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的身体渐渐大不如前，工作慢慢减少。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不爱出门，不喜会客，总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
　　家人都避免打扰他。夫人于若木常去看他，但不会逗留很久。孩子们周末才来看他，来前会先让警卫员通报。
　　他的办公室很大。书架占据一整面墙，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圈沙发围成会客区。他常坐的那个单人沙发旁，有一张茶几，上面放着两个很大的录音机。他喜欢靠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手里转着女儿送他的那对健身核桃，听评弹。
　　他的听力不好，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警卫员的房间和他的隔着一个走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多是北方人，听不懂吴越方言唱腔的评弹。只知道如果忽然没声了，就是磁带放完了，要去换第二盒。房里有时传来哈哈大笑，他们就猜想，大概是到了“噱头”的部分了吧。
　　虽然听不懂，但他们知道，评弹之于陈云，是一种独特的“治疗”。只要那婉转的吴侬软语一起，他很快便会沉浸其中，不闻周遭。

在书场听书

　　1959年9月，正是“大跃进”高潮。各行各业都要“跃进”，作为评弹界首个国家剧团——上海评弹团的团长，吴宗锡的桌子上每天都堆满文件，焦头烂额。
　　这天一上班，一个北方人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来人递上一封介绍信，自称是安全部门的人，请吴团长外出一趟，别的什么也没多说。他请对方等会儿，对方点点头，老老实实坐在门口等他，并不催促。
　　等他坐进车子的时候，已过了十点。车子开进了上海市瑞金宾馆，停在一座楼前。北方人引着他进了一楼的客厅，让他坐在红木椅子上。“稍等，首长在那里散步。”
　　今年90岁的吴宗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听“首长”两字，才意识到可能是什么状况。
　　一年前，陈云的秘书肖华光来找他，请他提供一些评弹的本子和录音，带回去给陈云听。肖华光告诉他，陈云很小就被舅父收养，白天在舅父开的餐馆里打下手，晚上就到隔壁不远的一个书场外站着蹭听。1959年，陈云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把脑子里的事情放下，多多休息。他这才重拾幼年的评弹爱好。
　　客厅的玻璃窗外，是一片草地，有个人正在散步，周围围了几个人。吴宗锡没见过陈云，但他直觉，那人就是陈云。
　　果然，没多久，陈云进来了，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口问：“你是上海评弹团的？怎么称呼？”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普通话里带着青浦口音，让苏州人吴宗锡觉得亲切。
　　陈云询问了上海评弹团的情况，然后问：“你们最近有演出吗？在哪里？”吴宗锡回答说，今晚就有，在仙乐书场，都是好演员。陈云让他留几张票。
　　快开场的时候，陈云来了，头上压着一顶帽子，还戴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车停得很远，他带着一两个人步行到书场。吴宗锡把他们引到第五、六排中间的位置，自己也陪着坐下。周围的人都没怎么注意他们。
　　陈云和听客们一起鼓掌、叫好，放噱头时，一起放声大笑。散场时，他挤在人群里挪出去。
　　连着几晚，他都来仙乐书场听书，兴致很高。
　　自那之后，只要陈云来上海，总会来听书。他也常把吴宗锡找去谈话，聊聊有什么新书，老书是否有改编，谁的“单档”（指单人说的评弹）放得好，哪两个人的“双档”有默契。

“老夫环境恶劣”

　　1963年初夏，陈云在苏州南园休养，又把吴宗锡找了去。
　　红木茶几上放着一只白瓷碟，碟里摆着一圈白兰花，散发着幽香。照例，一杯龙井茶端到吴宗锡的面前。
　　但心情烦躁的他却无心欣赏。当时正强调阶级斗争，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手下的评弹艺人划分阶级成分，遂向“首长”请教。
　　陈云没有回答，却说起了艺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他们思想意识的影响。隔了一会儿，他轻轻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
　　吴宗锡一愣。运动来时，上面向他施压;运动过后，罪责却加到他身上，对此，他已经习惯了，忽然听到这样的体己话，几乎有些不能适应。
　　他没有觉察到陈云话中的复杂滋味。在他的记忆里，陈云总是喜欢笑，而且是哈哈大笑。有时，未见其人，先闻哈哈大笑。
　　有一次，一个演员说书时用了一句青浦方言，陈云问他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演员回答后，陈云哈哈大笑，告诉吴宗锡，这句话他在家乡也听过。
　　陈云喜欢听“噱头”，但当时的演员们不太敢在说书的时候放笑料，陈云特意叫沪上的“噱头大王”张鸿声来给自己说书，而且要求把所有噱头都放进去。他听完后说，95%以上都是“好用”的。他还说，老百姓花钱买票听书，不是来上大课的。
　　

