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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焦波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他的作品在创作题材上与时代主题同步，在拍摄手法上表现出“直接电影”的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焦波的乡村纪录电影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由此，本文通过对焦波作品的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和市场传播为切入点，探究乡村纪录电影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焦波;乡村纪录电影;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市场传播
中图分类号：J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2-0107-04
纪录电影是纪录片业态的重要一极，改革开放40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国产原创纪录电影。因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名声大躁的焦波从2000年开始拿起摄像机，从记录身边的亲人，到记录乡村各色人物;从记录故乡山区的故事，到记录中国乡村的生活。焦波创作的纪录作品，从纵向发展来看，追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从横向发展来看，由点到面地理性探索中国“三农”问题。焦波通过观察农民生活，把握时代变迁，以农民的个体视角，展现国族情怀，将自身的情感、态度与纪实美学风格相融合，以真实的范式呈现创作内容，以现实的笔触观照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
（一）个体记录与社会批判
纪录电影作为一种以真实见长的艺术表达范式，较新闻报道而言，具有视听化的镜头语言和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在审美接受中更易被受众所青睐。在弗拉哈迪眼中，纪录片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的生存境况，同时纪录片更应该是敲打人们良知的一把锤子，强调了纪录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强大的教育、宣传能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既发挥了“镜子”的功能——挖掘社会现实，展现当代中国乡村、乡村百姓的真实面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充当了“锤子”的角色——敲击“三农”问题，记录“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体现国家振兴乡村战略，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二）捕捉特色，把脉时代
格里尔逊曾阐述，纪录片创作的首要原则是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过生活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生活的阐释[1]。乡村纪录电影的创作意义不是关注村民的日常琐事，而是记录时代发展过程，其作为媒介既要发挥观测社会温度、观照农民生活的积极作用，又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功能定位中做好中国农民的“传声筒”、国家政策的“扩音器”。
近年来，焦波带着团队拍摄了多部关于乡村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同时，他用十年时间往返奔赴四川省汶川县，记录地震过后六位孤儿震后重生的故事——《川流不息》;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打得愈响愈烈，焦波把《出山记》视为“在泥土里种植的中国故事”。其纪录作品从呈现改革背景下的个体家庭镜像，到展现“三农”工作下农民的生存缩影，再到见证扶贫政策下农民的脱贫之路;从汶川地震后孤儿现状的真实呈现，到政府救助、社会关爱下孤儿重生的展现，再到大爱汇聚，生生不息，重建希望，勇敢前行成长之路的见证。焦波从微观视角聚焦社会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对纪录电影社会功能的深刻思考与深度实践。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特征
从叙事角度而言，叙述视点对叙事意涵的形成起着主控作用，是架构叙事论述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操控观众的机制之一[2]。纪录片的叙述视点包含着文本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无论纪录片创作者采取何种视点切入，拍摄题材、拍摄内容、拍摄对象都一定会体现出创作者的创作态度。
（一）叙述视点的选择
叙述视点分为旁观者的视点、主人公的视点，不同的视点带给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具有一定差异。旁观者的视点着重打造出电影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以失去角色特征的叙事身份来观测行为主体和事件发展进程，形成观察型纪录片范式;主人公的视点则以行为发起者、事件参与者的角色身份来记录、影响、控制行为主体和事件进程，强调与拍摄对象的互动行为，形成参与型纪录片范式，因此它的叙述是主观的、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不同的视点可以引起叙事效果的多样化发展。
在紀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中，焦波采用旁观者的视点，零解说、零配音的方式进行记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出山记》为例，影片从农民抗拒出山，到村干部动员出山，再到农民思考出山，最后农民实现出山这一完整的行为事件中，具有叙事角色的创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点、客观不打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农民易地搬迁的过程。
