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反腐倡廉形势的深入发展，有关部门规划的“反腐路线图”逐渐明晰，“三步走”的战略思路令人振奋：首先是严厉打击，让腐败分子“不敢”腐；同时不断健全完善制度的“笼子”，让腐败分子“不能”腐；最后是巩固思想信仰，实现人的现代化，让人“不想”腐。
　　如此“剑” 与“书”结合，符合了反腐倡廉的一般规律，对根治腐败问题大有裨益。古人在总结有关经验时，已经看到，廉洁其实有三重境界。明代《从政录》写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在这其中，“不敢取”为下，“不苟取”为中，“不妄取”为上，正与“不敢”、“不能”、“不想”的路线图对应。
　　腐败之患，犹如社会之病。这种认识揭示的不仅是反腐的一般规律，也是社会治理的逻辑进路。社会治理同样有一个从遵守外在规则到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从而实现“善治”的过程。
　　在社会治理中，崇尚“法治”无疑是一大进步。法律确立的底线规范，是一种对人人平等的外在强制约束，使人不敢触及，但也可能出现虽然不敢碰触，但内心并不悦服的情况。在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严刑峻法使人噤若寒蝉，然而腹诽的日积月累，一旦超过极限，便“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造成的社会后果相当惊人。当然，古代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并不等同，前者多限制与惩戒，后者突出维权与公平正义精神，但规避法律，为所欲为的情况仍然存在。一个近年的国际性员工敬业情况调查表明，虽然表面看来中国员工的“勤劳辛苦”举世公认，但在受调查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员工的敬业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更是低至3%，排名垫底。对此专家表示，对“指挥控制”工作方式的不认同，是导致敬业程度低下的重要原因。
　　因此，古人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认为，“德治”能够使人增强廉耻意识，促进社会治理，为此提出了建立“礼、乐、政、刑”在内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在“兴、观、群、怨”中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舆论氛围。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和强化法制具有同样的目的和意义。因为，“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就是说，四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甚至相对于硬性的刑政，崇礼尚乐更加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然而，无论是法规的强制约束，还是制度的有形规范，毕竟还具有外在于人的特征，从“不敢”、“不能”还要走向“不想”，要获得大治，必然需要达成内心的理解，实现内在精神世界的认同。在古人看来，“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心正”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知法守纪，到好德修善，再到乐道自觉，正是从外在“不敢”到内在“不想”的变迁历程。
　　因此，在社会转型深入發展的今天，社会治理问题比以前复杂得多，综合发挥法治、德治与心治的优势，实现外在行为治理与内在精神治理的统一，对实现社会“善治”大有促进作用。这是当前“书”“剑”结合的反腐倡廉思路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