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6日，贺绿汀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到自己阔别20年韵母校，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学生们对这位穿着军装的院长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他们仿佛从这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上，看到了自己的院长走过的艰辛历程，看到了自己的院长质朴的革命气质。
　　新建的上海音乐学院，百废待兴。他和教职工们、学生们在自己简陋的办公室连夜商谈着建校计划。在这样繁重的行政工作中，他还亲自兼课。还用自己不多的津贴费买了一把板胡。他带着这把板胡走进了高等音乐学府的课堂，诙谐中带着十分认真的态度说：“人们说我是‘洋包子’，其实，我是最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向西洋音乐学习和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只有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同学们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决定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现在。由我来开个头，先讲陕北民歌。”他熟练地手拉板胡，边演奏边讲解起来，从陕北的《信天游》一直到湖南的《洞庭乐》，常常博得学生热烈的掌声。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海洋。
　　上完课，他挨门挨户进行访问，和老师促膝谈心。向海外的华人音乐家发信，介绍解放以后新中国突飞猛进的情况，院内青、老年教师在穿军装的院长的感召下，奋发工作着；海外的著名华人音乐家在贺绿汀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函的催促下。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资条件，回国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无论对国内或海外归来的专家，贺绿汀都唯贤是举。委以重任。从海外归来的音乐家丁善德教授被聘为作曲系系主任：被法国观众誉为“中国之莺”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被聘为音乐系系主任……
　　学生病了，他亲自用自己微薄的生活津贴为学生订牛奶，学生衣服破了无钱购置新的，他便将自己的衣服送给学生，学生们感动地说：“贺院长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
　　可对于学生的专业，他却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学生，一门专业课不及格，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求情：请求准予毕业。他的答复十分干脆：“我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跨出音乐学院的大门。”
　　贺绿汀每天都有读报的习惯。1963年5月20日，他翻开当天的上海《文汇报》，一篇粗体字大标题的文章赫然入目：《请看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作者：姚文元。文章一开头就点出音乐家德彪西的名字。他急不可待地读了下去。因为姚文元这个红极一时的却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和德彪西的名字联在一起。给他一种不祥之兆。读完全文，他紧握的双拳微微沁出了汗水。姚文元这个“打手”，打了国内很多文艺界著名人士。现在竟到国外“鞭毙”去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天，他便打电话给《文汇报》记者，请他到自己家里谈谈。记者一进来，贺绿汀忘了请他坐下，就十分气愤地和他谈起了自己的看法：“糟透啦，糟透啦!一张全国有影响的报纸，怎么发表出这样简单、粗暴、无知的文章来了?作者根本就没有搞懂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就大打其棍子，这还有不闹笑话的?”
　　记者睁大着吃惊的眼睛，听着这位老前辈直言不讳的谈话。在当时，敢于这么无所顾忌地批评这样一位“一言九鼎”的“红色批评家”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贺绿汀根本没有注意到记者的惊奇不已的反映，顺着自己的思路，激动不已地讲着：“姚文元的文章，摆出一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批评家’的样子，要出别人的‘洋相’，结果自己却丢尽了脸，出尽了洋相。不仅出了他个人的洋相，而且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洋相。德彪西本来是当做反语来写的话，他却把他当正面的话来进行批判。这不使人笑掉大牙?对于国外一些著名音乐家，人家又会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批评?”贺绿汀越说越激动：“对国外一本名著，还没有弄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大棍子一挥，对我们实在太为不利。我认为，此风在学术界决不可长。”贺绿汀手重重一挥。在室内来回急促地踱着步。
　　记者埋着头做着记录，最后，抬起头来问道：“贺院长，你能不能将你刚才的观点写篇文章见报，如果不便。用笔名也可以。”
　　贺绿汀果断地点点头：“可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我毫无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三个星期后，《文汇报》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作者：山谷(贺绿汀的笔名)。文章十分尖锐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文章是呈上海市主要负责人过目后才登出来的。这位主要负责人看过文章后。轻轻一拍桌子说：“贺绿汀既然自己跳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要在报上狠狠地批!”