而在纪录电影《川流不息》中，在影片开场，焦波以个人解说充当配音，用第一人称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北川了，十年了，和北川的故事越来越多，和北川的感情越来越深，那里有我牵挂的六个孩子”，“那几天，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该影片以“我”的主观视点介入创作，讲述了创作者与六位震后孤儿的故事，个人情感色彩强烈且集中，直接抒发了导演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二）叙事动机的逻辑内因
理解一部纪录作品，不仅要把握视听语言系统，也要从影像的内容逻辑中分析创作者的叙事动机。在《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一书中，作者雷建军与钟大年将纪录片的叙事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原型动机、情景动机与文化动机。乡村电影记录片多采用原型动机的叙事方式，该叙事方式来自于纪录片叙事的故事性，是构成故事核心的内在动因，影响内容模式的构成。
在焦波的纪录电影中，原型动机中的“弱者原型”是形成其叙事的主要动机，即表现一个处于社会基层的普通小人物面对生存困境大问题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会充分强化、扩大情感因子，使受众的价值态度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弱者。以《乡村里的中国》影片中外出打工的张自军和果农杜深忠为例，他们是国家工业化、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员，张自军代表着在城市基层挣扎生存的农民工形象，杜深忠代表着仍然生活在农村，保留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形象。焦波从张自军的不幸意外身亡、杜深忠拮据的生活现状中表达出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业的思考、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反思（如表1所示）。 三、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
在不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焦波围绕农民、农村、时代三个方面，从观照个体化的生活状态，到反映集体化的社会环境，再到表达社会化的大政方针。他用多主线和平民化的叙事策略从局部到整体地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多主线交叉叙事手法
焦波的记录片擅长运用多主线交叉叙事，平行开展，表现农村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变化，从而推进影片情节的深化。
在《乡村里的中国》中设置了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以杜深忠为代表的老年人，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杜深忠依然保有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作品反映出我国农民在精神、物质需求方面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杜深忠面临苹果滞销难题时，作品反思的是传统农业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在面对村里挖树建设城市绿化时，作品中杜深忠的愤怒反射的是城乡生态建设的功过得失。第二条主线是以党支部书记张自恩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脱贫工作、修建道路等问题上与村民既存在利益相关，又存在矛盾冲突，作品反映了农村基层复杂的人际关系、基层干部与群众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三条主线是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农民新生代，杜滨才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杜滨才自小刻苦学习，考上大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作品反映了农民新生代为摆脱传统农村生活而进行的挣扎。三条主线统一在小山村一年24节气的时空中，影片不仅仅是简单再现农村的景象，更包含了广阔的目的和外延，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在《出山记》中，焦波同样表现了三组矛盾冲突。第一组矛盾冲突展现了想搬出大山的年轻人申周与不愿意搬出大山的老年人申学王之间的观念矛盾，影片中年轻人对现代都市生活无限向往，而老一辈却心甘情愿安守祖业祖宅。第二组矛盾冲突是修路与搬迁之间的矛盾，在影片中村支书申修军动员泉里组村民移民搬迁，“搬穷家、挪穷窝、拔穷根、奔小康”，村民却一心想通过修建公路留在故土。第三组矛盾冲突是村支书由于忙于工作而与家人、村民产生的矛盾，影片中申修军妻子抱怨丈夫对家庭责任的缺失，而申修军在公义与私欲面前选择了优先解决群众问题。三组矛盾有机地统一在脱贫攻坚的主题之中，从而实现从小乡村投射出大社会的脉络肌理。
（二）平民化的叙事角度
从焦波的作品来看，村民是贯穿始终的故事主角，乡土文化是作者深入挖掘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2012年，焦波率领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团队来到杓峪村蹲守373天，完成了被誉为“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标本”[3]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作品是焦波乡村拍摄生涯的处女作，在拍摄前他通过田野作业的过程，身体力行地将团队从影视创作的參与者延伸为现实生活的记录者。他带领团队深入体验当地村民的生活，他们在杓峪村里种菜、饲养家禽，与村民同吃同住。焦波作为当地人的身份优势以及创作团队的年轻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拍摄环境，从而降低村民对镜头的抵触，进而为记录村民真实流露的情感打下了基础。
