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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家庭式流动进入城镇成为新趋势。农民进入城镇成了打工、消费的农民工，实现了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变。本文采取经济计量学方法，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在城购房农民家庭消费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在城工资性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双薪家庭对消费有显著正的影响效果；同住人口数与消费有显著负的影响效果，贷款购房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会减少；对此提出提高在城购房农民家庭消费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T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8.06.006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Farmers in Cities： Take Kongjiazhuang Village Nandaga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 Shengjie，YANG Chunhe，MA Ying
（College of Business，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labor force has been transferred in large numbers， and the farmers have entered the town with the family flow to become the new trend. Farmers enter the town becom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who work and consume. This paper adopted the econometric metho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farmers in the city by using Tobit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urban wage income， husband's current career type， dual-income househol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p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Consumer spending on home purchases would be reduced，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nsumption of farmers' households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farmer family；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Tobit model
從房价调控到楼市限购，关于购房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相关条例的实行并没有削减全国人民的购房热情。不同于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回乡消费”，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家庭式流动进入城镇，在城镇生活消费，他们渴望在城镇立足。加之适婚人口增加，迫于大城市高房价，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在本地城镇购房。他们在城镇从事建筑、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带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消费者，成为城镇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进入城镇打工、消费，实现了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变。
消费活动既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又是经济活动的终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研究农民工消费问题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目前，关于农民定居城市的研究很多，关于进城农民家庭消费的研究也不少，然而，关于已经在城购房农民家庭消费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河北省南大港孔家庄村为研究对象，通过Tobit模型分析影响在城购房农民消费的因素，探讨提高其消费水平的建议，这对于拉动农民消费、优化消费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调查对象的选择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孔家庄村已在城购房的农民家庭。采用入户调查方法，结合调查问卷及访谈形式，共得到141份有效数据。其中，年龄方面，30岁以下占45.77%，31～40岁占20.42%，41～50岁占24.65%。户主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下占31.66%，高中或中专占19.72%，大专及以上占48.59%。其配偶文化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4.51%，高中或中专占26.06%，大专及以上占33.1%。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分别占14.79%，3.52%，39.43%，2.82%，39.44%。家中拥有农村承包土地的仅占16.3%。本研究所选样本购房区域在南大港、中捷、黄骅以及周边城市，所以，在城购房农民多为本地农民工。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设定
Tobit模型是概率单位模型的一个延伸，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obin推演出来的[2]。本文采用的Tobit模型来源于计量经济学中Tobin关于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研究，是受限因变量模型在左截取点为0的一种特殊形式[3]。Tobin观察到，大多数家庭在特定时间内，对于汽车或冰箱等主要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通常都是0支出，因此，常会出现大量的0观测值[4]，如果把因变量定义为0，以OLS估计时，会产生截距高估、斜率低估的不一致之估计式，如果把因变量0支出的观测值删除，则会出现截距低估、斜率高估的不一致之估计式。这种现象破坏了线性假设，故基于最小二乘法的一般线性回归并不适用于分析此类资料。因此，Tobin在分析家庭耐用消费品支出水平及影响因素时，使用了一种可以涵盖支出不存在负值的回归模型，即结合了Probit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依循最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此后，Tobit模型在经济学领域广为应用[4]，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工资模型、保险理赔、企业效率评价、医疗费用研究中。 令Y取正值时，为连续同时有一定的概率取0的变量；并且当Y取正值时，是解释变量X的线性函数，将Tobit应用于影响实际消费支出模型。
yi*=βxi+μi （1）
实际消费支出yi*与观测到的消费支出yi关系如下：
yi=yi*，（yi*>0）（2）
yi=0，（yi*≤0）（3）
其中，yi*为潜变量， xi为影响消费支出的解释变量，β为未知的参数，μi为残差且μi～N（0，σ2）[2]。
2.2 变量选择
本文设定的自变量及因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及解释
消费总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文化水平、双薪家庭、丈夫目前职业类型、房屋持有状况变量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自身有工作、家庭生命周期、超前消費变量分别通过5%，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劳动人口数变量分别通过1%，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饮食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变量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同住人口数、工作行业（餐饮业）变量分别通过1%，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衣着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性别变量分别通过1%，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自身有工作、双薪家庭变量均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分别通过1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交通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变量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变量分别通过1%，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值。
