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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莲花》是安妮宝贝女性主义小说写作中的一次突围。小说中的“墨脱”象征着女性空间，对“墨脱”的朝圣之旅，体现了安妮宝贝的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朴素原始的母性主义，回到生命的原点便能实现自我救赎。
关键词：《莲花》；女性空间；自我救赎
一
《莲花》是安妮宝贝在2006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这部作品无论是对于她自己，还是对于女性文学来说，都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文本。只是由于“眼高于顶”的学术界早已将安妮定性为都市言情类作家，因此，高贵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很少有人愿意纡尊降贵对安妮另眼相看，于是，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依旧因刻板成见而被排除在了“文学经典化”的大门之外，這是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从“五四”新文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对于女性个体的关注就不绝于耳，女性解放的口号就像是一个附属品伴随着启蒙的绝对话语浮出了历史的地表。然而，当时的女性解放所直面的敌人是封建文化中的男权观，她们只是希望，社会、家族能够正视作为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一场政治战役，女性从“女奴”过渡到了“女战士”，背负的除了渴望获得男性的尊重和认可，渴望在政治和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之外，还有国家、民族崛起的宏大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十分注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半边天”确实可以在某些层面上与菲勒斯天空双足鼎立。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妇女解放程度较高的国度之一，那为什么性别之战又会在90年代以更激烈的方式打响呢？
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1}流行的消费文化大概是所有人阅读安妮宝贝作品后的第一感觉。在她的小说中，对“物”的迷恋几乎随处可见：《城市情节》中色彩艳丽、充满欲望的巨幅广告牌；《清醒记·质感》中各种精致的雪纺裙和越南丝、华丽的缀满贝壳和水晶的高跟鞋、有着各种刺绣的布衣和布包；《彼岸花》中各种品牌的昂贵香水、欧洲和日本的文艺电影、帕格尼尼和王菲的音乐CD；《告别薇安》里喧哗、奢靡的酒吧、咖啡厅和宴会……对物质的有意渲染似乎在暗示着安妮宝贝的女性写作。事实上，在男权文化的二分法中，精神、意识、历史都是男性所享有的专属政治权利，而物质、身体、符号则被迫刻上了女性特属的标签。张凌江认为：“在精神/物质、意识/身体等一系列男/女二元叙事传统中属于被贬值、被宰制、被否定的一极。”{2}由于现存的“物/身体=女”的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物/身体”的痴迷无疑就成为了女性无可选择的发声媒介，是颠覆和解构男性独占的宏大意义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恋物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90年代女性写作的特色。
《莲花》之前，安妮宝贝的写作风格是一种冷酷、阴郁中又暗藏的华丽，沉迷于“格物致知”或是杜拉斯式的“意指的震颤波动”。笔下女性有着深幽如隧道般清冷、孤绝的棱角，喜欢为爱、或为生存，或为解脱，或为自由，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她们似乎没有被禁锢在“野地”的“属下”的那种尖锐意识，也不像陈染、林白们企图颠覆男性的“主宰集团”，拼个玉石俱焚，她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深居简出，每天依靠着为各种杂志、专栏、网站写稿维持生活。她们生活在城市里的“缝隙空间”，利用城市的现代功能满足着自身生理与心理的需求。她们从未真正深入到城市文化的内核，只是一直浮在边缘的黑暗地带，未曾想过发动一场性别政治战役而得到现实社会（男性）的承认，她们一旦撞上世俗男女之间的纠缠和博弈时便是一刹的烟花。所以安妮宝贝总是“歌唱游离感，书写流浪感、不安感的末世感”，{1}犹如无根的浮萍，虽然洗尽铅华，却也终究一无所获。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安妮宝贝的女性观：不过是只恋物的蝴蝶，在自得其乐中也曾想飞跃沧海，但最终也只能落得自我陪伴的下场，聊胜于无。
但是《莲花》的出现，却是安妮宝贝最重要的一次生命冒险，也是女性主义在陷入物质/身体二元结构网而无法自拔后的一次重要突围，她的文学创作生涯，甚至在女性主义写作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
