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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无脚，岁月有翼，不知不觉，七七高考距今已历40个春秋。那场不同寻常的考试，每每想起，都会令人感慨频频，激情难抑。正是40年前那场令人自豪而难忘的考试，彻底改变了一代甚至两代人的人生轨迹，使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命运得以转折。我也是那次高考的幸运儿。
梦碎“文革”
德国诗人席勒说过：“要忠于少年时代的梦想。”上大学是我少年时代的强烈梦想。它萌发于幼时的青油灯下，多年的求学过程中逐渐强烈，最终凭1977年高考实现。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给我以勤劳实在的品质和农家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但难赋予我梦想和志向。
我上大学的梦想是从如饥似渴阅读小人书和小说中产生的。记得刚上小学二年级，同桌拿来一本小人书《火焰山》，我们几个孩子每天聚在一起看得津津有味。多天后它已残缺不全，但我却激情难抑，仍用一个新石板把它换到手，一遍遍地翻看。它激起我读书的狂热，从到处寻找小人书很快发展到看大部头小说。这样，小学时期便成为我读书的狂热期和黄金期，基本上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等古典名著，以及《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 等新小说。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和农家生活完全不同世界的大门，书中的英雄人物成为我崇拜的偶像和目标。我幻想着英雄造时势、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随着时间推移，读的书越来越多，我的英雄崇拜观又转化为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巴金、赵树理等的作家崇拜观。在20世纪50年代理想教育的氛围中我的理想是当全国知名作家，虽不能叱咤风云但仍可用自己的作品教育千万人。我的大学梦与作家梦紧密相连。从完小到初中再到高中，仿佛有架无形的梯子，使我一直向作家梦和大学梦登攀，愈来愈近愈强烈。
1964年，我以四科成绩三科99的高分考进太原十中，从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身边的同学个个才华横溢学有所长，这为我构筑了一个很好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更激发了自己考大学的激情和狂热。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先后精心阅读了《李白选集》 《鲁迅选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为1967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做准备。但1966年6月4日，“文革”狂潮席卷而来。十中校园出现了两派红卫兵，从批斗老师到批斗校领导，从校内到校外，从文斗到武斗，从破四旧立四新到全面夺权……“文革”如一匹脱缰野马向前一路狂奔，毫无停歇迹象。我的大学梦被踩个粉碎。挨至1969年10月大家都已彻底绝望。于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决定：回农村、回老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轻率举动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如果不是为了上大学，辛辛苦苦供你上初中、高中干什么？！”我无言以对，而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农村的八九年时间里，我参加了“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先后在公社办公室、中小学等处工作。这样，我的大学梦搁浅10年一直难圆。
重燃希望
1977年10月中旬，我们教师在红卫中学进行秋假培训时接到县教育局通知，让各高中点举办高考复习班，并让具备条件的青年教师参加复习。当时，我已年至三旬，属老三届，不在教育局通知的年龄范围内。看着年轻教师一个个前往三焦中学参加复习，我心中五味杂陈，巨大的失落感难以名说。
机会是悄悄降临的。10月21日，我回校的第二天中午，学生即将开学，我正在备课，挂在墙上的小喇叭突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向全国人民宣布：1977年将恢复大学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广播犹如一声春雷，突然在我学校小小的教师房内爆响，我始则为之一震，继而欢呼雀跃，拍桌大呼：社会没有抛弃我们，终于可以为实现大学梦为之一搏了！随后，我下定参加高考的决心，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即通知了我的同事及部分同学和学生，大家和我一起兴奋一起欢呼，互相鼓励参加高考。我立即找齐全部课本，全身心投入到复习中。在复习的几十天里，不仅没睡觉、吃饭、闲聊时间，甚至连感冒时间也没有。一天早上，我头重脚轻，打喷嚏，流清涕，感冒了。怎么办？在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日子是没时间感冒的，必须设法赶快治愈。于是，我早早起来提一暖瓶开水抱一颗篮球，边喝水边抱着篮球在操场上疯跑，练带球过人、三步上篮，出了一身大汗。当学生到校时我已是一身轻松，感冒竟奇迹般好了。
说到当年高考复习，不能不提到我校的环境。它原是三焦村姚氏老祠堂，占地5亩多，解放后一直是三焦小学、三焦完小、三焦中学所在地。我在此读了小学和完小，从太原十中回乡后又在此教书。校内有大操场和篮球场。可以说，这里是钟灵毓秀之地，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高考复习的最佳场所。当我在教师房中深夜苦战做题累了时，便出来在月光照耀下的操场上散步休息养精蓄锐。