一方面，平民化的拍摄视角体现了导演的创作态度，彰显了影像作品的人文情怀。白岩松在评论《出山记》时讲道：“《出山记》无论拍摄谁，用的都是一种平视态度，难能可贵”。平民化视角是一种平等对话，是对彼此身份的认同与尊重，焦波在选择环境时选取被拍摄者最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是对真实场景的还原，而且充分记录了拍摄对象的情感流露。
另一方面，在影片基调上，直接电影美学风格使焦式平民化叙事策略营造出“窒息的真实”，有效地打破了观众跟故事之间的距离隔膜。焦波从平民百姓中挖掘故事，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四、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壁垒
与其他题材纪录片相比，乡村纪录片既不像自然地理纪录片那样，运用镜头艺术地展现自然的神奇与伟岸，也不像人文历史纪录片那样，通过史料、文献、人物故事凸现厚重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传奇的人生。乡村纪录片简单、质朴，没有华丽的镜头，没有惊艳的景色，没有名人的噱头，它缓慢、低沉，讲述的是刻有文化烙印的乡村史诗，让受众了解乡村进步的艰难历程。此类纪录片不是为娱乐消遣而生，很难获得视听的美感享受，相对而言受众群体小众化，很难融入当下的院线市场环境以获得一定的电影市场份额。同时，受到文化消费的地区限制、目标受众人群的定位等因素影响，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能力还存在一些问题。
以《出山记》为例，自2018年4月20日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共588.7万，其中42%的票房来自拍摄地贵州省，出现票房集中度较高、票房分布不均的现象。同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出山记》的受众定位使得它的电影市场和目标受众主要集中于政府、企业和行业内部[4]，它更多体现在以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向受众进行媒介宣传教育。而就当下的电影消费市场而言，受众进入影院仍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消费目的，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往往出现口碑与票房不相称的态势。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在未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价值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启示挖掘与发展路径探究，进而从纪录片创作选题与传播渠道两个方面内外合力，共同突破当下乡村题材纪录片的传受壁垒。
首先，从政策层面与平台建设来看，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已被提升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央媒体、各省级卫视、上星频道纷纷加大了纪录片的播出频次和播出时长;各级各类影视评奖将纪录片长篇奖和短篇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从创作提案、影视人才培养入手，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发展潜能。乡村题材纪录片正好借此东风开拓创新。
其次，从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来看，乡村纪录电影承载了以新时代观照历史进程与反思乡村现存问题的社会使命。因此，乡村纪录片创作者要在内容创作和价值构建中勇于对话新时代，围绕中国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展开“三大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中国农村发展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启示;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在农村中的推进。创作人要深度挖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故事，在“三贴近”的原则中衍生社会话题、提高观众的期待视野。如《了不起的村落》和《四个春天》，聚焦于乡村现实，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展现平凡百姓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记录好、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乡村题材纪录片正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反映农村文化价值的艺术载体。
最后， 从传播渠道来看，纪录片逐渐做出拥抱新媒体的态势。在新媒体碎片化特征的影响下，微型网络纪录片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内容传播方式。在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7.2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及使用率已超长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75.8%[5]。乡村题材纪录片也应适应当代的媒体传播环境，《记住乡愁》系列、《美丽乡村》《了不起的村落》等作品，出现了碎片化、分集化、季播化的纪录片形态，获得了较好的点击率。
对乡村题材纪录电影而言，政策的推力、平台的助力、市场的动力势必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从纪录片创作本身出发，内容创作和价值观构建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创新发展导向。
参考文献：
[1] （英）福西斯·哈迪著.单万里，李恒基译.格里尔逊论纪录电影[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133.
[2] 雷建军，钟大年.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54.
[3] 梁黎.记录新时代的历史片段是我的荣幸，访纪录片《出山记》导演焦波[J].中国民族，2018（4）.