城市对于安妮宝贝来说，就是一间伍尔夫式的房间，她躲在城市的内部，享受着城市的声色犬马，也感受着城市刺骨的寒冷和孤独。她用文字勾勒着城市的人潮涌动、物欲横流，收集着与她一样的都市夜归人的物欲、情爱和敏感。一切看似风风火火实则色厉内荏。房间一样的城市带给她安乐和感官刺激的同时，人心的荒芜也在隐隐作痛，所以她下定了决心，走出房间，离开城市，踏上了“穿越人间俗世的路途”，实现对自我的救赎。于是，《莲花》便应运而生。这无疑是一本反物化、反城市的小说，它意旨是“去城市”——蝴蝶终究飞过了城市的沧海，“涉水而过，投奔岸的另一边”。
文本中的墨脱，位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是远离城市、远离凡尘喧嚣的圣洁之地，要抵达它，必须经过泥泞的沼泽、塌方地、无人区等来自死神的考验，才能“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墨脱，作为与城市相对的边地，被赋予了特殊的隐喻，那不同于西海固给予张承志的宗教皈依和人道精神，也不同于张炜在“融入野地”后获得启迪，并借此批判人文精神的覆灭和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墨脱是一种反城市、反现代的精神召唤，它遗世独立，指引着迷途人最终的殊途同归。
苏内河，从小命运多舛，父亲早亡，母亲外嫁，仅靠外婆抚养长大，从而导致性格孤僻、怪异。十三岁外婆去世，她只能在舅舅家寄人篱下。缺失亲情的她变得极度的敏感和脆弱。叔本华说：“一切追逐都起源于缺乏。”{2}缺爱的苏内河总是渴望尝到父爱的滋味，“我一直是个自尊微薄的女子，强烈地需要来自他人的认证：他们爱我，我才能爱自己”。③年长的美术老师俯下身来倾听了她的诉说，她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她眷恋这种像是父爱般的瞬间温暖，并奢望在这种瞬间中获得永恒，所以她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和美术老师私奔了。与其说这是痴迷，不如说是“厄勒克特拉情结”的使然。纪善生是她唯一的朋友，他知道她需要的不过是找到一个情感角色来代替童年时期所缺乏但又必不可少的父爱，而恰巧这个时候美术老师给了她近似“父爱”的启蒙，所以她沉迷在了这种虚假的情感启蒙中，得到了片刻的满足。只是这种不稳定的爱始终不能拯救她脱离无爱的苦海，终究遍体鳞伤、受人唾弃。 伤痕“凝固成一枚坚硬而隐秘的内核”，她需要不断地爱和被爱，才能止住昔日的疼痛。 这原本是一个女性和“阿尼姆斯”的原型故事：无父的内河将美术老师视为了心中的“阿尼姆斯”，以至于成年后，虽游走多个城市，做过许多职业，城市的喧嚣嘈杂将她的人生阅历填得满满当当，但内心深处那“黑色的大洞”依旧无法得到填补，她依旧会爱上比自己年长的男人，依旧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最终那些男人们也都成了“反面的阿尼姆斯”，而内河却心甘情愿地享受着“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快感，饮鸩止渴。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故事，讲述的是女人不断地被男人所抛弃、伤害的大众故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安妮宝贝却没有如往常般沉迷于女性与“物”的身体纠缠，而是深入到了身体躯壳的内部，从女性的无意识深处探寻人类、女性与世界的哲学关系。而城市，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内河、纪善生、庆昭三人互为彼此的镜像，他们都曾在城市中工作、恋爱、生活，虚假的城市繁荣并不能掩盖逐渐荒芜的生命真相。庆昭说：“长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会成为依赖性的城市动物，需要城市提供的丰富功能来建构生活，使生活在熟悉的表相之上。”城市让庆昭失眠，黑夜中如丛林般矗立的高楼大厦，仿佛置身于坟墓，所以她总是离群索居；纪善生，同苏内河一样，幼年丧父，身为男子的他却被赋予了与苏内河不同的生命轨迹。理智，让纪善生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去判断每次选择后的利弊得失，他不像苏内河那样炙热到对爱痴迷的可以不顾一切、奋不顾身，他努力地学习，放弃了年少的爱情，只为了终有一日获得让他人羡慕的地位和财富，这是十分“男性”的做法，无时无刻不依靠理智的精神和意识做判断，企图取得那种在男性社会共识下的成功。纪善生为了事业选择了无爱的婚姻，这就是他所理解并毫不怀疑地选择的城市生存法则，是男人应该做的想象和要承担的责任。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压抑依旧的真实的情感需求，除了苏内河。他的大部分人生只作为一种理性设定好的形式，“一生都在把这种形式感當做躲避人生磨难的硬壳”；苏内河，城市里的流浪人，她走进城市，是因为想寻觅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但她从不亲近城市，因为“人与人之间始终隔离，感情设防”，她曾在城市中像机器一样存活着，工作、开会、加班，吃饭、睡觉、聊天，一切都按部就班，她厌倦了这样如齿轮运转般的生活，“生活不过是一个玻璃盒子里分割好的小块空间。栖居在这被限制的范围中。生老病死”。城市，这列按图索骥的人生列车，载着三人的生命轨迹轰轰烈烈地开向了死亡或虚无之地。
只是，多年以后，他们都懂得了反思生命：
“死亡是真相，突破虚假繁荣。它最终会让你明白，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自己如何探测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一种真实的方式，度过在手指缝之间如雨水一样无法停止下落的时间。你要知道自己将会如何生活。”
