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康家的母猪赶上好时节，生下一窝小猪，不用专事照顾取暖也能成活。绚烂的菜花黄包围着他家450平米猪舍，春光灿烂中爆发出尖利的猪鸣。
　　刚刚过去的零下6度寒冬中，长三角养猪大市嘉兴的小猪没能顺利过冬。和小猪一样不走运的，还有当地以收取病死猪为业的加工点，17人被判刑。
　　3月初，《嘉兴日报》已接多起湖面浮死猪的投诉，从4日至8日连篇报道。记者在傍晚平湖塘一角拍到被围栏截流的四五十头死猪。一天后，黄浦江上游松江、金山水域发现上千头漂浮死猪，随后几天，死猪数量急剧增长，群情骇然。
　　“养了30年猪，还能做什么？”五十来岁，儿女在城市，留在农村的养猪户大多以养猪来养老。汹涌而来的指责，打破乡村宁静，他们害怕并拒绝改变，即使只是改变对死猪的处理方式，指责掀起运动式整改，日日巡视、打捞的队伍和墙上“治理污染，美化环境”的标语一样在村民眼中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猪贱伤农

　　前所未有的低谷。
　　“去年一头母猪680元，现在250元；前年一头小猪420元，现在200元。”
　　郭建康舀出一盆饲料继续抱怨：“饲料涨到每斤1.7元，小猪饲料比泰国大米还贵，一只猪一天要吃7斤。”
　　收支比例难以平衡，令他欲哭无泪。“去年元旦180斤毛猪能卖到每斤8.3-8.5元，今年的行情是5.7元。”
　　他养了18头母猪，每年母猪下2.5窝猪仔，每窝10头左右，算是乡里大户了。
　　郭家两老30年养猪积攒了20万元。28岁的儿子是浙江大学研究生，是他们的骄傲。前些年在杭州毕业结婚，30年养猪积蓄拼凑成儿子买房首付，“很小的房子，四处借钱，哪里够？”
　　2012年，新丰镇竹林村的汪浩（化名）算是“持平”了：“上半年也是亏的，下半年到11月份，12月又不行了。你们总说猪肉贵，其实中间环节赚了钱。”
　　汪浩家的猪最近感冒发热，他取过一管银色注射剂，“每天打点，提高它的免疫力。”他每年投资二十多万元，二三十头母猪，存栏量五百多头，“两个人，一年毛收入七八万，你说要不要？如果出去打工，也有这么多。”
　　习惯了自在，“养猪时间长了，年纪大了，养猪也养出经验了，再出去打工就不适应了。如果碰到行情好，就多赚点。去年，自繁自养的是保本，从别处抓来养的过路猪是亏本。”
　　今年的倒春寒把汪浩吓了一跳，“情况不乐观，要是亏本，还不如出去打工。”
　　猪农有朴实的市场判断：“为什么行情差？因为猪多了！”嘉兴养猪历史由来已久，“最初都觉得能赚到钱，村里也支持，对猪棚占农田管得不严”，青苗、楼房，几头猪，成了嘉兴农村生活的标本，“养猪的人越来越多，猪也越来越多，结果自己把市场做坏了。”
　　养猪不同种地，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农业补贴微薄不定。“去年一头母猪发100元”，这样的“母猪压岁钱”看着年景发放，“前些年又没发。”除此之外，猪农自己为母猪买每头6块钱 “母猪险”，“要是母猪死了，像车、房和人一样，有不超过1000块的保险。”
　　在坏年景里，“活猪难以安生，死猪更不得善终”。死猪是件“丢人的事”：“家家户户都养猪，谁养死了，说明你不会养猪，就像农民不会种地一样可耻。那就只能悄悄扔掉，早上一早，或者晚上天黑。”

死猪罪与罚

　　平湖县乌桥村村委门口，贴着张打击病死猪上餐桌的“白榜”。这样的榜出现在嘉兴多处村头。内容是关于举报病死猪加工的各种奖励，按举报规模，奖励金额从300元起。其中一条看起来颇为险恶：“（举报对象）被判处刑期的，刑期一年以下的（含一年）奖励5000元，刑期一年以上的，按每超过一年奖励5000元累加。”2012 年，公安部组织“三大战役”，“全面开展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
　　举报嘉兴市南湖区凤桥村三星镇董国权屠宰点的村民，不知能从中获取多少奖金。董国权一案在嘉兴是一起“大快人心”的“特大案件”。17人中3人被判无期。
　　2008年底，董国权在自己家中开设了病死猪屠宰场，最初每天只能收到五六头。随后陈姓人士入伙，他有两辆面包车，便于运输，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2009年10月，加入其中的人越来越多，已有5人为其供货。姓张的货主供货量最大，“每天都会送五六头，多时十多头。”张称，收购价一般1元/斤左右，卖给董的屠宰场1.2元/斤。
　　张先是自己进村收，去的多了，养殖户若有死猪，会打电话给他。他们主要从养殖业比较集中的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农户家收购死猪，“大多数死猪在一百斤左右，即一百多元一头；有些五十多斤，估个价，二三十元也能收。”
　　“收购单价在1元到3元都有，新鲜的价格高些。”董说，他们并不知死因，“只要便宜都要。”
　　死猪大部分上了餐桌。凌姓同伙做生猪肉配送生意，在嘉兴为多个工厂食堂供应猪肉，“生意好时，一天可以拿五六百斤死猪肉，少的也要一二百斤。” 　　凌在庭审时称：“起初为维持和厂家的关系，都用好猪肉；来往多了，相互比较信任，我把死猪肉搭到好猪肉里，七成好三成坏；再后来，就变成三成好七成坏。”
　　车姓同伙是菜场档主，他一个月去屠宰场3趟拿货，每次拿四百多斤。“这些死猪肉他只卖给工地和小吃店等捡便宜的地方。”还有人把死猪肉贩到江苏和山东。另有一些则被碾碎了，喂给河塘中的鲶鱼。
　　法律材料显示：这个“组织”分工明晰，收购、加工、运输、销售，形成了“一条龙”死猪肉链条。其中杀猪褪毛共4人，杀一头猪每人2.5元。“即使工钱不高，因为量多，一个姓李的杀猪工曾拿到8000元月薪。”单人涉案金额最多高达八百余万元。
　　2012年11月下旬，此死猪肉团伙被嘉兴市南湖警方“一窝端”，截至案发时，这个屠宰点已屠宰7.8万头死猪。
　　小点的死猪肉加工点在过去一年被剪除殆尽。在西塘桥，在新丰镇，村民指指点点都能说出一二。“事先没有法律规范，成了一个空子，人家钻了好多年，也不见打，等人家越做越大，说无期就无期了。”猪农对收死猪肉抱以同情。无人收购的死猪肉，在这个冬天成了养猪户的难题：“以前一般是填埋，有了收猪的，还能换些钱。今年没了，那就得自己处理。”
　　孔家堰的陈普（化名）说起死猪肉去向，脸上堆起幸灾乐祸的讪笑：“都去了上海，上海人吃的都是死猪肉！”与网上上海、嘉兴两地网友的骂战相映成趣。

