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逐文化角度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晋国的骊姬之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例以进谗为手段,以夺嫡为目标,以戕害并驱逐异己势力为表现形态,最终导致了太子申生的被逼自杀、申生之弟重耳等人的被逐出亡。一方面,申生"敬顺事上"却屡被谗毁,"将以悦亲"反受辱身亡,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家天下"政治之复杂和残酷,说明了"愚孝"、"愚忠"之不可取、不可为;另一方面,重耳历经十九年的政治流亡以及终成霸主的经历,既展示了异于申生的别种选择及其谋求自救和他者援助的艰辛努力,也再现了"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弃逐文化的基本母题。如果与此前西周末年发生的褒姒之乱相比,可以发现,从美女受宠到庶母进谗再到驱逐异己,已形成上古时代嫡庶争斗、子臣遭逐的恒定模式。在此模式的背后,呈现的乃是为获取利益最大值所进行的阴谋和搏杀,是人性的弱点和由此导致的道德堕落。至于同为太子而被谗害或废弃的申生与幽王之子宜臼,则既是宗法继承制的受益者,又在弃逐文化层面成为此一制度的牺牲品。综而观之,中国早期弃逐文化在弃逐之动因、弃逐之过程和弃逐之终结诸方面,均存在可供深入发掘的意义内涵,并对后来的贬谪文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