命运之考
考试时间定在12月10日和11日。9日，我和另外参加高考的6位同事一起乘车来到县城，经我的一个学生安排住在招待所一间大房中。大家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中午吃过饭，下午看考场。看考场的考生接二连三，许多像我一样已年至而立，有了几个孩子。但另外一些，年仅十六七岁，混沌初开，始醒人事。我和我的好几个学生将一同走进考场，一同接受祖国的选择和检阅。
第二天，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成竹在胸，信心满满。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两个任选其一：一个是《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另一个是《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作文占70分。我从1967年到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等待10年，艰难曲折，万般辛酸，心中有太多的话儿要对中央领导倾诉，因而我选择了《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题。话匣子打开，隐藏在心中的辛酸和激情喷涌而出，难以自抑。我含泪写完作文，泪眼朦胧交卷走出教室。我下意识地感到，作文是成功的。能感动自己的东西，也一定会感动评卷老师。史地和政治考試，我轻松异常，检查后第一个交了卷。而数学考试，我分外仔细，做完全部考题后又反复检查，一直到考试结束的电铃响起，我迟迟不愿离开桌子，变成了全场最后一个交卷者。 一个多月后，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参加考试的7人全部进入初选名单。多年后，在司法厅政治部的人事档案中，我见到了自己这次的高考分数：语文92，史地88，政治84，数学77。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从我们校长找我时的神态看，可以推测到我们的考试成绩是不错的。他微笑着对我说，一定要把志愿报好。我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分别报了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临汾师范学院中文系。连同填报的志愿一起还提交了政审材料。此后，便进入提心吊胆的等待期。
1978年2月24日，元宵节刚过，我的等待终于有了振奋人心的结果。上午10点多，在校门口碰到了乡镇邮递员，他笑嘻嘻地掏出一个印有花纹的白信封递给我：“山西大学的，可能是录取通知书！”此话犹如一声炸雷炸开了我内心深处欢乐的堤坝，兴奋之情肆意流淌。我打开信封拿出录取通知书，欢乐一遍遍击打着我的神经和全身细胞。
开学日期是3月18日。3月15日，我背着行李从风陵渡坐火车到太原。阔别10年重返太原，又见迎泽大街，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文革”中上山下乡让我从太原回到乡下，而高考的恢复又让我从乡下重回太原，命运经由高考而改变，我内心充满奋斗的激情和喜悦，充满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和感激。
中文系七七级130多名同学中，有老三届和毕业多年的学生、应届毕业生、现役军人，年龄差距大，社会阅历各不同。这给同学们提供了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宿舍6人，我和同学徐世立属于老三届，年龄大点，其他同学都与我们相差七八岁。全年级最大的三十一二岁，最小的十七八岁，相差15岁。大家互相尊重关心，度过了4年美好的共同生活时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两个学生姬德跃和刘纪昌也分别于1978年、1980年考入山大中文系，同在一个教学楼上课，师生同上中文系，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吧！
艰难求学
我来自农村，入学前是民办教员。民办教员没有工资，更不会带薪上学。每月虽然有20元助学金，但除去18元生活费外，所剩无几，常常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对于一些必要的开支苦于应付。
入学一两年后，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父母年迈，母亲患上肺心病咳嗽不止，渐失劳动能力，每年冬天都要犯上几次，既花钱又需人照顾。两个孩子年龄尚小，女儿5岁，儿子3岁，也正是需人照看的年纪。家庭生活重担便落在妻子身上。她既要下地劳动挣工分，还要担水磨面，照顾两个孩子和母亲，养家糊口，格外辛苦。1980年夏天，我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10亩田。妻子忙不过来，我也不时请假回村帮她种地。土地要耕种要投资，母亲的病要看，一家人还要吃饭生活，经济上的拮据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少买化肥我掏尽供销社、信用社等廁所的粪坑，把一些老羊圈、猪圈的地面也铲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受了苦，爱吃的小吃糕点没有了，西瓜等水果也吃不上了，一双小儿女跟着我们过起了苦光景。
1981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山西省司法厅工作。大学梦结出了美丽的果实。
数十年来，我曾任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律师管理处主任科员，1992年到省律师协会，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山西律师》杂志总编等职，2008年10月退休后享受天伦之乐。回想一生，40年前的高考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考试，我永远铭记那段岁月、感谢党的政策。
