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汤炳正先生幼承庭训，经史子集，无所不窥。1935年考入苏州“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被太炎先生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数十年来，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诸领域卓有建树，厥功甚伟，曾被学术界誉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当代楚辞研究第一人”、“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代表论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其中《屈赋新探》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论著”之一。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81－3
汤炳正先生(1910.1.13——1998.4.4)，字景麟，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张家村人。他幼承庭训，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弱冠之年，即与本地东嘉家村的慕惠贞小姐结婚。膝下共有一子三女。1931年，先生负笈遊学于北京，攻读新闻学专业。学习之余，他交谒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问学听讲，造诣渐深。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深得老师的好评，并被推荐到当时国内惟一的新闻理论杂志《报学季刊》上发表。1935年，他南下苏州，考入章太炎先生担任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其间他专心致志地跟章先生研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工作。当时，太炎先生极为赏识他，视其为得意门生，且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学术界或向章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大师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这位弟子。1936年6月，太炎先生不幸病故，他被推举为章门弟子的代表，在追悼会上表了态，决心要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并受聘担任该“讲习会”教席，向诸生传授语言文字之学。当时，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还约请他为该报撰写了一篇记述乃师日常生活及学术研究的文章。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先后任西山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川北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就一直担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诗经研究会和章太炎研究会顾问等职。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称号，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景麟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强调“宏观”应与“微观”相结合。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他认为求“新”之目的，在于求“真”。而所谓“真”，即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符合实事求是的标准。他曾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他这里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我们以为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指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意义可言?他在专业上，开始是泛览经史百家，到专治声韵文字；后来又由声韵文字，回过来致力于古典文学名著《楚辞》。而语言文字学又为他研究《楚辞》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他用语言文字学来探讨《楚辞》及《山海经》中神话的演变问题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这个极富理论意义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史上的主要规律之一。他曾对青年学者说：语言文字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运载工具”，其本身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须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与透彻的认识，否则怎么进行学术研究呢?更不用说会取得什么进展了。在治学的过程中，他一向不满足于“是什么”?总要问个“为什么”?并养成了“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尤其对前人难于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知难而退”，而是“深入虎穴”，直到得出自己的创见为止。先生还经常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创见，决不动笔。一个做学问的人，要在本学科中，能解决几个历史性的重大问题，才算是对学术有所贡献；否则陈言旧说，连篇累牍，即便留下几十本煌煌巨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这一切显然都是承继了章氏学派的优良传统，而在新的时代又有新的发展。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说：“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八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这既是先生对后学的殷切要求，更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则正是他一生坚持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而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数十年来，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诸领域都卓有建树，贡献甚丰，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而蜚声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当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扬子云年谱》、《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和《语言之起源》等，这些论著出版后皆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不少观点和结论曾广泛地被海内外学人所征引与称道。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报刊都发表过揄扬文字，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向世界报道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与突破。其问，还插播了他本人两分钟的讲话录音。他说：“我在研究工作中，力图跳出旧圈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对历来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回答，以求对这些研究工作的发展有所推动。”