真实的方式，就是要突破当下一成不变的“虚假繁荣”，满足真实内心。首先，需要做的便是行走。当代地理学者认为，行走的意义不在于旅途的所见所闻，而在于行走本身这个行为所特有的含义。“把视线移出现代化的场景，从而撼动单一的‘进步就是迈向现代化、西化和都市化’的历史观”。{1}他们不约而同地先后放弃了城市（现代）的生活，从红尘纷扰与整齐划一中抽身离去，奔赴边地墨脱。地理空间的逆行转向绝不是“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憧憬，也不是躲避困扰的逃之夭夭，而是对过往自我的了断，是新生的抉择，正如《莲花》的扉页上安妮宝贝所写道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墨脱，意为“隐秘的莲花”，在佛教文化中，释迦牟尼席莲花而座，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也是脚踩莲花，对着大千火宅洒下甘霖，因此，莲花是消除苦难、涅槃重生的神性之花，而墨脱，远在天边，远在死亡之路的尽头，那里与世无争、遗世独立，是安宁祥和的澄明之境。墨脱被赋予了宗教和哲学的意义。去往墨脱的路途，是一条回归母体的“返宫”之路，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锦衣玉食，没有音乐，没有电影，没有名牌衣服和皮包……所有城市的附加物都消失殆尽，只有取暖的火堆、粗糙的食物、疲倦的身体，以及唯一的旅伴和与死亡同在的危险。他们心无旁骛，只有一个信念——前进。
生无可恋的苏内河终于在墨脱顿悟，她抚平了“阿尼姆斯”的心结，获得了生命的重生。她在墨脱中学做了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心灵的满足，并最终葬身在了这片圣洁的莲花之地，与天地合而为一。身患旧疾的庆昭是被社会遗忘的女子，有人认为她的行走是与城市格格不入后被动的“逃逸之气”（郜元宝语），但笔者认为，她是一种主动的遗弃，她知道前去墨脱的路艰难异常，一不小心就会葬身于峡谷河流中，但她依然决绝地前往，向死而生，最终到达墨脱的她，获得了生理和心灵的双重救赎，身体奇迹般好转，最终遁世于大理，过着简单却又充实的凡人生活。她说：“我知道自由和平静需要先付出代价，所以有好几年努力工作，从未懈怠。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便可以遁世。遁世需要做事。两者调和，才能获得人生的冠冕。这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圣徒说的话。我一直想离开城市。也不需要任何人记得我。”庆昭的生命终于在墨脱获得了上天恩赐的奇迹。纪善生，一个理性的男人，自从他选择放弃辛辛苦苦打拼到的一切财富和地位，离开城市去往墨脱，追寻好友内河的时候，他已然有了改变。在返程的汽车上，他顿悟了，明白了自己今后要去的方向。墨脱之行，赐予了他获得的慰藉和信念。
三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最直接的成果，而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让人们运用智慧来代替原始的体能去掌握先进的科技，从而改善生活，为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提供了一个将没有生产资料、体力先天赢弱，只能在闺阁中依靠性别的附属功能依附和满足男性生活的“女、妻、媳、母”们解放出来的契机，带给了她们一个依靠着自身智慧去同男人在同一层面中竞争的机会空间。这是城市优于乡土的地方，它改变了男权、夫权、父权的乡土伦理，满足了女性从经济独立到个体独立的一切可能性。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它回答了“五四”之谜“娜拉出走之后”会怎么办的疑问，那就是，到城市中去，在城市中争取个体的独立。所以王安忆才说：“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学者荒林更是指出女性文学“只在都市的上空盘旋”。{1}城市是供养女性养分的卵巢，离开城市，女性便失去了依靠，成为“失声地带”，因此，王安忆总是将目光聚焦在上海弄堂里，那些与上海文化互为依存的女人们，书写她们的日常生活和爱恨情仇；陈染和林白则沉溺在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自恋中，孤芳自赏；棉棉、卫慧更是将城市女人曼妙的身体当作欲望的工具展览示众……即便是那些农村妇女们，如孙惠芬笔下的小兰（《春冬之交》）、黑牡丹（《吉宽的马车》）；魏微笔下的许子慧（《异乡》）等，也总是怀揣着美梦前仆后继地进城，企图在城市中获取自我生存的一席之地。总之，城市与女性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 城市真的就已经贴上了女性的标签了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城市的王琦瑶们也只能在逼仄的上海弄堂里自惭自怜，散发着云水激荡的女性之美，一旦进入了现代的“飞地”，就成了外来者阿三（我爱比尔），只能依靠女性的身体才能获得男人赏赐的“尊严”。陈染、林白们同样如此，幻想着“以身体为准绳”对抗男性的意义政治，最终也不过是掉入了满足男性窥视欲的陷阱中，落难荒原，走投无路。而那些进城的女性们，虽然在空间上，她们进入了城市，但城市却并未真正地接纳她们认可她们的身份，她们的尊严可以随意地被嘲笑、被践踏、被侮辱。凯特·米利特说，“男人按天生的权利对女人实施的支配”{2}，城市也拥有着同样的权利。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城市是作为男性的权利空间而存在，可以视作“男性=城市”。女性虽然身在城市空间，但迁徙是她们的生活状态，她们对于城市、对于男性，没有主体的话语权，只有客体的接受权，七月们接受了城市的现实，所以她们成了贤妻良母，结局圆满但内心荒芜；安生们不妥协，所以只能颠沛流离，走向死亡。安妮小说的现代意义就是揭露“娜拉出走”去往城市后的现状：城市不过是一间更大的“闺阁”，虽然经济的属性解决了女性的生存问题，但她们却又失去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是因为城市的所属权依旧是男性，城市的伦理形态、生存法则都印上了“菲勒斯”的符号。在小说中，男人们往往作为一种对女性的规劝者的姿态出现，如林和平、家明等。安妮看到了城市女性的困顿，却无力解答现代女性再次被困的难题。