（责编 曲星）
梦碎“文革”
德国诗人席勒说过：“要忠于少年时代的梦想。”上大学是我少年时代的强烈梦想。它萌发于幼时的青油灯下，多年的求学过程中逐渐强烈，最终凭1977年高考实现。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给我以勤劳实在的品质和农家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但难赋予我梦想和志向。
我上大学的梦想是从如饥似渴阅读小人书和小说中产生的。记得刚上小学二年级，同桌拿来一本小人书《火焰山》，我们几个孩子每天聚在一起看得津津有味。多天后它已残缺不全，但我却激情难抑，仍用一个新石板把它换到手，一遍遍地翻看。它激起我读书的狂热，从到处寻找小人书很快发展到看大部头小说。这样，小学时期便成为我读书的狂热期和黄金期，基本上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等古典名著，以及《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 等新小说。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和农家生活完全不同世界的大门，书中的英雄人物成为我崇拜的偶像和目标。我幻想着英雄造时势、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随着时间推移，读的书越来越多，我的英雄崇拜观又转化为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巴金、赵树理等的作家崇拜观。在20世纪50年代理想教育的氛围中我的理想是当全国知名作家，虽不能叱咤风云但仍可用自己的作品教育千万人。我的大学梦与作家梦紧密相连。从完小到初中再到高中，仿佛有架无形的梯子，使我一直向作家梦和大学梦登攀，愈来愈近愈强烈。
1964年，我以四科成绩三科99的高分考进太原十中，从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身边的同学个个才华横溢学有所长，这为我构筑了一个很好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更激发了自己考大学的激情和狂热。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先后精心阅读了《李白选集》 《鲁迅选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为1967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做准备。但1966年6月4日，“文革”狂潮席卷而来。十中校园出现了两派红卫兵，从批斗老师到批斗校领导，从校内到校外，从文斗到武斗，从破四旧立四新到全面夺权……“文革”如一匹脱缰野马向前一路狂奔，毫无停歇迹象。我的大学梦被踩个粉碎。挨至1969年10月大家都已彻底绝望。于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决定：回农村、回老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轻率举动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如果不是为了上大学，辛辛苦苦供你上初中、高中干什么？！”我无言以对，而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农村的八九年时间里，我参加了“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先后在公社办公室、中小学等处工作。这样，我的大学梦搁浅10年一直难圆。
重燃希望
1977年10月中旬，我们教师在红卫中学进行秋假培训时接到县教育局通知，让各高中点举办高考复习班，并让具备条件的青年教师参加复习。当时，我已年至三旬，属老三届，不在教育局通知的年龄范围内。看着年轻教师一个个前往三焦中学参加复习，我心中五味杂陈，巨大的失落感难以名说。
机会是悄悄降临的。10月21日，我回校的第二天中午，学生即将开学，我正在备课，挂在墙上的小喇叭突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向全国人民宣布：1977年将恢复大学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广播犹如一声春雷，突然在我学校小小的教师房内爆响，我始则为之一震，继而欢呼雀跃，拍桌大呼：社会没有抛弃我们，终于可以为实现大学梦为之一搏了！随后，我下定参加高考的决心，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即通知了我的同事及部分同学和学生，大家和我一起兴奋一起欢呼，互相鼓励参加高考。我立即找齐全部课本，全身心投入到复习中。在复习的几十天里，不仅没睡觉、吃饭、闲聊时间，甚至连感冒时间也没有。一天早上，我头重脚轻，打喷嚏，流清涕，感冒了。怎么办？在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日子是没时间感冒的，必须设法赶快治愈。于是，我早早起来提一暖瓶开水抱一颗篮球，边喝水边抱着篮球在操场上疯跑，练带球过人、三步上篮，出了一身大汗。当学生到校时我已是一身轻松，感冒竟奇迹般好了。
说到当年高考复习，不能不提到我校的环境。它原是三焦村姚氏老祠堂，占地5亩多，解放后一直是三焦小学、三焦完小、三焦中学所在地。我在此读了小学和完小，从太原十中回乡后又在此教书。校内有大操场和篮球场。可以说，这里是钟灵毓秀之地，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高考复习的最佳场所。当我在教师房中深夜苦战做题累了时，便出来在月光照耀下的操场上散步休息养精蓄锐。
命运之考