　　吴宗锡当时想，这或许是因为首长在养病，需要听点轻松愉悦的东西的缘故。许多年后，他看了很多回忆文章，才知道，那几年正是陈云政治生涯的低谷期。
　　吴宗锡往回想，想起了一个当时没注意的细节。
　　1959年，初见陈云后不久，陈云召他和上海市文化局的几位负责人去汇报工作。在汇报中，他提到了一部书中的一句话“老夫环境恶劣”。陈云听后，跟着重复了一遍：“老夫环境恶劣。”随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你看我，手轻脚健”

　　“文革”期间，陈云去过几次沪杭，但从来没有找过这帮评弹界的老朋友。他仍然听评弹，但都是听录音。
　　再次见评弹界的朋友，已是1977年5月。他第一个见的，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赵开生。 　　赵开生第一次见到陈云，是17年前，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
　　那是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者们白天开会，晚上看演出。上海市组织了三个场子。一个在文化俱乐部，可跳交谊舞，中间穿插小节目。一个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演出戏曲节目，另外还在锦江饭店休息室专辟了一块书场，演出评弹。陈云有时会去锦江饭店的小书场听评弹。江苏人张闻天听得懂评弹，也会来。山西人薄一波、辽宁人吕正操听不懂，但也常来。
　　演出中，安排了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是赵开生为毛泽东的词谱的曲。这首曲子让他一曲成名，受到鼓舞的他，又将当时最流行的小说《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弹。一贯认为“新书有三分好就要喝彩”的陈云很高兴，安排主创人员去见原作者杨沫，还给他们发“通行证”，让他们能去查相关档案、资料。
　　这次见面后，陈云向赵开生询问了上海评弹团的近况，还一口气向他提了10个问题：在“文革”中做了什么？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做对了？对评弹改革怎么看？对我怎么看？等等。赵开生一一作答。
　　此后，陈云与江浙沪评弹界的负责人恢复了来往。
　　1978年底，重回政治舞台中心的陈云再次去了上海和杭州。老朋友们都感到，他的心情“特别特别好”，他步履轻快，主动跟人开玩笑，常常开怀大笑。
　　吴宗锡跟他聊起一部评弹长篇，说起里面有个73岁的人物，他接过话茬：“我也是73岁。你看我，手轻脚健！”

“老听客”不听书了

　　陈云一生偏爱杭州，他去杭州的次数，有记录的就有36次，1978年后13次。进入80年代后，他每年春天都去杭州，一住几个月，有时候冬天也去。
　　陈云喜欢去书场里，挤在人群里听书。小儿子陈方后来回忆：“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自己走一走。”
　　杭州的“响档”（即著名演员）不如上海多，有时会向上海评弹团借演员。有上海名家来的时候，陈云总会特意去听。
　　张如君、刘韵若夫妇年年都会去杭州演出双档，陈云常听他们的书。他们是50年代初进的上海评弹团，几乎是陈云看着成长起来的。为了保密，团里的人提起陈云，都用“老听客”指代。
　　陈云有翻报纸的习惯，中缝里的演出、票务信息，都会仔仔细细地看。张如君、刘韵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回，陈云对他们说：“你们俩是响档啊，每场演出的票都卖光了。”
　　80年代初期，“老听客”忽然有一阵不听书了。
　　当时，中央纪委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刚刚出台，陈云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带头执行，不进书场。
　　一天，张氏夫妇正在杭州演出，忽然接到陈云身边警卫的通知，说首长要见他们。刘韵若有些不解地问，首长不是不听书了吗？对方说，本来是不听了。“今年小平同志到杭州，问省里的领导，陈云同志还听评弹吗，他们说按照《准则》不听了。小平同志说，文娱生活还是要有的。而且，听书对陈云同志身体有好处。所以陈云同志就又听了。”