直到《莲花》的出现，安妮宝贝获得了突围。墨脱位于边地，是城市的对立面，而城市又是男性的主宰空间，那么墨脱作为女性空间的隐喻便可成立。内河和庆昭在没有任何人引领的情况下决定前往墨脱，完全是出于一种生命的自觉，她们离开城市（男性），不再受控于城市（男人）的规约，这原本就是对主体自主权的选择。在这一层面上，安妮回答了新的现代问题——“娜拉离城之后怎么办”的疑问。她不再如往常那样沉湎于对女性被动受控而饱受折磨的书写，而是通过灵魂的思考，为女性泅渡沧海，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地。于是她们在墨脱这样一个未经城市/男权污染的女性空间里获得了顿悟和重生，这便是一种自我拯救的行为。女性于自身而言，是作为自救者而存在。
同时，与男性而言，女性又充当了他们的拯救者。善生，一个在城市法则下长成的男性，却总在冥冥中受到了城市之外的指引和召唤，那个人便是苏内河。年少时的校际夏令营，内河带着善生半夜探访森林，她总是对善生说，“来。来。善生。跟着我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行为引领，也是一次生命最初的启蒙，让他看到了理性天空之外的色彩。成年后的善生结婚生子，生活的贫乏消磨着他的意志，内河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却再次引领他反思自己被周而复始的时间吞噬的生命，直到得知了内河葬身于墨脱的信息，他终于放下了城市里拥有的一切，踏上了前往墨脱的朝圣之路。前文说过，去往墨脱是一场生命的“反宫”之旅，子宫是属于女性特有的器官，但无论男女，只有回到子宫原始的胚胎状态中，才不会遭受来自文明中的男权或是女权的争斗，获得真正的平衡与和谐。而这一切，又必须是在一个“女性向”的前提之下来完成。所以笔者认为，安妮宝贝的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朴素原始的母性主义，即回到生命原点便能自我救赎。所以，纪善生回到了墨脱（女性母体的隐喻），他得到了生命的救赎和启迪。而引领他获得心灵平复的，是作为女性的内河，以及内河与墨脱化为一体的灵魂。内河是他黑暗无边、踽踽独行的生命中唯一的光亮……
小说的结尾，政府将重新修建前往墨脱的公路，这预示着这朵“隐秘的莲花”终将重见天日，喧嚣的世俗之气与声响终将玷污它的洁净和空灵。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并非想要表达现代文明对边地的扩张，因为作品强调的，从来就不是归隐和避世之念，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脱和灵魂的安放。小说的女性意识浓烈，但文字最终所抵达的，却绝不仅是女性的世界，它所喻指的，是一种超越性别、超越文明、超越生死的永恒之道，它只存在于人心的洪荒世界中，只有心怀感恩和谦卑，才能体会来自生命之外信仰的力量，“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如同某天高原再次变为海洋，山脉沉没于海底，冰雪消融，大河入海，一切消失不见。地球也最终消亡……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愿意相信为它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这也便是《莲花》所提及的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它不再纠结于男女之间敌对或是紧张的关系，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设想，那便是通过女性生命的自觉，回到文明之前，回到生命最初未受任何意识形态规训前的萌芽状态。这样的回归，或许并不真实，但是安妮宝贝却在书的结尾隐藏了自己的解释：或许文明伴随着时代的车轮向前发展，它一定会碾碎所有人类心中最后的田园美梦，但来自古人的哲学思想却告之我们，物极必反、月盈则亏，世间万物、浮世人生背后的终极规律是“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便是安妮宝贝心底最后的信仰和期望。
【责任编辑 付国锋】
① [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2} 张凌江：《物化：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症候》，《文艺评论》2006年第5期。
① 潘少梅：《后殖民时期、香港和女性写作》，载《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德]叔本华著，金玲译：《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 安妮宝贝：《莲花》，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出注。
① [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转引自陈惠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轉向》，《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① 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2} [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作者简介：江涛，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
