得的全过程，其所说当为可信。他在文中提到在姚家任塾师的郑伯，全名应是郑知同，字伯更，贵州遵义人；其父郑珍是晚清宿儒，先后在川、贵等地任教谕，对古文字学颇有研究，著有《说文逸字》《说文谐音》《说文大旨》等。郑知同从小耳濡目染，认真研读父作，对文字学研究有一定的根底，所以姚觐元放心将校勘祖父遗著的重任交付与他。可能这位郑先生的学究气太浓了，有点偏颇，固执己见，本对东家祖上的稿本宜锦上添花的增补润饰，他却完全是按自己的兴致所在，随心所欲大刀阔斧地对稿本增删补充，以至东家审阅后颇感不快，认为是对其先人学术成果极大不敬。二人产生矛盾，郑老师一怒之下竞不辞而别了。本来情有可原的事，读书人难免会有点书生意气，士可杀，不可辱！你东家不尊重人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郑知同不应该闹点别扭，就随便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最后病死途中，把别人祖上留下的珍贵手稿都丢失了，这样的做法不仅不通人情，而且有悖道德规范，有偷盗嫌疑。光绪九年，姚觐元在广东布政使任上被弹劾，罢官归隐江南名城苏州后，在上海的报纸上多次刊登广告，重金悬赏寻找祖父的遗稿。也许是姚家几代勤政安民、勤奋著述的精神感动了上苍，倾注了状元公大半生心血的另一清稿居然在湖州老家的后裔那儿找到了，祖上手泽失而复得，阖家上下，皆大欢喜。
　　近日读到贵州学者蒋南华等校注的《郑知同楚辞考释手稿》，在前言中提到：“郑知同之《补姚氏说文考异》20卷和《说文正异》2卷均由张之洞呈献于清内阁书库，现存北京图书馆。”但查阅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数字资料库，所有的古籍目录均未见记录。委托北京的朋友查寻，最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张之洞弟子、江苏吴县人王仁俊的《说文考异补》稿本八册，书前有王仁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写的“说文考异补叙例”，其中谈道：“归安姚文田之《考异》，大旨据唐宋以来引文加以论断，至为精密。顾其书系手稿，未勒定本，南皮尚书张孝达（张之洞）师开府两粤，属遵义郑氏知同重加考辨，续为编纂，草稿初成，未及清缮，其中删并复夺排比前后斯事繁琐，尚俟来者。”“又记”日：“是书初名《说文解字考异三编》，稿成，就正于南皮师。师命并纂姚、郑二稿合为一书，示以宜称《说文考异补》，则名简易举，谨遵题记，其体例一依师命云。丁酉十月朔。”这位王仁俊看来是一位坦荡实诚的君子，不掠人之美，实话实说，使我们知道郑知同并没有“殁于逆旅”，而是携带姚稿和自己的《补姚氏说文考异》草稿南下投奔两广总督张之洞了，还被“南皮尚书”委任为新创办的广雅书局总纂。可惜这位郑总编福浅命薄无缘消受，没多久就真的殁于任上了。书稿由张之洞弟子王仁俊接手，他按照老师的意见将两稿合二为一重新编纂，书名也改为《说文考异补》，不知何故未能列入广雅书局的正式出版计劃。
　　在2010年嘉德拍卖公司的北京秋拍会上，姚文田辑的《说文解字考异》七册最后以6.16万元成交。查考相关信息后得知，嘉德拍卖的是王秉恩的抄本残件，包括卷四上、卷五、卷八、卷九上、卷九下、卷十、卷十一，书稿上还有多个朱白文印鉴：“强学簃所钞书”“王秉恩”“息尘盒辛亥劫余书画记”“雪岑珍藏”“息尘庵所藏”，书口有“国朝十三经正义”，下有“广雅书局栞”。此稿本后曾归民国名人王云五收藏，2009年曾有四册在嘉德秋拍会上现身，因底价过高而流拍。王秉恩字雪澄、息尘，号息尘盒主，清同治间举人，宦迹各地，精目录校勘之学，收藏金石字画甚富，为张之洞弟子，校补《书目答问》，曾任广雅书局提调。他与缪荃孙交往甚密，书信来往常谈及刻书、藏书之事。辛亥革命后闲居上海，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度日。
　　由此看来，姚文田《说文解字考异》的稿本除了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两件，还有多份抄件流传于世。而原稿辗转到张之洞处，广雅书局的同僚王秉恩近水楼台先得月，抄录誊清，研读校勘，百年后这部抄件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京城名拍上，被后人高价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