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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订，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 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
但不巧，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中国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
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实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将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中国南海等问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領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摘自6月26日《联合早报》。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但不巧，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中国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
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实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将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中国南海等问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領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摘自6月26日《联合早报》。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有删节，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