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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笔杆的人鲜有一管好颈椎,陈枰也在劫难逃。长期伏案的她由于颈椎压迫,瞳孔一大一小,还极其畏光。白天她必须戴着墨镜出门,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猫眼”,看什么都格外清晰。说这话的时候,她故意把眼睛睁大,睁得炯炯的,睁得上下眼皮子不沾黑眼仁,完了还探照灯似的左右平移,机警地巡视着台上台下,愈发像暗黑王国的猫头鹰。台上台下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好多笔挺的背也开始闲闲地寻找靠山。原本绷着的充满学术探究气氛的研讨会,一下子松动起来。
10年前她写《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年后大家依然在谈论和比较,电视台也乐此不疲地重温。然而她却有些惭愧,虽然笔耕不辍,却没有一部超越之作,一直到《推拿》——她和毕飞宇、康洪雷这对铁三角再度聚首。
《电视指南》:研讨会上,导演康洪雷毫不吝啬对你的赞美,他说:“这个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个人能写,就是陈枰。能写到现在这样的份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个,也是陈枰。”《推拿》是您和康洪雷第四次合作,您对他有什么评价?
陈枰:康洪雷是这样的,他形容一件事情会从形而上的角度告诉你,你必须抓住他话里的核心,把他拉回地面。我俩是有这样的默契,合作起来也非常对脾气。每次和康洪雷合作,当我写到自己特别满意的段落或对白,就迫不及待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念一段给你。他说你等着啊,我把灯关了闭上眼听。我念完之后,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全是唾沫星子。我所有的兴奋点都能滴水不漏地在他那里得到回应。
《电视指南》:毕飞宇、康洪雷和您就像一对“铁三角”,十年前铁三角创作的《青衣》现在依然在电视台播,十年后铁三角因《推拿》再度合作,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和故事?
陈枰:当年毕飞宇第一次见康洪雷,康导正带着一帮人踢球。毕飞宇见了就说,这个人是个粗线条,拍不了《青衣》。拍杀青戏那天,毕飞宇从监视器里看完之后很真诚地对康洪雷说,我错了,你能拍《青衣》。其实当年毕飞宇在看到我写的大纲之前,也并不看好我,一个内蒙的女人能驾驭得了那么细腻的题材吗?但他看完大纲之后就彻底打消了顾虑。
我们三个人谈剧本完全是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根本不存在谁比谁牛,谁说话压着谁了这样的顾虑。作为编剧,最好的模式就是跟赏识你的导演合作,这种合作最舒服。没有人给你使绊,也没有人给你指手画脚。写《推拿》我就说,你们不要教我怎么写,既然请我来,就要把我的能力和想法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都是写字的人,毕飞宇很尊重我的选择,康洪雷也给我吃定心丸,“就撒丫子写吧,你敢写我就敢拍,你写出花来我就拍出花来”。
《电视指南》:作为一名编剧,谈谈你的作息规律吧。
陈枰:我的作息很规律。早晨7:30起床,绕着小区慢跑一圈,顺便喂养流浪猫,然后回家吃早饭,8点雷打不动坐到书桌前,写到11:30,吃中饭,休息到下午2点,再接着伏案,一直写到下午5点。一天大概工作6个小时。我不像别的作家,一到晚上就特别来劲儿,我是不能熬夜的体质,所以只能白天写稿。
《电视指南》:《推拿》作为中国第一部盲人题材的电视剧,它填补了历史上的一个空白。它很有意义,但同时又极具风险,为什么会钟情这个题材?
陈枰:当初康洪雷说他要做一个盲人题材的电视剧,我也是众多不看好者之一,因为当时我没有看过毕飞宇的《推拿》,等我一气呵成地读完《推拿》,我跟康洪雷说,这个值得做。我们过去涉及的盲人题材,不管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不像毕飞宇能够站在一个完全平视的位置去看待这一群体。他们只是迥异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己,完全不需要你的怜悯之心,因为怜悯这个词它是不平等的,它建立在心理的优越感之上。毕飞宇的小说给我了这样一个基础,我就可以在这样一种平视的位置身上去发挥自己的想象。
《电视指南》:写任何作品,想象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推拿》有哪些满意的桥段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陈枰:我写到一个小马,9岁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心理致盲,后来他又因为一辆车祸复明,按常人推理,复明之后应该开心,可我写的小马在睁开眼睛之后,看到一朵花,那么大的一朵花,哗的一下就把自己吓着了。他变得非常恐惧,过马路的时候他只能闭上眼睛恢复盲人状态。写这场戏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朋友,他因刑事犯罪判了十多年,刑满释放之后,当他看到满街的车水马龙奔流不息,怕得连马路都不敢过。这就是异化。当盲人在黑暗里生活那么久,突然把他搁到一个憧憬已久但早就不习惯的环境里,他会特别惊恐。一个编剧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放弃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而是应该站在人物的立场去考虑。
《电视指南》:目前对电视剧的运作体制,有什么看法?