[4]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9.
[5] 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责任编辑：张楠]
关键词：焦波;乡村纪录电影;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市场传播
中图分类号：J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2-0107-04
纪录电影是纪录片业态的重要一极，改革开放40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国产原创纪录电影。因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名声大躁的焦波从2000年开始拿起摄像机，从记录身边的亲人，到记录乡村各色人物;从记录故乡山区的故事，到记录中国乡村的生活。焦波创作的纪录作品，从纵向发展来看，追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从横向发展来看，由点到面地理性探索中国“三农”问题。焦波通过观察农民生活，把握时代变迁，以农民的个体视角，展现国族情怀，将自身的情感、态度与纪实美学风格相融合，以真实的范式呈现创作内容，以现实的笔触观照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
（一）个体记录与社会批判
纪录电影作为一种以真实见长的艺术表达范式，较新闻报道而言，具有视听化的镜头语言和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在审美接受中更易被受众所青睐。在弗拉哈迪眼中，纪录片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的生存境况，同时纪录片更应该是敲打人们良知的一把锤子，强调了纪录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强大的教育、宣传能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既发挥了“镜子”的功能——挖掘社会现实，展现当代中国乡村、乡村百姓的真实面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充当了“锤子”的角色——敲击“三农”问题，记录“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体现国家振兴乡村战略，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二）捕捉特色，把脉时代
格里尔逊曾阐述，纪录片创作的首要原则是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过生活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生活的阐释[1]。乡村纪录电影的创作意义不是关注村民的日常琐事，而是记录时代发展过程，其作为媒介既要发挥观测社会温度、观照农民生活的积极作用，又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功能定位中做好中国农民的“传声筒”、国家政策的“扩音器”。
近年来，焦波带着团队拍摄了多部关于乡村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同时，他用十年时间往返奔赴四川省汶川县，记录地震过后六位孤儿震后重生的故事——《川流不息》;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打得愈响愈烈，焦波把《出山记》视为“在泥土里种植的中国故事”。其纪录作品从呈现改革背景下的个体家庭镜像，到展现“三农”工作下农民的生存缩影，再到见证扶贫政策下农民的脱贫之路;从汶川地震后孤儿现状的真实呈现，到政府救助、社会关爱下孤儿重生的展现，再到大爱汇聚，生生不息，重建希望，勇敢前行成长之路的见证。焦波从微观视角聚焦社会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对纪录电影社会功能的深刻思考与深度实践。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特征
从叙事角度而言，叙述视点对叙事意涵的形成起着主控作用，是架构叙事论述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操控观众的机制之一[2]。纪录片的叙述视点包含着文本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无论纪录片创作者采取何种视点切入，拍摄题材、拍摄内容、拍摄对象都一定会体现出创作者的创作态度。
（一）叙述视点的选择
叙述视点分为旁观者的视点、主人公的视点，不同的视点带给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具有一定差异。旁观者的视点着重打造出电影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以失去角色特征的叙事身份来观测行为主体和事件发展进程，形成观察型纪录片范式;主人公的视点则以行为发起者、事件参与者的角色身份来记录、影响、控制行为主体和事件进程，强调与拍摄对象的互动行为，形成参与型纪录片范式，因此它的叙述是主观的、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不同的视点可以引起叙事效果的多样化发展。
在紀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中，焦波采用旁观者的视点，零解说、零配音的方式进行记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出山记》为例，影片从农民抗拒出山，到村干部动员出山，再到农民思考出山，最后农民实现出山这一完整的行为事件中，具有叙事角色的创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点、客观不打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农民易地搬迁的过程。
而在纪录电影《川流不息》中，在影片开场，焦波以个人解说充当配音，用第一人称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北川了，十年了，和北川的故事越来越多，和北川的感情越来越深，那里有我牵挂的六个孩子”，“那几天，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该影片以“我”的主观视点介入创作，讲述了创作者与六位震后孤儿的故事，个人情感色彩强烈且集中，直接抒发了导演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二）叙事动机的逻辑内因