　　紧接着，《文汇报》又根据市委领导授意，召开了《德彪西问题讨论会》。天真的贺绿汀，以为这是“双百”方针的学术争鸣，又在会上对姚文元乱打棍子的“学阀”作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理屈心虚。不敢和贺绿汀对阵，只得化名“名人”在报上大做文章继续凶狠狠地挥舞“铁棍”。竭尽全力地向贺绿汀打来。且背后组织强大人马。步步为营地向贺绿汀紧逼而来。
　　贺绿汀这块“硬骨头”。却是姚文元这根打倒过不少人的“铁棍子”打不烂，锤不碎的。他昂然挺立，不断反驳着姚文元的各种议论。从此。他便和这个显赫一时的人物结下了深深的积怨。
　　1966年6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在姚文元一伙幕后操纵下，贴出了批判贺绿汀的第一批大字报。1966年6月8日清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姚文元一伙组织的声讨贺绿汀的檄文。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二版通栏标题是：《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文章中气势汹汹地写道：“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披着‘老革命音乐家’、‘共产党员’的外衣，窃据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一贯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
　　贺绿汀读着这些报纸，攥了攥自己的拳头，似乎是在试试自己的骨头还是不是硬的?
　　面对着这些狂风暴雨。他默不作声。他深知：能不能熬过这一关。关键是看自己骨头硬不硬。
　　批判逐步升级：他这个全国第一个被揪出的“黑帮分子”，在姚文元一伙的操纵下，批判逐步由上海转向全国。批判的重点之一，自然是他对“革命理论家”姚文元的“攻击”。批判文章中咬牙切齿地写道：“黑帮分子贺绿汀恶毒攻击对德彪西进行批判的姚文元同志是‘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是充当‘打手’。请看，贺绿汀这个资产阶级保皇党是何等猖狂，何等霸道!”
　　张春桥赤膊上阵，在会议上狂喊：“在德彪西讨论中。黑帮分子贺绿汀对姚文元同志的恶毒攻击，是‘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贺绿汀写攻击姚文元文章所用的笔名‘山谷’。源于北宋诗人黄庭坚。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曾被罢官。贺绿汀以‘山谷’做笔名，跟《海瑞罢官》遥相呼应，彭德怀——吴晗——贺绿汀，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读着这些小丑们“今古奇观”的文章，他只是淡然一笑。他确实只感到好笑，并不感到痛苦。使他痛苦的是：他的问题涉及到了自己的老伴和孩子。他们一夜之间成了“黑五类子弟”和“黑五类家属”。一天，一群由姚文元一伙幕后亲自指挥的红卫兵突然冲了进来，把他和姜瑞芝拖了出去，一直拖到上音附中的一间教室里。强按他跪在桌上，举起皮鞭狠狠地抽，姜瑞芝被推倒跪在地上。红卫兵拿剪刀将她的头发绞得乱七八糟。贺绿汀慢慢爬了起来。抹干自己嘴角的血迹，扶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老伴，一瘸一拐地向自己家里走去……家中，一群红卫兵正在等待着他们。这些红卫兵，都是带着姚文元一伙亲自拟定的审问提纲冲到他家来的。贺绿汀一进门还未站定，这群红卫兵便厉害地问道：“贺绿汀，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叛徒问题!”
　　“叛徒?”贺绿汀浓眉一竖。“凭什么说我是叛徒?”