关键词：《莲花》；女性空间；自我救赎
一
《莲花》是安妮宝贝在2006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这部作品无论是对于她自己，还是对于女性文学来说，都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文本。只是由于“眼高于顶”的学术界早已将安妮定性为都市言情类作家，因此，高贵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很少有人愿意纡尊降贵对安妮另眼相看，于是，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依旧因刻板成见而被排除在了“文学经典化”的大门之外，這是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从“五四”新文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对于女性个体的关注就不绝于耳，女性解放的口号就像是一个附属品伴随着启蒙的绝对话语浮出了历史的地表。然而，当时的女性解放所直面的敌人是封建文化中的男权观，她们只是希望，社会、家族能够正视作为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一场政治战役，女性从“女奴”过渡到了“女战士”，背负的除了渴望获得男性的尊重和认可，渴望在政治和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之外，还有国家、民族崛起的宏大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十分注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半边天”确实可以在某些层面上与菲勒斯天空双足鼎立。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妇女解放程度较高的国度之一，那为什么性别之战又会在90年代以更激烈的方式打响呢？
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1}流行的消费文化大概是所有人阅读安妮宝贝作品后的第一感觉。在她的小说中，对“物”的迷恋几乎随处可见：《城市情节》中色彩艳丽、充满欲望的巨幅广告牌；《清醒记·质感》中各种精致的雪纺裙和越南丝、华丽的缀满贝壳和水晶的高跟鞋、有着各种刺绣的布衣和布包；《彼岸花》中各种品牌的昂贵香水、欧洲和日本的文艺电影、帕格尼尼和王菲的音乐CD；《告别薇安》里喧哗、奢靡的酒吧、咖啡厅和宴会……对物质的有意渲染似乎在暗示着安妮宝贝的女性写作。事实上，在男权文化的二分法中，精神、意识、历史都是男性所享有的专属政治权利，而物质、身体、符号则被迫刻上了女性特属的标签。张凌江认为：“在精神/物质、意识/身体等一系列男/女二元叙事传统中属于被贬值、被宰制、被否定的一极。”{2}由于现存的“物/身体=女”的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物/身体”的痴迷无疑就成为了女性无可选择的发声媒介，是颠覆和解构男性独占的宏大意义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恋物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90年代女性写作的特色。
《莲花》之前，安妮宝贝的写作风格是一种冷酷、阴郁中又暗藏的华丽，沉迷于“格物致知”或是杜拉斯式的“意指的震颤波动”。笔下女性有着深幽如隧道般清冷、孤绝的棱角，喜欢为爱、或为生存，或为解脱，或为自由，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她们似乎没有被禁锢在“野地”的“属下”的那种尖锐意识，也不像陈染、林白们企图颠覆男性的“主宰集团”，拼个玉石俱焚，她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深居简出，每天依靠着为各种杂志、专栏、网站写稿维持生活。她们生活在城市里的“缝隙空间”，利用城市的现代功能满足着自身生理与心理的需求。她们从未真正深入到城市文化的内核，只是一直浮在边缘的黑暗地带，未曾想过发动一场性别政治战役而得到现实社会（男性）的承认，她们一旦撞上世俗男女之间的纠缠和博弈时便是一刹的烟花。所以安妮宝贝总是“歌唱游离感，书写流浪感、不安感的末世感”，{1}犹如无根的浮萍，虽然洗尽铅华，却也终究一无所获。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安妮宝贝的女性观：不过是只恋物的蝴蝶，在自得其乐中也曾想飞跃沧海，但最终也只能落得自我陪伴的下场，聊胜于无。
但是《莲花》的出现，却是安妮宝贝最重要的一次生命冒险，也是女性主义在陷入物质/身体二元结构网而无法自拔后的一次重要突围，她的文学创作生涯，甚至在女性主义写作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
城市对于安妮宝贝来说，就是一间伍尔夫式的房间，她躲在城市的内部，享受着城市的声色犬马，也感受着城市刺骨的寒冷和孤独。她用文字勾勒着城市的人潮涌动、物欲横流，收集着与她一样的都市夜归人的物欲、情爱和敏感。一切看似风风火火实则色厉内荏。房间一样的城市带给她安乐和感官刺激的同时，人心的荒芜也在隐隐作痛，所以她下定了决心，走出房间，离开城市，踏上了“穿越人间俗世的路途”，实现对自我的救赎。于是，《莲花》便应运而生。这无疑是一本反物化、反城市的小说，它意旨是“去城市”——蝴蝶终究飞过了城市的沧海，“涉水而过，投奔岸的另一边”。