理解一部纪录作品，不仅要把握视听语言系统，也要从影像的内容逻辑中分析创作者的叙事动机。在《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一书中，作者雷建军与钟大年将纪录片的叙事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原型动机、情景动机与文化动机。乡村电影记录片多采用原型动机的叙事方式，该叙事方式来自于纪录片叙事的故事性，是构成故事核心的内在动因，影响内容模式的构成。
在焦波的纪录电影中，原型动机中的“弱者原型”是形成其叙事的主要动机，即表现一个处于社会基层的普通小人物面对生存困境大问题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会充分强化、扩大情感因子，使受众的价值态度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弱者。以《乡村里的中国》影片中外出打工的张自军和果农杜深忠为例，他们是国家工业化、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员，张自军代表着在城市基层挣扎生存的农民工形象，杜深忠代表着仍然生活在农村，保留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形象。焦波从张自军的不幸意外身亡、杜深忠拮据的生活现状中表达出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业的思考、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反思（如表1所示）。 三、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
在不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焦波围绕农民、农村、时代三个方面，从观照个体化的生活状态，到反映集体化的社会环境，再到表达社会化的大政方针。他用多主线和平民化的叙事策略从局部到整体地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多主线交叉叙事手法
焦波的记录片擅长运用多主线交叉叙事，平行开展，表现农村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变化，从而推进影片情节的深化。
在《乡村里的中国》中设置了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以杜深忠为代表的老年人，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杜深忠依然保有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作品反映出我国农民在精神、物质需求方面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杜深忠面临苹果滞销难题时，作品反思的是传统农业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在面对村里挖树建设城市绿化时，作品中杜深忠的愤怒反射的是城乡生态建设的功过得失。第二条主线是以党支部书记张自恩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脱贫工作、修建道路等问题上与村民既存在利益相关，又存在矛盾冲突，作品反映了农村基层复杂的人际关系、基层干部与群众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三条主线是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农民新生代，杜滨才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杜滨才自小刻苦学习，考上大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作品反映了农民新生代为摆脱传统农村生活而进行的挣扎。三条主线统一在小山村一年24节气的时空中，影片不仅仅是简单再现农村的景象，更包含了广阔的目的和外延，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在《出山记》中，焦波同样表现了三组矛盾冲突。第一组矛盾冲突展现了想搬出大山的年轻人申周与不愿意搬出大山的老年人申学王之间的观念矛盾，影片中年轻人对现代都市生活无限向往，而老一辈却心甘情愿安守祖业祖宅。第二组矛盾冲突是修路与搬迁之间的矛盾，在影片中村支书申修军动员泉里组村民移民搬迁，“搬穷家、挪穷窝、拔穷根、奔小康”，村民却一心想通过修建公路留在故土。第三组矛盾冲突是村支书由于忙于工作而与家人、村民产生的矛盾，影片中申修军妻子抱怨丈夫对家庭责任的缺失，而申修军在公义与私欲面前选择了优先解决群众问题。三组矛盾有机地统一在脱贫攻坚的主题之中，从而实现从小乡村投射出大社会的脉络肌理。
（二）平民化的叙事角度
从焦波的作品来看，村民是贯穿始终的故事主角，乡土文化是作者深入挖掘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2012年，焦波率领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团队来到杓峪村蹲守373天，完成了被誉为“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标本”[3]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作品是焦波乡村拍摄生涯的处女作，在拍摄前他通过田野作业的过程，身体力行地将团队从影视创作的參与者延伸为现实生活的记录者。他带领团队深入体验当地村民的生活，他们在杓峪村里种菜、饲养家禽，与村民同吃同住。焦波作为当地人的身份优势以及创作团队的年轻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拍摄环境，从而降低村民对镜头的抵触，进而为记录村民真实流露的情感打下了基础。
一方面，平民化的拍摄视角体现了导演的创作态度，彰显了影像作品的人文情怀。白岩松在评论《出山记》时讲道：“《出山记》无论拍摄谁，用的都是一种平视态度，难能可贵”。平民化视角是一种平等对话，是对彼此身份的认同与尊重，焦波在选择环境时选取被拍摄者最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是对真实场景的还原，而且充分记录了拍摄对象的情感流露。