翻开他的学术论著，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文字学是景麟先生毕生用力最勤的学科，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当中。太炎先生当年曾称他“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后来章夫人国梨先生又有“卅年桑海几侵寻，朴学薪传喜有人”的诗句赠他。两位前辈对其欣赏之甚、期望之高，于此可见一斑。照我们理解这里所说的“绝学”，主要是指语言文字学。我们知道：过去在学术史上称这门学科叫“小学”，是附属于“经学”的，其本身并无什么地位可言。太炎先生凭着其广博而精深的学识，才使“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一门全新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学。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精彩之处当是语言文字学。而他则尽得乃师这方面之精髓。这也为他日后纵横驰骋于语言学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从这时起，他在此领域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以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出发点，创新立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胜义迭出、掷地作金石声的论文。这些文章令海内外学人为之倾倒，并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曾根据《说文》所记录的初文多“歧读”的现象而撰写的《<说文>歧读考源》一文，纠正了沿用了两千多年而且传遍了全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口语是记录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记录口语的符号”。他明确提出：“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文字只是在社会现 实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亦即文字之产生并非记录语言的符号。再如他撰写的《原“名”》一文，对“名”“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讨，终于为我们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一创见现在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与赞誉。1990年，台湾贯雅文化公司影印出版了他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语言之起源》一书。这本书由13篇论文组成，它们都曾在语言学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如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语言文字学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篇论著，也是他语言起源学说方面的一篇纲领性论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先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这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这篇论文发表于60年前，当时即有很大的反响。而现在当人们重新饶有兴趣地审阅他的这个论断时，有学者指出：汤先生的语源学说，“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最近，又有学者撰文称他提出的“容态”与“声感”说，将是今后人们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三大可行路径之一。而港台某著名网站的论坛以他的“语言之起源”为主题展开讨论，有人认为，看了汤教授的书，“问题终于有解”。又有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汤教授……可能未竟全功，但其努力 足珍贵”。跟贴颇为踊跃。
景麟先生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从“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起，他就担任该会的会长，直到逝世为止。“半世生涯吟屈家”、“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加之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的楚辞学体系现在已成为国内楚辞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也以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镇”而驰誉中外学术界。他的楚辞学论著也早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者所必读之书。他的名山之作《屈赋新探》出版后，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既富有理论意识又深于训诂考据的杰作”，“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甚至被公认为是“五四”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楚辞学著论之一。学术界认为“他的《<屈原列传>理惑》、《<楚辞>成书之探索》和《从屈赋看古代神话之演变》等论文，灿若龙珠，是他在楚辞学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的奠基石”。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则称他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研益绝大”。这里想简约讲一下他当年撰写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一文。我们知道：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之一，屈原及楚辞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过去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位大诗人的存在，更没有人剥夺其著作权；而降至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先提出“并没有屈原这人”的观点。“五四”高潮之后，何大行又承继疑古派胡适的绪业，认为《楚辞》的全部作品皆作于汉代，《离骚》的作者乃淮南王刘安。而且日本有的学者也相继对屈原及其著作权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基于这种情况，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切磋，以求得问题之彻底澄清”，便在成都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全面而系统地评议了70年来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大会收到了预期的学术效果。而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反响强烈，赞语如潮。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文学艺术概评》一书说：“汤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看来《离骚》作于淮南王刘安之论，可以休矣。”楚辞学界则认为此文，“在《楚辞》批评史上确实值得大书一笔”。