通讯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妻子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分别通过1%，5%，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
娱乐消费支出模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文化水平、妻子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工作行业（服务业）、双薪家庭变量均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保险变量分别通过5%，10%水平下的显著性，且系数均为负值。
家用消费支出模型中，丈夫目前职业类型、签订劳动合同、双薪家庭变量分别通过了5%，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变量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值。
医疗费用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双薪家庭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工作行业1（建筑业）变量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工作岗位变量分别通过5%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房贷费用支出模型中，房屋持有状况、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分别通过1%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教育消费支出模型中，自身有工作、文化水平变量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家庭生命周期、双薪家庭分别通过1%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储蓄消费模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双薪家庭变量分别通过1%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同住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均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对各项消费均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唯在教育、家用消费上并不显著。农村土地承包收入在各项消费支出方程中系数均为负值，有农村土地承包收入的在城购房家庭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性别变量上，女性在饮食和衣着消费上比男性花费的多。文化水平越高，总消费、娱乐消费、教育消费支出越多。本身有工作的农民家庭在总消费、衣着、教育支出上会比较青睐。双薪家庭在衣着、娱乐、教育、医疗、储蓄、家用支出上会有所增加。丈夫从事的职业类型越好，总消费、饮食、交通、通讯支出上越高。妻子职业类型与通讯、娱乐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工作行业上，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医疗方面支出相对较高，从事餐饮业工作的家庭饮食消费支出会有所减少，从事服务业工作会对娱乐消费支出起到促进作用。工作岗位级别越高，医疗消费越少。同住人口数对总消费、饮食、交通、娱乐、家用、储蓄支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生命周期中，处于育龄阶段以及子女上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消费会有所增加。劳动人口数与总消费、医疗、教育、衣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果。贷款购房对衣着、交通、储蓄消费都会有所抑制。存在超前消费观念的对总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有保险的会抑制娱乐消费的增加。
4 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5-12]
4.1 提高在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扩展就业渠道
随着适婚人口不断增加，处于育幼阶段的家庭队伍不断壮大。为照顾家中幼小孩童，很多职场女性迫于压力辞职在家。房贷压力、物价水平的上升以及工资水平的徘徊不前，使得在城购房农民家庭不得不谨慎消费。中小城镇不应盲目注重开发房地产，应大力引进投资项目，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应积极搭建就业信息平台，扩展就业渠道。企业应加大对农民的岗前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工作效率提高，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微商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一批育幼宝妈的创业热情，即使赋闲在家也能跟随自己的兴趣和自身条件开启微商之路。
4.2 建立健全信贷、信用体系，鼓励农民家庭理性理财和投资
调查结果显示，有33%的在城购房家庭存在超前消费行为。以买车付款来看，4S店销售人员会建议贷款买车，他们明确告诉顾客贷款买车会比付全款买车更加优惠。各大商场、饭店推出的优惠活动中会着重写到持有某某银行信用卡消费会有满减活动。各大银行推出的信用卡，商场手机分期，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的花呗分期还款以及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迅速兴起，都意味着超前消费的时代来了。政府机构应建立健全信贷、信用体系，鼓励农民家庭合理消费、超前消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储蓄，理性理财和投资。 4.3 加快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中小城市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户籍限制情况。从就业来看，南大港、中捷、黄骅为平级县级市，均属于沧州，南大港、中捷有关事业单位、学校招聘时会加限制条件户籍为本县居民或配偶为本县居民。医疗保险方面，南大港市民在黄骅住院就医，若想享受医保报销，必须得到南大港医院开具的“不能治疗转往黄骅就医”的证明。教育方面也有同样户籍制度的限制。同时，一些农民进入城镇就业，顾及到企业职工保险较高，会减少工资性收入，再加上工作不稳定，更换频率较高，保险续接手续较麻烦，更削减了购买保险的热情。政府应该简化中小城市户籍迁移手续，加快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家庭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朱述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回归分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6）：89-93.
[2]张润清.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267.
[3]TOBIN J.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J].Econometrica，1958，26（1）：24-36.
[4]WILLIAM H G. Econometric analysis[M]. 5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2： 728-750.
[5]洪小良.城市農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42-50， 96.
[6]杨菊华.陈传波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J].人口学刊，2013（5）： 48-62.
[7]彭毅.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需求的影响[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5.
[8]王莉.农民工家庭务工地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988个样本问卷调查[D].杭州：浙江大学，2014.
[9]卢新璞，吴明.北京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Tobit模型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5）：565-569.
[10]褚荣伟，张晓冬.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7）：34-46.
[11]李敏，李佳航，杨云汉.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收入与消费结构研究——以湖北省L村为例[J].农银学刊，2015（3）：20-24.