另一方面，在影片基调上，直接电影美学风格使焦式平民化叙事策略营造出“窒息的真实”，有效地打破了观众跟故事之间的距离隔膜。焦波从平民百姓中挖掘故事，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四、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壁垒
与其他题材纪录片相比，乡村纪录片既不像自然地理纪录片那样，运用镜头艺术地展现自然的神奇与伟岸，也不像人文历史纪录片那样，通过史料、文献、人物故事凸现厚重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传奇的人生。乡村纪录片简单、质朴，没有华丽的镜头，没有惊艳的景色，没有名人的噱头，它缓慢、低沉，讲述的是刻有文化烙印的乡村史诗，让受众了解乡村进步的艰难历程。此类纪录片不是为娱乐消遣而生，很难获得视听的美感享受，相对而言受众群体小众化，很难融入当下的院线市场环境以获得一定的电影市场份额。同时，受到文化消费的地区限制、目标受众人群的定位等因素影响，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能力还存在一些问题。
以《出山记》为例，自2018年4月20日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共588.7万，其中42%的票房来自拍摄地贵州省，出现票房集中度较高、票房分布不均的现象。同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出山记》的受众定位使得它的电影市场和目标受众主要集中于政府、企业和行业内部[4]，它更多体现在以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向受众进行媒介宣传教育。而就当下的电影消费市场而言，受众进入影院仍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消费目的，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往往出现口碑与票房不相称的态势。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在未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价值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启示挖掘与发展路径探究，进而从纪录片创作选题与传播渠道两个方面内外合力，共同突破当下乡村题材纪录片的传受壁垒。
首先，从政策层面与平台建设来看，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已被提升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央媒体、各省级卫视、上星频道纷纷加大了纪录片的播出频次和播出时长;各级各类影视评奖将纪录片长篇奖和短篇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从创作提案、影视人才培养入手，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发展潜能。乡村题材纪录片正好借此东风开拓创新。
其次，从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来看，乡村纪录电影承载了以新时代观照历史进程与反思乡村现存问题的社会使命。因此，乡村纪录片创作者要在内容创作和价值构建中勇于对话新时代，围绕中国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展开“三大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中国农村发展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启示;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在农村中的推进。创作人要深度挖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故事，在“三贴近”的原则中衍生社会话题、提高观众的期待视野。如《了不起的村落》和《四个春天》，聚焦于乡村现实，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展现平凡百姓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记录好、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乡村题材纪录片正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反映农村文化价值的艺术载体。
最后， 从传播渠道来看，纪录片逐渐做出拥抱新媒体的态势。在新媒体碎片化特征的影响下，微型网络纪录片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内容传播方式。在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7.2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及使用率已超长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75.8%[5]。乡村题材纪录片也应适应当代的媒体传播环境，《记住乡愁》系列、《美丽乡村》《了不起的村落》等作品，出现了碎片化、分集化、季播化的纪录片形态，获得了较好的点击率。
对乡村题材纪录电影而言，政策的推力、平台的助力、市场的动力势必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从纪录片创作本身出发，内容创作和价值观构建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创新发展导向。
参考文献：
[1] （英）福西斯·哈迪著.单万里，李恒基译.格里尔逊论纪录电影[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133.
[2] 雷建军，钟大年.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54.
[3] 梁黎.记录新时代的历史片段是我的荣幸，访纪录片《出山记》导演焦波[J].中国民族，2018（4）.
[4]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9.
[5] 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责任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