并称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新资料来解决重大的学术疑难问题”，“对于驳倒‘屈原否定论’起到过摧枯拉朽的作用”。但谁都不会否认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即出土文物与现成的文字资料相比，运用起来是有相当的难度。例如，一件珍贵文物的出土，虽然人人得而见之，然而并非人人得而用之。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有丰厚的典籍知识与之相呼应。否则，即使出土文物摆在你的眼前，也“孤掌难鸣”，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他驳倒《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的重要证据，即是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出土的一件寻常文物。而他“破屈子生辰之谜”，也是得益于一件“人人得而见之”的文物。这些文物是经他使用之后，人们才恍然发现它们所蕴藏的的学术价值。有学者甚至说：“汤炳正先生以他卓越的研究成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为我国学术界和他所在的大学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景麟先生既是一位人文学者，又是一位当行出色的教育家。我们认为他在教学上最大特色就是诲人不倦．金针度人。如他曾对学生讲：“我向来主张把某些有名的学术论文拆散来研究、分析。即把已经绣成的鸳鸯一针一线地拆开来看。这样就会看出很多窍门、方法。”不管是讲授什么课，他都坚持给学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是自己的独得之秘。比如说做学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他曾这样告诫学生：“其一，我们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证。其二，我们搞科研时应注意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又说，“不善于思考的人，在学术上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因为在他看来，不能提出问题，就谈不上科研工作。他甚至认为“问题的提出，较之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
纵观前代，以朴学家而兼工词章者并不多见，这也许是个规律吧?因为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是两种不同走向的思想方法。但景麟先生确实又是一位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他不仅是一般地会写诗，而且具有特出的诗人禀赋。早在70年前，他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被誉为“有元白遗风”。而著名诗人金震出版《东庐诗钞》时(还收有七言古体《赠场君景麟》)，竟专门请他和陈衍等名流为自己的诗集写序。陈衍(石遗)老乃现代诗界的泰斗，名震天下，是一言九鼎式的大人物。作者把他们的文章排在一起，由此可以遥想他在当时诗坛之地位和名气了。他诗学取径唐人，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诗作总体上受杜甫和白居易影响甚大。他对诗歌的见解，以钟嵘主张“直寻”、不贵“用事”为卓见，反对獭祭典故。诗词与散文是姊妹艺术，渊源有自，凡喜欢诗词者，大多又工于散文创作，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他的散文作品先是散见于《大公报》、《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著名刊物上，后来又收入其出版的回忆录《剑南忆旧》。他的文字风致嫣然，古色古香，颇具艺术魅力，可谓深得魏晋文风之真传。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艺术性颇强，为读者所垂青。文学理论界则认为其作品，“为新时期散文百花园增添了一朵绚丽芬芳的奇葩”。此外，先生书法造诣也极深厚，求诸当代学术界也并非多见。他青年时代就负善书法之名，经常有人登门求他写字题词。他一生专攻秦篆与汉隶，这或许与他的文字学家身份有关。其书法神韵超逸、秀美典雅、内蕴丰盈，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香港创刊的《名家翰墨》杂志，就曾约请他题写过刊名，这即是一证。
作者简介：汤世洪(1929——)，贵阳火车东站，汤炳正先生之子。
作者简介：张世云(1938年——)，贵阳火车东站，汤炳正先生之儿媳。合作《人间沧桑》等文学剧本多部。
责任编辑：黄万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81－3
汤炳正先生(1910.1.13——1998.4.4)，字景麟，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张家村人。他幼承庭训，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弱冠之年，即与本地东嘉家村的慕惠贞小姐结婚。膝下共有一子三女。1931年，先生负笈遊学于北京，攻读新闻学专业。学习之余，他交谒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问学听讲，造诣渐深。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深得老师的好评，并被推荐到当时国内惟一的新闻理论杂志《报学季刊》上发表。1935年，他南下苏州，考入章太炎先生担任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其间他专心致志地跟章先生研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工作。当时，太炎先生极为赏识他，视其为得意门生，且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学术界或向章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大师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这位弟子。1936年6月，太炎先生不幸病故，他被推举为章门弟子的代表，在追悼会上表了态，决心要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并受聘担任该“讲习会”教席，向诸生传授语言文字之学。当时，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还约请他为该报撰写了一篇记述乃师日常生活及学术研究的文章。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先后任西山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川北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就一直担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诗经研究会和章太炎研究会顾问等职。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称号，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景麟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强调“宏观”应与“微观”相结合。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他认为求“新”之目的，在于求“真”。而所谓“真”，即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符合实事求是的标准。他曾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他这里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我们以为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指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意义可言?他在专业上，开始是泛览经史百家，到专治声韵文字；后来又由声韵文字，回过来致力于古典文学名著《楚辞》。