[12]段彩丽，钟春泉，张岭.大学生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6）：41-44.
关键词：农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T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8.06.006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Farmers in Cities： Take Kongjiazhuang Village Nandaga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 Shengjie，YANG Chunhe，MA Ying
（College of Business，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labor force has been transferred in large numbers， and the farmers have entered the town with the family flow to become the new trend. Farmers enter the town becom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who work and consume. This paper adopted the econometric metho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farmers in the city by using Tobit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urban wage income， husband's current career type， dual-income househol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p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Consumer spending on home purchases would be reduced，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nsumption of farmers' households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farmer family；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Tobit model
從房价调控到楼市限购，关于购房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相关条例的实行并没有削减全国人民的购房热情。不同于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回乡消费”，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家庭式流动进入城镇，在城镇生活消费，他们渴望在城镇立足。加之适婚人口增加，迫于大城市高房价，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在本地城镇购房。他们在城镇从事建筑、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带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消费者，成为城镇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进入城镇打工、消费，实现了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变。
消费活动既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又是经济活动的终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研究农民工消费问题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目前，关于农民定居城市的研究很多，关于进城农民家庭消费的研究也不少，然而，关于已经在城购房农民家庭消费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河北省南大港孔家庄村为研究对象，通过Tobit模型分析影响在城购房农民消费的因素，探讨提高其消费水平的建议，这对于拉动农民消费、优化消费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调查对象的选择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孔家庄村已在城购房的农民家庭。采用入户调查方法，结合调查问卷及访谈形式，共得到141份有效数据。其中，年龄方面，30岁以下占45.77%，31～40岁占20.42%，41～50岁占24.65%。户主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下占31.66%，高中或中专占19.72%，大专及以上占48.59%。其配偶文化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4.51%，高中或中专占26.06%，大专及以上占33.1%。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分别占14.79%，3.52%，39.43%，2.82%，39.44%。家中拥有农村承包土地的仅占16.3%。本研究所选样本购房区域在南大港、中捷、黄骅以及周边城市，所以，在城购房农民多为本地农民工。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设定
Tobit模型是概率单位模型的一个延伸，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obin推演出来的[2]。本文采用的Tobit模型来源于计量经济学中Tobin关于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研究，是受限因变量模型在左截取点为0的一种特殊形式[3]。Tobin观察到，大多数家庭在特定时间内，对于汽车或冰箱等主要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通常都是0支出，因此，常会出现大量的0观测值[4]，如果把因变量定义为0，以OLS估计时，会产生截距高估、斜率低估的不一致之估计式，如果把因变量0支出的观测值删除，则会出现截距低估、斜率高估的不一致之估计式。这种现象破坏了线性假设，故基于最小二乘法的一般线性回归并不适用于分析此类资料。因此，Tobin在分析家庭耐用消费品支出水平及影响因素时，使用了一种可以涵盖支出不存在负值的回归模型，即结合了Probit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依循最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此后，Tobit模型在经济学领域广为应用[4]，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工资模型、保险理赔、企业效率评价、医疗费用研究中。 令Y取正值时，为连续同时有一定的概率取0的变量；并且当Y取正值时，是解释变量X的线性函数，将Tobit应用于影响实际消费支出模型。
yi*=βxi+μi （1）
实际消费支出yi*与观测到的消费支出yi关系如下：
yi=yi*，（yi*>0）（2）
yi=0，（yi*≤0）（3）
其中，yi*为潜变量， xi为影响消费支出的解释变量，β为未知的参数，μi为残差且μi～N（0，σ2）[2]。
2.2 变量选择
本文设定的自变量及因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及解释
消费总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文化水平、双薪家庭、丈夫目前职业类型、房屋持有状况变量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自身有工作、家庭生命周期、超前消費变量分别通过5%，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劳动人口数变量分别通过1%，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饮食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变量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同住人口数、工作行业（餐饮业）变量分别通过1%，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衣着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性别变量分别通过1%，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自身有工作、双薪家庭变量均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分别通过1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交通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变量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变量分别通过1%，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值。
通讯消费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丈夫目前职业类型、妻子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分别通过1%，5%，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