文本中的墨脱，位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是远离城市、远离凡尘喧嚣的圣洁之地，要抵达它，必须经过泥泞的沼泽、塌方地、无人区等来自死神的考验，才能“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墨脱，作为与城市相对的边地，被赋予了特殊的隐喻，那不同于西海固给予张承志的宗教皈依和人道精神，也不同于张炜在“融入野地”后获得启迪，并借此批判人文精神的覆灭和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墨脱是一种反城市、反现代的精神召唤，它遗世独立，指引着迷途人最终的殊途同归。
苏内河，从小命运多舛，父亲早亡，母亲外嫁，仅靠外婆抚养长大，从而导致性格孤僻、怪异。十三岁外婆去世，她只能在舅舅家寄人篱下。缺失亲情的她变得极度的敏感和脆弱。叔本华说：“一切追逐都起源于缺乏。”{2}缺爱的苏内河总是渴望尝到父爱的滋味，“我一直是个自尊微薄的女子，强烈地需要来自他人的认证：他们爱我，我才能爱自己”。③年长的美术老师俯下身来倾听了她的诉说，她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她眷恋这种像是父爱般的瞬间温暖，并奢望在这种瞬间中获得永恒，所以她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和美术老师私奔了。与其说这是痴迷，不如说是“厄勒克特拉情结”的使然。纪善生是她唯一的朋友，他知道她需要的不过是找到一个情感角色来代替童年时期所缺乏但又必不可少的父爱，而恰巧这个时候美术老师给了她近似“父爱”的启蒙，所以她沉迷在了这种虚假的情感启蒙中，得到了片刻的满足。只是这种不稳定的爱始终不能拯救她脱离无爱的苦海，终究遍体鳞伤、受人唾弃。 伤痕“凝固成一枚坚硬而隐秘的内核”，她需要不断地爱和被爱，才能止住昔日的疼痛。 这原本是一个女性和“阿尼姆斯”的原型故事：无父的内河将美术老师视为了心中的“阿尼姆斯”，以至于成年后，虽游走多个城市，做过许多职业，城市的喧嚣嘈杂将她的人生阅历填得满满当当，但内心深处那“黑色的大洞”依旧无法得到填补，她依旧会爱上比自己年长的男人，依旧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最终那些男人们也都成了“反面的阿尼姆斯”，而内河却心甘情愿地享受着“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快感，饮鸩止渴。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故事，讲述的是女人不断地被男人所抛弃、伤害的大众故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安妮宝贝却没有如往常般沉迷于女性与“物”的身体纠缠，而是深入到了身体躯壳的内部，从女性的无意识深处探寻人类、女性与世界的哲学关系。而城市，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内河、纪善生、庆昭三人互为彼此的镜像，他们都曾在城市中工作、恋爱、生活，虚假的城市繁荣并不能掩盖逐渐荒芜的生命真相。庆昭说：“长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会成为依赖性的城市动物，需要城市提供的丰富功能来建构生活，使生活在熟悉的表相之上。”城市让庆昭失眠，黑夜中如丛林般矗立的高楼大厦，仿佛置身于坟墓，所以她总是离群索居；纪善生，同苏内河一样，幼年丧父，身为男子的他却被赋予了与苏内河不同的生命轨迹。理智，让纪善生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去判断每次选择后的利弊得失，他不像苏内河那样炙热到对爱痴迷的可以不顾一切、奋不顾身，他努力地学习，放弃了年少的爱情，只为了终有一日获得让他人羡慕的地位和财富，这是十分“男性”的做法，无时无刻不依靠理智的精神和意识做判断，企图取得那种在男性社会共识下的成功。纪善生为了事业选择了无爱的婚姻，这就是他所理解并毫不怀疑地选择的城市生存法则，是男人应该做的想象和要承担的责任。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压抑依旧的真实的情感需求，除了苏内河。他的大部分人生只作为一种理性设定好的形式，“一生都在把这种形式感當做躲避人生磨难的硬壳”；苏内河，城市里的流浪人，她走进城市，是因为想寻觅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但她从不亲近城市，因为“人与人之间始终隔离，感情设防”，她曾在城市中像机器一样存活着，工作、开会、加班，吃饭、睡觉、聊天，一切都按部就班，她厌倦了这样如齿轮运转般的生活，“生活不过是一个玻璃盒子里分割好的小块空间。栖居在这被限制的范围中。生老病死”。城市，这列按图索骥的人生列车，载着三人的生命轨迹轰轰烈烈地开向了死亡或虚无之地。
只是，多年以后，他们都懂得了反思生命：
“死亡是真相，突破虚假繁荣。它最终会让你明白，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自己如何探测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一种真实的方式，度过在手指缝之间如雨水一样无法停止下落的时间。你要知道自己将会如何生活。”