陈枰:毕飞宇曾问我,除了《激情》和《青衣》,你还有什么能升华的作品?我说没有。他说一个也没有?我说一个也没有。他问为什么,我说从主观上讲咱先不说,从客观上讲,现实不给我机会。因为主导你的是电视台。电视台审了我的剧本之后,往往会说写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观众就是喜欢洒狗血。一听这个我就恼火,我说你怎么就知道观众不爱看呢?不能就你们购片方几个人就代表观众了!观众都聪明着呢,他们最识货了,你有没有下功夫,下了多少功夫,他们一眼即知。能有幸参与《推拿》,我内心真的特别感激,一未感谢毕飞宇的信任,二未感谢康洪雷能想起我,第三感谢河谷川的戴老板,他竟然有胆识做这个戏,非常可贵。一个新公司首先要考虑生存,一部赔钱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所以写《推拿》,我没有丝毫松懈,康洪雷把我放到那儿,我特别明白什么意思,包括毕飞宇也“威胁”过我,如果这个剧本是98分,对不起,你给我挤出99来。
《电视指南》:为什么如此热衷改变别人的小说?没有想过原创吗?
陈枰:有。目前还没有机会写。改编别人的小说许多只是一个技术过程,但改编毕飞宇的小说是一个灵魂升华的过程。当初改《青衣》,有人说太难了,我说不难。这么说不是证明自己多能耐,因为有热爱。一旦热爱这个小说,感觉就不一样。《推拿》也难改,这个难对我而言不是痛苦的难,是因为难而爽。当你做结构、做人物关系的时候充满快感。毕飞宇有一次跟我说,你就是写吐了也得写。我说,我什么时候吐过?我特高兴。
《电视指南》:现在特别流行跨界合作,许多编剧都做起了导演或制片人,一方面能名利双收,一方面能够尽最大程度去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恶意篡改。您现在有没有考虑过跨界合作呢?
陈枰: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人的注意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的,搁这边的多了,那边相应就少了。我挺满意现在的工作,改了那么多行,最后选择做编剧,我丝毫不后悔现在的选择。我没觉得失去什么,至少你刚才还跟我说“男(兰)晓龙女陈枰”,我这是刚听到的,我非常欣慰。
10年前她写《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年后大家依然在谈论和比较,电视台也乐此不疲地重温。然而她却有些惭愧,虽然笔耕不辍,却没有一部超越之作,一直到《推拿》——她和毕飞宇、康洪雷这对铁三角再度聚首。
《电视指南》:研讨会上,导演康洪雷毫不吝啬对你的赞美,他说:“这个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个人能写,就是陈枰。能写到现在这样的份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个,也是陈枰。”《推拿》是您和康洪雷第四次合作,您对他有什么评价?
陈枰:康洪雷是这样的,他形容一件事情会从形而上的角度告诉你,你必须抓住他话里的核心,把他拉回地面。我俩是有这样的默契,合作起来也非常对脾气。每次和康洪雷合作,当我写到自己特别满意的段落或对白,就迫不及待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念一段给你。他说你等着啊,我把灯关了闭上眼听。我念完之后,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全是唾沫星子。我所有的兴奋点都能滴水不漏地在他那里得到回应。
《电视指南》:毕飞宇、康洪雷和您就像一对“铁三角”,十年前铁三角创作的《青衣》现在依然在电视台播,十年后铁三角因《推拿》再度合作,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和故事?