娱乐消费支出模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文化水平、妻子目前职业类型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工作行业（服务业）、双薪家庭变量均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保险变量分别通过5%，10%水平下的显著性，且系数均为负值。
家用消费支出模型中，丈夫目前职业类型、签订劳动合同、双薪家庭变量分别通过了5%，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变量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值。
医疗费用支出方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双薪家庭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工作行业1（建筑业）变量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工作岗位变量分别通过5%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房贷费用支出模型中，房屋持有状况、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分别通过1%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同住人口数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教育消费支出模型中，自身有工作、文化水平变量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家庭生命周期、双薪家庭分别通过1%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上述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劳动人口数变量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储蓄消费模型中，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双薪家庭变量分别通过1%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同住人口数、房屋持有状况均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值。
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工资所得收入对各项消费均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唯在教育、家用消费上并不显著。农村土地承包收入在各项消费支出方程中系数均为负值，有农村土地承包收入的在城购房家庭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性别变量上，女性在饮食和衣着消费上比男性花费的多。文化水平越高，总消费、娱乐消费、教育消费支出越多。本身有工作的农民家庭在总消费、衣着、教育支出上会比较青睐。双薪家庭在衣着、娱乐、教育、医疗、储蓄、家用支出上会有所增加。丈夫从事的职业类型越好，总消费、饮食、交通、通讯支出上越高。妻子职业类型与通讯、娱乐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工作行业上，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医疗方面支出相对较高，从事餐饮业工作的家庭饮食消费支出会有所减少，从事服务业工作会对娱乐消费支出起到促进作用。工作岗位级别越高，医疗消费越少。同住人口数对总消费、饮食、交通、娱乐、家用、储蓄支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生命周期中，处于育龄阶段以及子女上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消费会有所增加。劳动人口数与总消费、医疗、教育、衣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果。贷款购房对衣着、交通、储蓄消费都会有所抑制。存在超前消费观念的对总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有保险的会抑制娱乐消费的增加。
4 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5-12]
4.1 提高在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扩展就业渠道
随着适婚人口不断增加，处于育幼阶段的家庭队伍不断壮大。为照顾家中幼小孩童，很多职场女性迫于压力辞职在家。房贷压力、物价水平的上升以及工资水平的徘徊不前，使得在城购房农民家庭不得不谨慎消费。中小城镇不应盲目注重开发房地产，应大力引进投资项目，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应积极搭建就业信息平台，扩展就业渠道。企业应加大对农民的岗前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工作效率提高，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微商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一批育幼宝妈的创业热情，即使赋闲在家也能跟随自己的兴趣和自身条件开启微商之路。
4.2 建立健全信贷、信用体系，鼓励农民家庭理性理财和投资
调查结果显示，有33%的在城购房家庭存在超前消费行为。以买车付款来看，4S店销售人员会建议贷款买车，他们明确告诉顾客贷款买车会比付全款买车更加优惠。各大商场、饭店推出的优惠活动中会着重写到持有某某银行信用卡消费会有满减活动。各大银行推出的信用卡，商场手机分期，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的花呗分期还款以及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迅速兴起，都意味着超前消费的时代来了。政府机构应建立健全信贷、信用体系，鼓励农民家庭合理消费、超前消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储蓄，理性理财和投资。 4.3 加快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中小城市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户籍限制情况。从就业来看，南大港、中捷、黄骅为平级县级市，均属于沧州，南大港、中捷有关事业单位、学校招聘时会加限制条件户籍为本县居民或配偶为本县居民。医疗保险方面，南大港市民在黄骅住院就医，若想享受医保报销，必须得到南大港医院开具的“不能治疗转往黄骅就医”的证明。教育方面也有同样户籍制度的限制。同时，一些农民进入城镇就业，顾及到企业职工保险较高，会减少工资性收入，再加上工作不稳定，更换频率较高，保险续接手续较麻烦，更削减了购买保险的热情。政府应该简化中小城市户籍迁移手续，加快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家庭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朱述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回归分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6）：89-93.
[2]张润清.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267.
[3]TOBIN J.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J].Econometrica，1958，26（1）：24-36.
[4]WILLIAM H G. Econometric analysis[M]. 5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2： 728-750.
[5]洪小良.城市農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42-50， 96.
[6]杨菊华.陈传波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J].人口学刊，2013（5）： 48-62.
[7]彭毅.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需求的影响[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5.
[8]王莉.农民工家庭务工地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988个样本问卷调查[D].杭州：浙江大学，2014.
[9]卢新璞，吴明.北京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Tobit模型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5）：565-569.
[10]褚荣伟，张晓冬.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7）：34-46.
[11]李敏，李佳航，杨云汉.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收入与消费结构研究——以湖北省L村为例[J].农银学刊，2015（3）：20-24.
[12]段彩丽，钟春泉，张岭.大学生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6）：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