“希望你们定期来看看我”

　　陈云和评弹界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最放松的时候。
　　赵开生再次见到陈云时，已是1981年，中间隔了四年。一见面，陈云就轻松地埋怨：“赵开生，你这个家伙，好几年不通信，一点消息都没有。”又问他：“你看看，老首长是不是老了？”他立刻说：“没有没有，我看你精神还挺好。”
　　1984年，赵开生去北京演出，临走前去拜望陈云。
　　陈云说，要送一幅字给他，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迈着小碎步朝桌案走去。赵开生本能地上前搀扶，没想到，这次陈云没有说不。他记得，7年前，陈云步伐轻快，他想上前搀扶，被拒绝了。
　　告辞时，陈云叫赵开生等等，还为他预备了一个小节目。陈云的秘书拿着一个相机进来，为他们合影。赵开生想起，还是7年前，他请求合影，陈云摆摆手，说现在先不拍。没想到，陈云一直记着。
　　80年代末期，陈云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来上海休养时，吴宗锡去看他，问起他的身体，陈云说：“不太好，腿有点肿。”
　　1990年，陈云在杭州，找了评弹界的几个人去谈话，吴宗锡也在场。他们告辞时，陈云忽然说：“希望你们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使我能多听到些真话，多了解些实际情况。”

“老听客”走了

　　徐檬丹从来没有见过陈云，却觉得，跟他有一种特别的联系。
　　1980年，44岁的徐檬丹从苏州评弹团调入上海评弹团。半年后，创作了中篇评弹《真情假意》。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女青年在恋人遇到困难时抛弃了他，她的孪生妹妹替她尽责，悉心照顾他。男青年开始闹了乌龙，把妹妹当成了姐姐，后来才知真相，和妹妹真心人终成眷属。
　　当时，上海评弹团进行拨乱反正，正抓新作品，吴宗锡看了本子，一稿就通过了。1981年5月，《真情假意》公演，轰动上海滩。吴宗锡把节目录了下来，送给了陈云。
　　陈云非常喜欢这部剧，前前后后听了20多遍，还给邓力群写信，建议将这个剧本改编成其他剧种。
　　徐檬丹当时正在福建体验生活，创作第二部剧，听说后有些不敢相信：“谁有心思听20遍？我自己都没有听过20遍。”
　　后来，她又创作了另一个爱情中篇评弹《一往情深》。这部剧讲述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知青恋人，回城后由于家人反对而分手。在即将结婚前，女孩与昔日恋人重逢，意识到这才是自己的挚爱，两人重归于好。
　　1984年，吴宗锡调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徐檬丹被任命为上海评弹团团长。陈云听说了，托人给徐檬丹送来一幅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95年，陈云去世，徐檬丹也在同年退休。团里的人知道“老听客”走了，唏嘘不已。
　　没过多久，评弹界几位老同志受命去北京，整理陈云遗留下来的评弹磁带。他们回来说，共1020盘磁带，比苏州“收藏鉴赏评弹学会”80个会员收藏的磁带加起来还要多。陈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北京医院住了近一年的院，病房走廊里堆满了评弹磁带。
　　徐檬丹和陈云都没见过陈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陈云的样子，故事也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前些年，她专门去了陈云在青浦的故居，听研究者细说陈云的童年。
　　她站在那里，闭着眼睛想象着。当年那个不足十岁的小小少年，忙完一天的活儿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他跑出家门，跑去书场。书场前是茶座，他没有座，更没有茶，一个人站在对面的角落里，偷偷听书，直到夜深。
　　讲述到这里，79岁的徐檬丹忽然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流下了眼泪。
　　后来她才知道，陈云去世前，一直在听评弹。听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