考试时间定在12月10日和11日。9日，我和另外参加高考的6位同事一起乘车来到县城，经我的一个学生安排住在招待所一间大房中。大家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中午吃过饭，下午看考场。看考场的考生接二连三，许多像我一样已年至而立，有了几个孩子。但另外一些，年仅十六七岁，混沌初开，始醒人事。我和我的好几个学生将一同走进考场，一同接受祖国的选择和检阅。
第二天，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成竹在胸，信心满满。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两个任选其一：一个是《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另一个是《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作文占70分。我从1967年到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等待10年，艰难曲折，万般辛酸，心中有太多的话儿要对中央领导倾诉，因而我选择了《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题。话匣子打开，隐藏在心中的辛酸和激情喷涌而出，难以自抑。我含泪写完作文，泪眼朦胧交卷走出教室。我下意识地感到，作文是成功的。能感动自己的东西，也一定会感动评卷老师。史地和政治考試，我轻松异常，检查后第一个交了卷。而数学考试，我分外仔细，做完全部考题后又反复检查，一直到考试结束的电铃响起，我迟迟不愿离开桌子，变成了全场最后一个交卷者。 一个多月后，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参加考试的7人全部进入初选名单。多年后，在司法厅政治部的人事档案中，我见到了自己这次的高考分数：语文92，史地88，政治84，数学77。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从我们校长找我时的神态看，可以推测到我们的考试成绩是不错的。他微笑着对我说，一定要把志愿报好。我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分别报了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临汾师范学院中文系。连同填报的志愿一起还提交了政审材料。此后，便进入提心吊胆的等待期。
1978年2月24日，元宵节刚过，我的等待终于有了振奋人心的结果。上午10点多，在校门口碰到了乡镇邮递员，他笑嘻嘻地掏出一个印有花纹的白信封递给我：“山西大学的，可能是录取通知书！”此话犹如一声炸雷炸开了我内心深处欢乐的堤坝，兴奋之情肆意流淌。我打开信封拿出录取通知书，欢乐一遍遍击打着我的神经和全身细胞。
开学日期是3月18日。3月15日，我背着行李从风陵渡坐火车到太原。阔别10年重返太原，又见迎泽大街，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文革”中上山下乡让我从太原回到乡下，而高考的恢复又让我从乡下重回太原，命运经由高考而改变，我内心充满奋斗的激情和喜悦，充满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和感激。
中文系七七级130多名同学中，有老三届和毕业多年的学生、应届毕业生、现役军人，年龄差距大，社会阅历各不同。这给同学们提供了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宿舍6人，我和同学徐世立属于老三届，年龄大点，其他同学都与我们相差七八岁。全年级最大的三十一二岁，最小的十七八岁，相差15岁。大家互相尊重关心，度过了4年美好的共同生活时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两个学生姬德跃和刘纪昌也分别于1978年、1980年考入山大中文系，同在一个教学楼上课，师生同上中文系，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吧！
艰难求学
我来自农村，入学前是民办教员。民办教员没有工资，更不会带薪上学。每月虽然有20元助学金，但除去18元生活费外，所剩无几，常常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对于一些必要的开支苦于应付。
入学一两年后，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父母年迈，母亲患上肺心病咳嗽不止，渐失劳动能力，每年冬天都要犯上几次，既花钱又需人照顾。两个孩子年龄尚小，女儿5岁，儿子3岁，也正是需人照看的年纪。家庭生活重担便落在妻子身上。她既要下地劳动挣工分，还要担水磨面，照顾两个孩子和母亲，养家糊口，格外辛苦。1980年夏天，我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10亩田。妻子忙不过来，我也不时请假回村帮她种地。土地要耕种要投资，母亲的病要看，一家人还要吃饭生活，经济上的拮据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少买化肥我掏尽供销社、信用社等廁所的粪坑，把一些老羊圈、猪圈的地面也铲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受了苦，爱吃的小吃糕点没有了，西瓜等水果也吃不上了，一双小儿女跟着我们过起了苦光景。
1981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山西省司法厅工作。大学梦结出了美丽的果实。
数十年来，我曾任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律师管理处主任科员，1992年到省律师协会，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山西律师》杂志总编等职，2008年10月退休后享受天伦之乐。回想一生，40年前的高考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考试，我永远铭记那段岁月、感谢党的政策。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