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就知有被称做“第一奇书”或“哀书”的《金瓶梅》，但未能读到。90年代漂到匈牙利，我学会了这个由欧亚语言杂交出来的小语种，并用它读了这部禁书。
　　匈文版《金瓶梅》由马特拉伊·托马什主译，诗词翻译则出自女诗人普勒·尤迪特之手。若将匈文书名直译回中文，听起来很通俗：《富人家中的美女们》或《豪门艳妇》。此译本自1964年首发后，再版7次，印量逾10万，超过了匈文版的《红楼梦》。
　　去年，作家邱华栋编写了一部装帧精美、资料丰富的《金瓶梅版本图鉴》，以纪念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刊印400周年。书里收入了国内外二十多种语言的一百多个版本，其中有四种是我从布达佩斯旧书店淘到的。美中不足的是，匈文版是从德文转译的，且有删节。
　　不过令人期待的是，老汉学家陈国（Csongor Barnabás）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从中文直译的匈文版本，已近完成。
　　老先生在汉学界大名鼎鼎。1942年，东方学家李盖蒂·劳尤什接任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东亚系主任，设立中文专业，陈国便是第一位学生，他也是匈牙利教育史上正式学中文的第一人。
　　我与陈国老先生相识，是在1999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应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先生之邀，我们一起前往他家做客。拉斯洛是《撒旦探戈》的作者，2015年国际布克奖得主，我曾陪他游历中国。拉斯洛家住在布达佩斯30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上。那天作家亲自驾车，但途中意外发生车祸，在山路上与一辆突然杀出的小货车相撞。陈国吃力地推开被撞扁的车门，颤巍巍地下车，语调平和地摆摆手：“没事，我都好。”他的汉学家夫人范凌思（Ferency Mária）女士则惋惜地看看捧在手里的鲜花细声说：“糟糕，花折断了。”当时我由衷地钦佩这一对信步尘嚣、乐天知命的儒雅老人。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老人向我讲述了当年自己“歪打正着”学中文的趣事。他说他本来想学日语，因为当时日本是称霸亚洲的强国。他清楚地记得，他怯生生地走进李盖蒂教授的办公室说：“我想学日语。”“日语？这里没有日语。”教授打量了他一眼，“你要么学中文，要么什么也别学。”陈国当时蒙了，没有时间考虑，喃喃应道：“中文？那好，中文就中文吧。”
　　陈国一生都感激恩师。李盖蒂教授是博学之人，研究蒙学、满学和藏学，并不通中文，但他为汉学播下了种子，将陈国培养成了匈牙利汉学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匈牙利最先与中国建交，不仅互派留学生，还互派教师。陈国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北师大的郭预衡，另一位是冯友兰的女儿，我猜可能是作家宗璞。老先生说，50年代是中文专业的黄金时代，正式学生只有一两位，但旁听生多达三十多人。
　　从1963年到1983年，陈国接替恩师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西游记补》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古稀之年，他着手翻译《金瓶梅》，想将它当做自己的收官之作。每次与他见面，老人都会聊到翻译进展。遗憾的是，未等最后校订完成，他就于去年3月仙逝，终年94岁。
　　无独有偶，捷克著名汉学家克拉爾也于去年病故，享年97岁，去世前全力以赴翻译的也是《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看来鲁迅对此书的评价也可套用到汉学界，即便对陈国、克拉尔这样的汉学大家来说，《金瓶梅》也是终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