　　“你还狡辩?”一个红卫兵双手在腰上一插，“你进过苏州反省院。不是叛徒是什么?”这显然是姚文元一伙提供的“炮弹”。
　　“这是污蔑!地地道道的污蔑!我要写大字报进行反驳!”贺绿汀的手用力一挥。
　　第二天，上音校园大字报专栏贴出了贺绿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有人贴大字报说我进过苏州的国民党反省院。苏州的国民党反省院是1931年后才成立的。而我是1930年初就出狱了。怎么能说我进过苏州反省院?你们如此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你们替我炮制的黑材料，可以编一部小说了。
　　大字报写得义正词严，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只看大字报，谁也默不作声。只是在离开大字报栏以后。才自言自语轻轻说一声：“真是一个硬骨头!”女儿晓秋挤在人群里，看着爸爸写的掷地有声的大字报，听着人们轻声赞服“硬骨头”的议论，她决心将大字报抄下来，趁红卫兵串连的高潮，到北京亲自交给敬爱的周总理。
　　到了北京，好容易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是了解爸爸的，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解救爸爸的。贺晓秋挤呀挤呀，终于向前挤近了周总理一些，她大声喊着：“周总理，我是贺绿汀的女儿，我要把爸爸写的大字报交给您。”然而，人潮如海，周总理没有听见人海中这个瘦弱女孩子的呼声。他带着满面愁容，带着对祖国的前途的忧虑，默默地离开了人群……贺晓秋彻底失望了。
　　她作为“黑五类子女”。被赶回了上海。见到爸爸，爸爸被姚文元一伙派来的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贺晓秋的心碎了。不久，贺绿汀被隔离审查。她将妈妈悄悄接到自己在音乐学院一间小杂物房里，不幸被造反派发现。姚文元一伙操纵的红卫兵气势汹汹的冲了进来。对贺晓秋喝道：“你明知你母亲是叛徒，你们都是‘贺绿汀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正在隔离审查期间，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包庇你的叛徒母亲!”
　　“胡说!”贺晓秋怒目一睁，“你们这全是污蔑和造谣!”
　　造反派被这意外的回答惊得目瞪口呆!
　　几天后，贺晓秋逃出“隔离室”，全力跑向自己的家里。她要去见自己的爸爸，去安慰和鼓励自己正被姚文元一伙围剿的爸爸。可是，走到熟悉的家门口，只见门上贴着交叉的白纸条。贴着一张张醒目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她见着这些白纸条，怒火中烧，走向前去“哗!哗!哗!”把它撕得一张不剩，接着踢门而入，她呼唤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冲进厨房，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她用自己的生命，向姚文元一伙提出最后的抗议!
　　姚文元一伙对贺绿汀的批斗逐步升级。在第一次批贺电视批斗大会上，他们出尽洋相，由审判者变为被审判者之后，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义，逮捕了贺绿汀。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打击贺绿汀的“反革命气焰”。姚文元一伙操纵的“打贺指挥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锣密鼓。跑遍了邵阳等贺绿汀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收集了一颗伪造的“炮弹”，终于演出了第二次“批贺电视大会”的闹剧。
　　气势汹汹坐镇主席台的是贺绿汀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于会咏。他现在已荣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再是音乐学院那个小小的讲师了。他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绿军装，神气活现地坐在主席台上左顾右盼。他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后台老板张春桥、姚文元正在自己家里观看和遥控这次筹备已久的电视批贺大会，他们要报第一次电视批贺大会惨败那一箭之仇。
　　于会咏宣布批斗大会开始。他为了向自己的主子张春桥、姚文元邀功买赏，叉着腰踱到贺绿汀身前厉声问道：“贺绿汀，你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贺绿汀头儿微微一昂：“我没有罪!”“你反对毛主席!”于会咏将手中的“红宝书”一扬。
　　“你完全是胡编乱造!”贺绿汀轻蔑地瞥了于会咏一眼，“在延安，我就把《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解放后，我写过《人民领袖万万岁》、《毛主席来到天安门》!您凭什么说我反对毛主席!”
　　“你回上海作报告，公开搬出满清皇朝影射攻击毛主席，这不是反对毛主席是什么!”
　　“你造谣!”贺绿汀狠狠盯了于会咏一眼，“我回上海作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对音乐工作者谈话内容讲的。毛主席说，不要学慈禧太后盲目排外，盲目排外与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
　　于会咏拳头猛向贺绿汀一挥：“你翻案!”
　　“你们把一个坚定反对阶级敌人的千方百计打成阶级敌人，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翻案!”
　　于会咏狼狈不堪：“你，你……你反革命!”
　　“这是污蔑!这是造谣!造谣可耻!造谣可耻!”