真实的方式，就是要突破当下一成不变的“虚假繁荣”，满足真实内心。首先，需要做的便是行走。当代地理学者认为，行走的意义不在于旅途的所见所闻，而在于行走本身这个行为所特有的含义。“把视线移出现代化的场景，从而撼动单一的‘进步就是迈向现代化、西化和都市化’的历史观”。{1}他们不约而同地先后放弃了城市（现代）的生活，从红尘纷扰与整齐划一中抽身离去，奔赴边地墨脱。地理空间的逆行转向绝不是“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憧憬，也不是躲避困扰的逃之夭夭，而是对过往自我的了断，是新生的抉择，正如《莲花》的扉页上安妮宝贝所写道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墨脱，意为“隐秘的莲花”，在佛教文化中，释迦牟尼席莲花而座，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也是脚踩莲花，对着大千火宅洒下甘霖，因此，莲花是消除苦难、涅槃重生的神性之花，而墨脱，远在天边，远在死亡之路的尽头，那里与世无争、遗世独立，是安宁祥和的澄明之境。墨脱被赋予了宗教和哲学的意义。去往墨脱的路途，是一条回归母体的“返宫”之路，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锦衣玉食，没有音乐，没有电影，没有名牌衣服和皮包……所有城市的附加物都消失殆尽，只有取暖的火堆、粗糙的食物、疲倦的身体，以及唯一的旅伴和与死亡同在的危险。他们心无旁骛，只有一个信念——前进。
生无可恋的苏内河终于在墨脱顿悟，她抚平了“阿尼姆斯”的心结，获得了生命的重生。她在墨脱中学做了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心灵的满足，并最终葬身在了这片圣洁的莲花之地，与天地合而为一。身患旧疾的庆昭是被社会遗忘的女子，有人认为她的行走是与城市格格不入后被动的“逃逸之气”（郜元宝语），但笔者认为，她是一种主动的遗弃，她知道前去墨脱的路艰难异常，一不小心就会葬身于峡谷河流中，但她依然决绝地前往，向死而生，最终到达墨脱的她，获得了生理和心灵的双重救赎，身体奇迹般好转，最终遁世于大理，过着简单却又充实的凡人生活。她说：“我知道自由和平静需要先付出代价，所以有好几年努力工作，从未懈怠。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便可以遁世。遁世需要做事。两者调和，才能获得人生的冠冕。这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圣徒说的话。我一直想离开城市。也不需要任何人记得我。”庆昭的生命终于在墨脱获得了上天恩赐的奇迹。纪善生，一个理性的男人，自从他选择放弃辛辛苦苦打拼到的一切财富和地位，离开城市去往墨脱，追寻好友内河的时候，他已然有了改变。在返程的汽车上，他顿悟了，明白了自己今后要去的方向。墨脱之行，赐予了他获得的慰藉和信念。
三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最直接的成果，而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让人们运用智慧来代替原始的体能去掌握先进的科技，从而改善生活，为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提供了一个将没有生产资料、体力先天赢弱，只能在闺阁中依靠性别的附属功能依附和满足男性生活的“女、妻、媳、母”们解放出来的契机，带给了她们一个依靠着自身智慧去同男人在同一层面中竞争的机会空间。这是城市优于乡土的地方，它改变了男权、夫权、父权的乡土伦理，满足了女性从经济独立到个体独立的一切可能性。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它回答了“五四”之谜“娜拉出走之后”会怎么办的疑问，那就是，到城市中去，在城市中争取个体的独立。所以王安忆才说：“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学者荒林更是指出女性文学“只在都市的上空盘旋”。{1}城市是供养女性养分的卵巢，离开城市，女性便失去了依靠，成为“失声地带”，因此，王安忆总是将目光聚焦在上海弄堂里，那些与上海文化互为依存的女人们，书写她们的日常生活和爱恨情仇；陈染和林白则沉溺在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自恋中，孤芳自赏；棉棉、卫慧更是将城市女人曼妙的身体当作欲望的工具展览示众……即便是那些农村妇女们，如孙惠芬笔下的小兰（《春冬之交》）、黑牡丹（《吉宽的马车》）；魏微笔下的许子慧（《异乡》）等，也总是怀揣着美梦前仆后继地进城，企图在城市中获取自我生存的一席之地。总之，城市与女性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 城市真的就已经贴上了女性的标签了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城市的王琦瑶们也只能在逼仄的上海弄堂里自惭自怜，散发着云水激荡的女性之美，一旦进入了现代的“飞地”，就成了外来者阿三（我爱比尔），只能依靠女性的身体才能获得男人赏赐的“尊严”。陈染、林白们同样如此，幻想着“以身体为准绳”对抗男性的意义政治，最终也不过是掉入了满足男性窥视欲的陷阱中，落难荒原，走投无路。而那些进城的女性们，虽然在空间上，她们进入了城市，但城市却并未真正地接纳她们认可她们的身份，她们的尊严可以随意地被嘲笑、被践踏、被侮辱。凯特·米利特说，“男人按天生的权利对女人实施的支配”{2}，城市也拥有着同样的权利。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城市是作为男性的权利空间而存在，可以视作“男性=城市”。女性虽然身在城市空间，但迁徙是她们的生活状态，她们对于城市、对于男性，没有主体的话语权，只有客体的接受权，七月们接受了城市的现实，所以她们成了贤妻良母，结局圆满但内心荒芜；安生们不妥协，所以只能颠沛流离，走向死亡。安妮小说的现代意义就是揭露“娜拉出走”去往城市后的现状：城市不过是一间更大的“闺阁”，虽然经济的属性解决了女性的生存问题，但她们却又失去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是因为城市的所属权依旧是男性，城市的伦理形态、生存法则都印上了“菲勒斯”的符号。在小说中，男人们往往作为一种对女性的规劝者的姿态出现，如林和平、家明等。安妮看到了城市女性的困顿，却无力解答现代女性再次被困的难题。
