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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华东沦陷后，日军向武汉步步紧逼，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被称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抗战，是正面抗日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日军侵华“速战速决”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汉口、武昌、汉阳，自古以来都是华中重镇。又因是汉江、长江汇合之处，将三地紧密相连，在近代历史里被统称为大武汉。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紧接着，富裕的东北三省、经济中心上海、民国中央政府南京等重要之地相继沦陷。
“此时，日本军开始将目光转向武汉。他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和广东，让全中国沦陷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武汉抗战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这场抗战，日军侵华‘速战速决’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著名历史学家、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说。
从华东沦陷到武汉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就开始觊觎华中地区。武汉抗战总的来说，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概念指的是在抗战期间以武汉为中心的所有战役。狭义概念指的则是武汉会战，也就是1938年6月到10月期间的在武汉正面战场的战役。”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光耀介绍道。
他讲述，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都迁移到武汉。中共中央则建立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办公。可以说，武汉成了战时首都。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徐州会战结束，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两路夹击，向武汉步步紧逼，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6月到10月期间，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与日本展开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地区。武汉会战是22次正面抗日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
国共齐救“东方马德里”
1938年3月，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来到武汉，拍摄了众多战时新闻照片。人们将卡帕拍摄的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被空袭后在门槛上恸哭的女性照片并置在一起，引起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鸣。
“马德里保卫战是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于1936年11月—1939年3月进行的首都保卫战，鼓舞了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武汉那时被称为‘东方马德里’，世界人民都呼吁要保卫武汉，如当初保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样。所以说，救亡武汉成为了全球反法西斯的重要一环。”章开沅说。
彼时，中华民族正在存亡之际，国民党、共产党为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开沅描述，全国军民同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共赴战场，那时是国共两党共同保卫大武汉的年代，这也是符合历史趋势的表现。
国民政府在武汉抗战期间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国军以正面战场为主，在众多大型会战中与日军“肉搏”。例如，在万家岭战斗中，国军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搏斗，歼敌一万多人，日军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率领少数残兵败将逃脱外，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抗战的空战也尤为激烈。中国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和炸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艇23艘。其中，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在被5架敌机包围的情况下，毅然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其妹妹得知哥哥遇难后，更把名字改为陈难。
另外，西南、西北地区建立了新的战时工业基地。《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原则》明确提出，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会战，阻滞日军攻势，为工厂抢运赢得宝贵时间。在短短几个月里，仅从武汉西迁的企业达223个，10余万吨设备安全抵达川、滇、陕、黔等地，为战时前方提供坚实后盾。
共产党动员全民抗战
“全民抗战是武汉抗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共产党所动员的群众力量与其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何光耀说。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起草军事建议书，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不久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正式提出抗日持久战的防御、相持、反攻的三个战略阶段，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详细讲解了持久战各阶段的游击战战术。
何光耀说，当时中国可以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来形容。到处是一片荒凉，老百姓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被日军蹂躏。共产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策略，组织人民、发动人民、引领人民，所以一呼百应。当时采取的策略，也让共产党空前地发展。“老百姓都希望保家卫国，想着参军参战也是死，在家里被侵略也是死，他们就认为参加部队还有一丝生机。老百姓就是这么朴素的感情，跟着共产党去抗日。”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率领一支由160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向武汉外围挺进。当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武汉外围开辟敌后战场。不久，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组建成豫鄂挺进纵队，之后再整编为新四军五师，逐渐成为武汉周边敌后战场的重要战斗力量。后来，新四军五师还与美国飞虎队合作，一同为反法西斯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进行各种各样抗日救亡的宣传，包括歌咏、诗歌、文艺创作等。发动学生、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以及普通的市民，通过办报刊、组织剧社、组织群众团体等方式把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发动起来。例如，发起了‘献金运动’，让人民捐献财物支持抗战，掀起全民抗日救亡的高潮。”何光耀补充说。
抗日战争由此转折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9师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10月26日，日军第6师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章开沅描述，全世界都支援“东方马德里”，武汉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全民抗战维系的中心。“虽然武汉当时没有保住，但经过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给日军造成很大的伤亡，牵制了很多的兵力。如果没有武汉会战，中西部大后方就无法维持下去。如果没有武汉会战，就没有接下来的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侵略的步伐无法再像之前闪占东北、速战华东那么猖狂，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面积长期僵持在某一比例。日本军狂想“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意图也被打破，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不单牵涉到武汉沦陷不沦陷的问题，而且还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至少这场战役给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人心不死，这是最可贵的。当时，我们退避到穷乡僻壤，那里的人都没有想着中国会亡国，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让中国亡！”章开沅说。