　　于会咏气得脸色煞白，嘴半张着，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一个一脸横肉的打手连忙走向前去拉开贺绿汀手中的话筒，贺绿汀便不顾一切地从打手手中去抢夺话筒。打手不便在电视摄影机前殴打贺绿汀，便悄悄背着观众从背后狠拧他反剪着的双手，他痛得一下倒在地上，可很快又爬起来抢夺话筒，打手夺去话筒，贺绿汀又奋力夺回话筒，愤怒的“造谣可耻”的声音虽然变得越来越弱，但这声音却象山洪一样震撼着千百万电视观众的心!硬骨头音乐家再一次在成千上万电视观众前留下自己永不磨灭的“硬骨头”形象。那些在台上领着喊“打倒黑帮分子贺绿汀”的造反派被这“史无前例”的场面惊呆了。在这最“应当”喊“打倒贺绿汀”的时刻，竟忘了喊口号。这样，整个电视机前就只有贺绿汀虽然微弱但却十分清晰的“造谣可耻”的声音。历史在这儿做了一个正确的出人意料的颠倒：被审判者成了审判者。审判者成了被审者。正在这千百万电视观众被贺绿汀硬骨头精神深深激动着的感人时刻，电视机的荧光屏突然一片空白。
　　电视机出了毛病?人们急切地拧着电视机的各种按钮。可贺绿汀崇高的硬骨头形象却再也没有在荧光屏上出现。
　　原来藏在自己家里遥控着“批贺电视斗争大会”的张春桥看到这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场面，马上意识到这又是自己政治上的一场惨败。于是，立即用气得发抖的手拿起电话，气急败坏地向会场下达紧急批示：立即停止转播。
　　可是，贺绿汀深深刻在人民心中的可贵的“硬骨 头”形象。又岂是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用停止电视转播抹得了!
　　它已经象一尊尊严的石像。永远刻在无数正直人们的心中。
　　人民为有这样的硬骨头音乐家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终于找到了狠狠报复贺绿汀的机会，将他关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授意监管人员对贺绿汀这个“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可以采取“特殊的专政手段”。因而折磨殴打，便成了贺绿汀在狱中的家常便饭。
　　在狱中。贺绿汀仍然坚持每天读报。一天，突然不给他当天的报看，他感到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悄悄地给同室的难友递去一张纸条，请他将当天的报纸给他看。难友将报纸递了过来，只见报上以整版篇幅通栏大标题登着：《彻底批判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形形色色的“檄文”。电视批判大会经不起贺绿汀一驳的种种捏造的“罪名”，全搬到报上来了。但是。根据“上级指示”，却不让他看这天的报纸。读着这张满纸谎言的报纸，贺绿汀不禁哑然失笑：张春桥、姚文元们虚弱到了何等程度!他悄悄将这张可以进入历史博物馆的“谎言报”裁成一张张小条。夹在“红宝书”的塑料皮夹里，在每天诵读语录之后，便悄悄拿出一张张报纸条条，在发给他交待自己“罪行”的纸张上，针锋相对地写上一条条批驳意见：
　　“你们还有一张顶硬的王牌。说我是三十年代以《牧童短笛》替国民党反动派歌舞升平，今天又以《荒村夜笛》来咒骂新社会。这张王牌可算是威力无比了，如果还不服罪。那真是花岗石脑袋了。很可惜，这又是典型的唯心论，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牧童短笛》不过是描写牧童在大自然中愉快的片段生活。除了歌颂牧童本身以外不歌颂任何人。这也好象农民豪放的山歌、耨秧歌不是歌颂封建社会而是歌颂他们自己的劳动一样。……《牧童短笛》在解放以后比解放以前流行得更广泛。难道可以说还在歌颂反动派吗?《荒村夜笛》那是名副其实地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村的荒凉景象……关于这些曲子我已写了专门的解释，你们这张顶硬顶硬的王牌也不得不同样彻底破产!”