而语言文字学又为他研究《楚辞》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他用语言文字学来探讨《楚辞》及《山海经》中神话的演变问题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这个极富理论意义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史上的主要规律之一。他曾对青年学者说：语言文字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运载工具”，其本身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须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与透彻的认识，否则怎么进行学术研究呢?更不用说会取得什么进展了。在治学的过程中，他一向不满足于“是什么”?总要问个“为什么”?并养成了“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尤其对前人难于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知难而退”，而是“深入虎穴”，直到得出自己的创见为止。先生还经常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创见，决不动笔。一个做学问的人，要在本学科中，能解决几个历史性的重大问题，才算是对学术有所贡献；否则陈言旧说，连篇累牍，即便留下几十本煌煌巨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这一切显然都是承继了章氏学派的优良传统，而在新的时代又有新的发展。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说：“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八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这既是先生对后学的殷切要求，更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则正是他一生坚持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而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数十年来，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诸领域都卓有建树，贡献甚丰，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而蜚声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当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扬子云年谱》、《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和《语言之起源》等，这些论著出版后皆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不少观点和结论曾广泛地被海内外学人所征引与称道。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报刊都发表过揄扬文字，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向世界报道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与突破。其问，还插播了他本人两分钟的讲话录音。他说：“我在研究工作中，力图跳出旧圈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对历来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回答，以求对这些研究工作的发展有所推动。”
翻开他的学术论著，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文字学是景麟先生毕生用力最勤的学科，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当中。太炎先生当年曾称他“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后来章夫人国梨先生又有“卅年桑海几侵寻，朴学薪传喜有人”的诗句赠他。两位前辈对其欣赏之甚、期望之高，于此可见一斑。照我们理解这里所说的“绝学”，主要是指语言文字学。我们知道：过去在学术史上称这门学科叫“小学”，是附属于“经学”的，其本身并无什么地位可言。太炎先生凭着其广博而精深的学识，才使“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一门全新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学。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精彩之处当是语言文字学。而他则尽得乃师这方面之精髓。这也为他日后纵横驰骋于语言学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从这时起，他在此领域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以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出发点，创新立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胜义迭出、掷地作金石声的论文。这些文章令海内外学人为之倾倒，并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曾根据《说文》所记录的初文多“歧读”的现象而撰写的《<说文>歧读考源》一文，纠正了沿用了两千多年而且传遍了全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口语是记录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记录口语的符号”。他明确提出：“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文字只是在社会现 实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亦即文字之产生并非记录语言的符号。再如他撰写的《原“名”》一文，对“名”“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讨，终于为我们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一创见现在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与赞誉。1990年，台湾贯雅文化公司影印出版了他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语言之起源》一书。这本书由13篇论文组成，它们都曾在语言学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如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语言文字学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篇论著，也是他语言起源学说方面的一篇纲领性论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先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这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这篇论文发表于60年前，当时即有很大的反响。而现在当人们重新饶有兴趣地审阅他的这个论断时，有学者指出：汤先生的语源学说，“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最近，又有学者撰文称他提出的“容态”与“声感”说，将是今后人们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三大可行路径之一。而港台某著名网站的论坛以他的“语言之起源”为主题展开讨论，有人认为，看了汤教授的书，“问题终于有解”。又有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汤教授……可能未竟全功，但其努力 足珍贵”。跟贴颇为踊跃。