何光耀则认为，武汉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在这生死重要的关头，不论党派、不论富穷、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强烈的抗战自觉感。“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胜利。而在如今和平的年代，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编辑/陈标华
汉口、武昌、汉阳，自古以来都是华中重镇。又因是汉江、长江汇合之处，将三地紧密相连，在近代历史里被统称为大武汉。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紧接着，富裕的东北三省、经济中心上海、民国中央政府南京等重要之地相继沦陷。
“此时，日本军开始将目光转向武汉。他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和广东，让全中国沦陷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武汉抗战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这场抗战，日军侵华‘速战速决’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著名历史学家、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说。
从华东沦陷到武汉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就开始觊觎华中地区。武汉抗战总的来说，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概念指的是在抗战期间以武汉为中心的所有战役。狭义概念指的则是武汉会战，也就是1938年6月到10月期间的在武汉正面战场的战役。”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光耀介绍道。
他讲述，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都迁移到武汉。中共中央则建立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办公。可以说，武汉成了战时首都。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徐州会战结束，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两路夹击，向武汉步步紧逼，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6月到10月期间，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与日本展开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地区。武汉会战是22次正面抗日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
国共齐救“东方马德里”
1938年3月，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来到武汉，拍摄了众多战时新闻照片。人们将卡帕拍摄的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被空袭后在门槛上恸哭的女性照片并置在一起，引起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鸣。
“马德里保卫战是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于1936年11月—1939年3月进行的首都保卫战，鼓舞了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武汉那时被称为‘东方马德里’，世界人民都呼吁要保卫武汉，如当初保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样。所以说，救亡武汉成为了全球反法西斯的重要一环。”章开沅说。
彼时，中华民族正在存亡之际，国民党、共产党为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开沅描述，全国军民同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共赴战场，那时是国共两党共同保卫大武汉的年代，这也是符合历史趋势的表现。
国民政府在武汉抗战期间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国军以正面战场为主，在众多大型会战中与日军“肉搏”。例如，在万家岭战斗中，国军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搏斗，歼敌一万多人，日军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率领少数残兵败将逃脱外，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抗战的空战也尤为激烈。中国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和炸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艇23艘。其中，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在被5架敌机包围的情况下，毅然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其妹妹得知哥哥遇难后，更把名字改为陈难。
另外，西南、西北地区建立了新的战时工业基地。《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原则》明确提出，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会战，阻滞日军攻势，为工厂抢运赢得宝贵时间。在短短几个月里，仅从武汉西迁的企业达223个，10余万吨设备安全抵达川、滇、陕、黔等地，为战时前方提供坚实后盾。
共产党动员全民抗战
“全民抗战是武汉抗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共产党所动员的群众力量与其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何光耀说。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起草军事建议书，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不久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正式提出抗日持久战的防御、相持、反攻的三个战略阶段，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详细讲解了持久战各阶段的游击战战术。
何光耀说，当时中国可以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来形容。到处是一片荒凉，老百姓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被日军蹂躏。共产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策略，组织人民、发动人民、引领人民，所以一呼百应。当时采取的策略，也让共产党空前地发展。“老百姓都希望保家卫国，想着参军参战也是死，在家里被侵略也是死，他们就认为参加部队还有一丝生机。老百姓就是这么朴素的感情，跟着共产党去抗日。”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率领一支由160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向武汉外围挺进。当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武汉外围开辟敌后战场。不久，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组建成豫鄂挺进纵队，之后再整编为新四军五师，逐渐成为武汉周边敌后战场的重要战斗力量。后来，新四军五师还与美国飞虎队合作，一同为反法西斯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进行各种各样抗日救亡的宣传，包括歌咏、诗歌、文艺创作等。发动学生、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以及普通的市民，通过办报刊、组织剧社、组织群众团体等方式把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发动起来。例如，发起了‘献金运动’，让人民捐献财物支持抗战，掀起全民抗日救亡的高潮。”何光耀补充说。
抗日战争由此转折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9师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10月26日，日军第6师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章开沅描述，全世界都支援“东方马德里”，武汉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全民抗战维系的中心。“虽然武汉当时没有保住，但经过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给日军造成很大的伤亡，牵制了很多的兵力。如果没有武汉会战，中西部大后方就无法维持下去。如果没有武汉会战，就没有接下来的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侵略的步伐无法再像之前闪占东北、速战华东那么猖狂，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面积长期僵持在某一比例。日本军狂想“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意图也被打破，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不单牵涉到武汉沦陷不沦陷的问题，而且还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至少这场战役给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人心不死，这是最可贵的。当时，我们退避到穷乡僻壤，那里的人都没有想着中国会亡国，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让中国亡！”章开沅说。
何光耀则认为，武汉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在这生死重要的关头，不论党派、不论富穷、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强烈的抗战自觉感。“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胜利。而在如今和平的年代，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编辑/陈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