　　他以自己“硬骨头”的“硬”，正气凛然铁骨铮铮地去碰张春桥、姚文元们的这些所谓“硬”材料，这在当时的铁窗生涯中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
　　他不但写出来，而且把这些一段段、一针见血、锋芒毕露的材料，系统地整理出来，编成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并像一个细心的编辑一样，编好目录、检阅索引，郑重地署上“贺绿汀”三个字，然后交给看守人员，要他转给他们的顶头上司，直至张春桥、姚文元。
　　贺绿汀在监狱被关押5年。在张春桥、姚文元们的皮鞭下，监狱不知有多少“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被他们活活打残以至打死，贺绿汀的生命，随时都处在死亡的边缘。可他硬是置生死于不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皮鞭下，无所畏惧地写了64份85万字的抗议、批驳、申诉材料，却没写一个字的“交待”，没写一个字的“检查”。每次提审他，他便交上一份批驳材料，迎来的是一顿皮鞭和毒打；第二次提审。他仍然横眉冷对地交上一份批驳材料，没有悲欢，没有失望，没有求饶，没有哀告。
　　事后，有人问他：“监狱5年，你怎么竟熬过来了?”
　　他淡淡一笑，说：“这大概是由于我这把老骨头稍稍硬一点吧。”正当张春桥、姚文元们将贺绿汀在监狱里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一天，提审人员突然将他叫了去，他习惯地带上已经写好的批驳材料，走进审讯室，便将批驳材料重重地掷在桌上：“这是写者的第六十四份批驳材料，请转交你们的首长。”他挺立在审讯桌前，等待着毒拳皮鞋的到来，奇怪的是，这一次竟没有人来动他。审讯者还较为客气地对他说：“请坐吧!”
　　贺绿汀没有坐下，他不屑于和这些人坐在一起。
　　“你这些材料不必交了。”贺绿汀没有坐下，审讯者并不恼怒，仍然略带笑容地说。“由于你在狱中认罪态度较好，上级决定你提前出狱。”
　　“认罪态度较好?”贺绿汀脑海里一个念头一闪：他们又在玩什么花招了?还没等他反映过来，审讯者又较和谐地说话了：“同时，上级考虑到你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历史上也为人民做过几件好事。”
　　他静静地听着。凭着他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审讯者的这些话肯定是有来头的。
　　审讯者继续较为和气地说：“第一件，你写的《游击队之歌》起了好的作用；第二件，你背着小提琴，冒着生命危险去延安，这是革命行动；第三件，你写了合唱《东方红》，那是好作品。”
　　就这样，贺绿汀昂着头走进监狱，又昂着头走出监狱，他的硬实坚挺的骨头，从来没有弯过。
　　贺绿汀突如其来的获得解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在关心着贺绿汀。
　　1967年秋天，正当“文化大革命”之猛火燃遍全国时，毛泽东来到上海，姚文元、张春桥的走卒向毛泽东汇报了贺绿汀的“反党罪行”，毛泽东没等告状者讲完，便毫不犹豫地说：“贺绿汀是个有贡献的音乐家，我要保他。”
　　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急得非要置贺绿汀于死地的张春桥、姚文元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连忙从各个渠道放出风声，说那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造谣，毛主席根本没有要保贺绿汀，也不可能要保贺绿汀。
　　但张春桥、姚文元毕竟心虚。于是，他们加紧不择手段地批斗迫害贺绿汀。张春桥恶狠狠地给他的打手打气说：“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张春桥的脑袋，你们只管斗，出了问题我负责!”
　　周恩来更是几次在不同场合，采用各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力保贺绿汀。1971年春。贺绿汀已是投入监狱的铁定的“现行反革命”。可在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的盛大晚会上。周恩来当众公开提议：“请为越南党政代表团演奏《游击队之歌》。”熟悉明快的旋律，与会者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贺绿汀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张春桥、姚文元得知这个消息，恨得咬牙切齿，但提出演出者是周恩来。他们又不便发作。
　　进而。周恩来直接问张春桥：“贺绿汀问题怎么样了啊?”张春桥皱了皱眉：“还没有最后弄清楚。”
　　“文革”初期。陈毅更是直截了当地质问张春桥、姚文元：“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这样整他，啊?”