景麟先生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从“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起，他就担任该会的会长，直到逝世为止。“半世生涯吟屈家”、“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加之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的楚辞学体系现在已成为国内楚辞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也以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镇”而驰誉中外学术界。他的楚辞学论著也早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者所必读之书。他的名山之作《屈赋新探》出版后，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既富有理论意识又深于训诂考据的杰作”，“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甚至被公认为是“五四”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楚辞学著论之一。学术界认为“他的《<屈原列传>理惑》、《<楚辞>成书之探索》和《从屈赋看古代神话之演变》等论文，灿若龙珠，是他在楚辞学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的奠基石”。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则称他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研益绝大”。这里想简约讲一下他当年撰写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一文。我们知道：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之一，屈原及楚辞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过去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位大诗人的存在，更没有人剥夺其著作权；而降至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先提出“并没有屈原这人”的观点。“五四”高潮之后，何大行又承继疑古派胡适的绪业，认为《楚辞》的全部作品皆作于汉代，《离骚》的作者乃淮南王刘安。而且日本有的学者也相继对屈原及其著作权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基于这种情况，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切磋，以求得问题之彻底澄清”，便在成都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全面而系统地评议了70年来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大会收到了预期的学术效果。而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反响强烈，赞语如潮。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文学艺术概评》一书说：“汤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看来《离骚》作于淮南王刘安之论，可以休矣。”楚辞学界则认为此文，“在《楚辞》批评史上确实值得大书一笔”。并称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新资料来解决重大的学术疑难问题”，“对于驳倒‘屈原否定论’起到过摧枯拉朽的作用”。但谁都不会否认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即出土文物与现成的文字资料相比，运用起来是有相当的难度。例如，一件珍贵文物的出土，虽然人人得而见之，然而并非人人得而用之。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有丰厚的典籍知识与之相呼应。否则，即使出土文物摆在你的眼前，也“孤掌难鸣”，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他驳倒《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的重要证据，即是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出土的一件寻常文物。而他“破屈子生辰之谜”，也是得益于一件“人人得而见之”的文物。这些文物是经他使用之后，人们才恍然发现它们所蕴藏的的学术价值。有学者甚至说：“汤炳正先生以他卓越的研究成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为我国学术界和他所在的大学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景麟先生既是一位人文学者，又是一位当行出色的教育家。我们认为他在教学上最大特色就是诲人不倦．金针度人。如他曾对学生讲：“我向来主张把某些有名的学术论文拆散来研究、分析。即把已经绣成的鸳鸯一针一线地拆开来看。这样就会看出很多窍门、方法。”不管是讲授什么课，他都坚持给学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是自己的独得之秘。比如说做学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他曾这样告诫学生：“其一，我们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证。其二，我们搞科研时应注意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又说，“不善于思考的人，在学术上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因为在他看来，不能提出问题，就谈不上科研工作。他甚至认为“问题的提出，较之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
纵观前代，以朴学家而兼工词章者并不多见，这也许是个规律吧?因为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是两种不同走向的思想方法。但景麟先生确实又是一位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他不仅是一般地会写诗，而且具有特出的诗人禀赋。早在70年前，他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被誉为“有元白遗风”。而著名诗人金震出版《东庐诗钞》时(还收有七言古体《赠场君景麟》)，竟专门请他和陈衍等名流为自己的诗集写序。陈衍(石遗)老乃现代诗界的泰斗，名震天下，是一言九鼎式的大人物。作者把他们的文章排在一起，由此可以遥想他在当时诗坛之地位和名气了。他诗学取径唐人，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诗作总体上受杜甫和白居易影响甚大。他对诗歌的见解，以钟嵘主张“直寻”、不贵“用事”为卓见，反对獭祭典故。诗词与散文是姊妹艺术，渊源有自，凡喜欢诗词者，大多又工于散文创作，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他的散文作品先是散见于《大公报》、《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著名刊物上，后来又收入其出版的回忆录《剑南忆旧》。他的文字风致嫣然，古色古香，颇具艺术魅力，可谓深得魏晋文风之真传。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艺术性颇强，为读者所垂青。文学理论界则认为其作品，“为新时期散文百花园增添了一朵绚丽芬芳的奇葩”。此外，先生书法造诣也极深厚，求诸当代学术界也并非多见。他青年时代就负善书法之名，经常有人登门求他写字题词。他一生专攻秦篆与汉隶，这或许与他的文字学家身份有关。其书法神韵超逸、秀美典雅、内蕴丰盈，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香港创刊的《名家翰墨》杂志，就曾约请他题写过刊名，这即是一证。
作者简介：汤世洪(1929——)，贵阳火车东站，汤炳正先生之子。
作者简介：张世云(1938年——)，贵阳火车东站，汤炳正先生之儿媳。合作《人间沧桑》等文学剧本多部。
责任编辑：黄万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