直到《莲花》的出现，安妮宝贝获得了突围。墨脱位于边地，是城市的对立面，而城市又是男性的主宰空间，那么墨脱作为女性空间的隐喻便可成立。内河和庆昭在没有任何人引领的情况下决定前往墨脱，完全是出于一种生命的自觉，她们离开城市（男性），不再受控于城市（男人）的规约，这原本就是对主体自主权的选择。在这一层面上，安妮回答了新的现代问题——“娜拉离城之后怎么办”的疑问。她不再如往常那样沉湎于对女性被动受控而饱受折磨的书写，而是通过灵魂的思考，为女性泅渡沧海，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地。于是她们在墨脱这样一个未经城市/男权污染的女性空间里获得了顿悟和重生，这便是一种自我拯救的行为。女性于自身而言，是作为自救者而存在。
同时，与男性而言，女性又充当了他们的拯救者。善生，一个在城市法则下长成的男性，却总在冥冥中受到了城市之外的指引和召唤，那个人便是苏内河。年少时的校际夏令营，内河带着善生半夜探访森林，她总是对善生说，“来。来。善生。跟着我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行为引领，也是一次生命最初的启蒙，让他看到了理性天空之外的色彩。成年后的善生结婚生子，生活的贫乏消磨着他的意志，内河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却再次引领他反思自己被周而复始的时间吞噬的生命，直到得知了内河葬身于墨脱的信息，他终于放下了城市里拥有的一切，踏上了前往墨脱的朝圣之路。前文说过，去往墨脱是一场生命的“反宫”之旅，子宫是属于女性特有的器官，但无论男女，只有回到子宫原始的胚胎状态中，才不会遭受来自文明中的男权或是女权的争斗，获得真正的平衡与和谐。而这一切，又必须是在一个“女性向”的前提之下来完成。所以笔者认为，安妮宝贝的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朴素原始的母性主义，即回到生命原点便能自我救赎。所以，纪善生回到了墨脱（女性母体的隐喻），他得到了生命的救赎和启迪。而引领他获得心灵平复的，是作为女性的内河，以及内河与墨脱化为一体的灵魂。内河是他黑暗无边、踽踽独行的生命中唯一的光亮……
小说的结尾，政府将重新修建前往墨脱的公路，这预示着这朵“隐秘的莲花”终将重见天日，喧嚣的世俗之气与声响终将玷污它的洁净和空灵。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并非想要表达现代文明对边地的扩张，因为作品强调的，从来就不是归隐和避世之念，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脱和灵魂的安放。小说的女性意识浓烈，但文字最终所抵达的，却绝不仅是女性的世界，它所喻指的，是一种超越性别、超越文明、超越生死的永恒之道，它只存在于人心的洪荒世界中，只有心怀感恩和谦卑，才能体会来自生命之外信仰的力量，“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如同某天高原再次变为海洋，山脉沉没于海底，冰雪消融，大河入海，一切消失不见。地球也最终消亡……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愿意相信为它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这也便是《莲花》所提及的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它不再纠结于男女之间敌对或是紧张的关系，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设想，那便是通过女性生命的自觉，回到文明之前，回到生命最初未受任何意识形态规训前的萌芽状态。这样的回归，或许并不真实，但是安妮宝贝却在书的结尾隐藏了自己的解释：或许文明伴随着时代的车轮向前发展，它一定会碾碎所有人类心中最后的田园美梦，但来自古人的哲学思想却告之我们，物极必反、月盈则亏，世间万物、浮世人生背后的终极规律是“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便是安妮宝贝心底最后的信仰和期望。
【责任编辑 付国锋】
① [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2} 张凌江：《物化：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症候》，《文艺评论》2006年第5期。
① 潘少梅：《后殖民时期、香港和女性写作》，载《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德]叔本华著，金玲译：《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 安妮宝贝：《莲花》，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出注。
① [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转引自陈惠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轉向》，《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① 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2} [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作者简介：江涛，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