陈枰:当年毕飞宇第一次见康洪雷,康导正带着一帮人踢球。毕飞宇见了就说,这个人是个粗线条,拍不了《青衣》。拍杀青戏那天,毕飞宇从监视器里看完之后很真诚地对康洪雷说,我错了,你能拍《青衣》。其实当年毕飞宇在看到我写的大纲之前,也并不看好我,一个内蒙的女人能驾驭得了那么细腻的题材吗?但他看完大纲之后就彻底打消了顾虑。
我们三个人谈剧本完全是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根本不存在谁比谁牛,谁说话压着谁了这样的顾虑。作为编剧,最好的模式就是跟赏识你的导演合作,这种合作最舒服。没有人给你使绊,也没有人给你指手画脚。写《推拿》我就说,你们不要教我怎么写,既然请我来,就要把我的能力和想法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都是写字的人,毕飞宇很尊重我的选择,康洪雷也给我吃定心丸,“就撒丫子写吧,你敢写我就敢拍,你写出花来我就拍出花来”。
《电视指南》:作为一名编剧,谈谈你的作息规律吧。
陈枰:我的作息很规律。早晨7:30起床,绕着小区慢跑一圈,顺便喂养流浪猫,然后回家吃早饭,8点雷打不动坐到书桌前,写到11:30,吃中饭,休息到下午2点,再接着伏案,一直写到下午5点。一天大概工作6个小时。我不像别的作家,一到晚上就特别来劲儿,我是不能熬夜的体质,所以只能白天写稿。
《电视指南》:《推拿》作为中国第一部盲人题材的电视剧,它填补了历史上的一个空白。它很有意义,但同时又极具风险,为什么会钟情这个题材?
陈枰:当初康洪雷说他要做一个盲人题材的电视剧,我也是众多不看好者之一,因为当时我没有看过毕飞宇的《推拿》,等我一气呵成地读完《推拿》,我跟康洪雷说,这个值得做。我们过去涉及的盲人题材,不管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不像毕飞宇能够站在一个完全平视的位置去看待这一群体。他们只是迥异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己,完全不需要你的怜悯之心,因为怜悯这个词它是不平等的,它建立在心理的优越感之上。毕飞宇的小说给我了这样一个基础,我就可以在这样一种平视的位置身上去发挥自己的想象。
《电视指南》:写任何作品,想象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推拿》有哪些满意的桥段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陈枰:我写到一个小马,9岁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心理致盲,后来他又因为一辆车祸复明,按常人推理,复明之后应该开心,可我写的小马在睁开眼睛之后,看到一朵花,那么大的一朵花,哗的一下就把自己吓着了。他变得非常恐惧,过马路的时候他只能闭上眼睛恢复盲人状态。写这场戏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朋友,他因刑事犯罪判了十多年,刑满释放之后,当他看到满街的车水马龙奔流不息,怕得连马路都不敢过。这就是异化。当盲人在黑暗里生活那么久,突然把他搁到一个憧憬已久但早就不习惯的环境里,他会特别惊恐。一个编剧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放弃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而是应该站在人物的立场去考虑。
《电视指南》:目前对电视剧的运作体制,有什么看法?
陈枰:毕飞宇曾问我,除了《激情》和《青衣》,你还有什么能升华的作品?我说没有。他说一个也没有?我说一个也没有。他问为什么,我说从主观上讲咱先不说,从客观上讲,现实不给我机会。因为主导你的是电视台。电视台审了我的剧本之后,往往会说写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观众就是喜欢洒狗血。一听这个我就恼火,我说你怎么就知道观众不爱看呢?不能就你们购片方几个人就代表观众了!观众都聪明着呢,他们最识货了,你有没有下功夫,下了多少功夫,他们一眼即知。能有幸参与《推拿》,我内心真的特别感激,一未感谢毕飞宇的信任,二未感谢康洪雷能想起我,第三感谢河谷川的戴老板,他竟然有胆识做这个戏,非常可贵。一个新公司首先要考虑生存,一部赔钱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所以写《推拿》,我没有丝毫松懈,康洪雷把我放到那儿,我特别明白什么意思,包括毕飞宇也“威胁”过我,如果这个剧本是98分,对不起,你给我挤出99来。
《电视指南》:为什么如此热衷改变别人的小说?没有想过原创吗?
陈枰:有。目前还没有机会写。改编别人的小说许多只是一个技术过程,但改编毕飞宇的小说是一个灵魂升华的过程。当初改《青衣》,有人说太难了,我说不难。这么说不是证明自己多能耐,因为有热爱。一旦热爱这个小说,感觉就不一样。《推拿》也难改,这个难对我而言不是痛苦的难,是因为难而爽。当你做结构、做人物关系的时候充满快感。毕飞宇有一次跟我说,你就是写吐了也得写。我说,我什么时候吐过?我特高兴。
《电视指南》:现在特别流行跨界合作,许多编剧都做起了导演或制片人,一方面能名利双收,一方面能够尽最大程度去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恶意篡改。您现在有没有考虑过跨界合作呢?
陈枰: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人的注意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的,搁这边的多了,那边相应就少了。我挺满意现在的工作,改了那么多行,最后选择做编剧,我丝毫不后悔现在的选择。我没觉得失去什么,至少你刚才还跟我说“男(兰)晓龙女陈枰”,我这是刚听到的,我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