　　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把陈毅放在眼里。
　　周恩来策略机敏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贺绿汀的问题。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微微点了点头。197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面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啦?我看，不要整了吧。他写的《游击队之歌》还是很好的么!”周恩来趁热打铁。马上紧接着说：“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一直把他揪住不放?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贺绿汀在历史上做过多少对人民有益的事……”
　　张春桥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应着“对，对。”可是仍然阳奉阴违。不肯释放贺绿汀。张春桥十分不解：毛泽东这么忙，怎么会亲自过问贺绿汀的事?他不知道，原来是贺绿汀的三哥贺果得知贺绿汀被迫害的情况，义愤填膺。他奋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询问自己 从大革命时代起就一直紧跟党干革命的弟弟贺绿汀为什么长期被无端关押在铁窗之中?毛泽东接到信后，才知道贺绿汀仍然被张春桥一伙关押在监狱之中，于是便亲自向张春桥询问贺绿汀的情况。
　　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对长期与他们顶着干的贺绿汀实在恨之入骨，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抗“最高指示”，坚持不放贺绿汀。
　　和弟弟一样耿直的贺果忍无可忍。于1973年春亲自到北京中南海，坚决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很忙，很难抽出时间接见这位一师时的老同学。于是，便委托自己的侄孙女王海容接见了他。
　　贺果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开门见山地向王海容问道：“请你转告主席，我想问问，我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
　　王海容十分理解身前这位老人的心情，同情地说：“贺老，我一定将你的话转告主席。”
　　当晚。王海容便如实地将贺果提出的问题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仍然没有释放贺绿汀，十分恼火。他想了想，对王海容说：“请你安排贺果亲自到上海去一趟，看看张春桥怎么交待。”
　　王海容立即约见贺果，问道：“贺老您老愿不愿到上海去?”
　　贺果迫不及待地反问道：“我到上海，能见到我的弟弟贺绿汀吗?如果能见到，我马上就去。”
　　王海容说：“贺老。我想能的。因为你去上海。是主席亲自安排的。而且。周总理也多次过问了此事。”
　　张春桥知道：这次自己再也不能阳奉阴违了。于是。他便下了一道“急令”：一定要让贺果在贺绿汀家里见到他。
　　泰安路76弄4号前。响起了很久没有响起的小汽车声。贺绿汀从汽车内走了出来，他注视着前来迎接他的一个个亲人。
　　“晓秋呢?”他立刻发现少了自己心爱的二女儿。
　　姜瑞芝望着贺绿汀瘦弱疲惫的身体，再也不忍心用二女儿晓秋自杀的恶讯去折磨他。
　　“瑞芝，你说呀，不管下放到哪儿，都没有关系，你把她的地址给我!”
　　一遍、二遍、三遍……最后，不得不让贺果将爱女晓秋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啊!”贺绿汀一下晕倒在地。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殴打，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在监狱里整整关了5年，他没有过一声叹息，现在，他再也抑制不住极度的悲痛，在地上来回滚着，用力捶打着自己的胸膛，眼泪浸湿了他斑白的头发……
　　慢慢地，他站起来了，他坚强地站起来了，他轻轻地捶了捶自己的背，顿一顿，接着再捶一捶，仿佛是在试着他的骨头还硬不硬。最后，他终于像往常一样，迈着稳定的步伐，迈向了那与自己久别的钢琴……
　　1992年3月9日，我迎着和煦的春风，来到贺绿汀同志的住处，他正在钢琴边弹着一支歌曲，那曲声刚劲而有力，一直震荡到很远很远的天际……
　　见我来了。他连忙站起来告诉我：“家乡的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全集。我正在整理我的一些旧曲。”
　　他说得十分平淡，但我知道：这是一项何等浩大和艰巨的工程。一位年已90的老人。要在疾病和伤痛缠身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一般健康人都不易完成的事业。谈何容易!我扶着钢琴，关切地说：“贺老，这担子可不轻啊!”
　　贺绿汀同志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肩膀，说：“我的骨头还是硬的。”
　　是的，他的骨头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