数字游戏

　　最早的死猪数目来自《嘉兴日报》3月6日的报道。
　　养猪大村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负责治污的工作人员王贤军向《嘉兴日报》称：“去冬今春，死猪现象特别严重。我这有全村死猪总量记录，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这几天平均每天三百多头，村里死猪处理站葬猪的大池子挖了一个又一个，再这样下去，吃勿消！”
　　《嘉兴日报》的记者向本刊证实：“他说这话的同时，翻出了他的记录本，数据都是记在本上的。”
　　吊诡的是，随着黄浦江死猪越漂越多，竹林村村委书记陈云华否认了此数据：“存在夸大成分，我们是为治污，对农户起警示作用。后来相关人员对这报道道歉了。”
　　死亡数据也被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否认。黄军称，在死猪收集、处理方面，村里有专人负责；区对村以每头80元进行补贴，“钱是补给村委的，村委用来支付收集处理的人力物力。”其中死猪收集工人受雇于村委，月薪2500元左右。
　　新丰镇畜牧站负责管理竹林村死猪收集处理的汪仁甫补充：“冬天寒潮，冻死小猪要多一些，每天几十头是有的。”
　　上世纪80年代，竹林村家家户户开始养两三头母猪。后来一家“嘉为公司”开发出“供港猪”，把品质好的“黄毛猪”供应至香港。“供应了两三年，公司就倒闭了，但是因为供港，竹林村就远近闻名了。”成为浙江省领导考察养猪必选村落。
　　另外一些指标也被量化处理。嘉兴市南湖区、海盐县、平湖市是养猪集中地带，死猪的无害化处理池也作为指标在每个村陆续建起来。竹林村因其养猪份额大，目前已有7个无害化处理池，第8个正在建设中。处理池按“满一个关一个”原则管理。
　　处理池的使用似乎难以有序进行。陈普指着孔家堰村道上一个被铁丝网封闭的处理池痛心疾首：“去年冬天，这里堆满了死猪，池子已经满了，池外也被堆满了。”
　　在新的处理池启用之前，这是孔家堰村惟一的处理池。它位于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每天上班出去，带着家里的死猪出来扔。方便，成了习惯。”处理池很快满了，习惯却成了依赖。“加上没人来收死猪，冻死的猪就在这里泛滥了。”
　　年底，村委在池子边竖了一块“请勿随地乱扔垃圾”的牌子，无效，在路边拦起了铁丝网，仍然无效。“都丢在铁丝网外，也就是最近严查，才清理干净，村干部一家家打招呼，才不丢了。”
　　孔家堰村新开的处理池内，零星堆着几头硬化的猪仔。在村碎纸厂打工的工人前一日还看到有人顶风作案，把死猪抛在水色乌黑的池塘边。

“猪三角”困局

　　“供港猪公司倒闭了，产业却进来了。七八年前，我们一直在提倡养猪致富，但现在，环境压力，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限制。”大多数村镇干部都和陈云华一样无奈。
　　压力来自政策执行难度。2011年，嘉兴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次年下半年，南湖区公布《生猪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整个竹林村都被划入了禁、限养区。
　　养猪密集的平湖市、海盐县、南湖区三地交界，被称为“猪三角”，是养殖污染重灾区，一度使嘉兴落下浙江省环境最差口碑。嘉兴市也因此对养猪抱尴尬态度。
　　2012年11月7日，由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嘉兴市治水办公室、嘉兴市环保局联合组织的治水行动从“猪三角”开始。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介绍，“新丰镇的一些小河小浜，污染最严重时，被厚厚的猪粪堵塞，鸡鸭狗都能在上面行走，2012年4月份集中打捞死猪3万多头。”此时的平湖曹桥街道打捞数目为6千多头。
　　在平湖，房前屋后的墙体上，环保治污的口号以各种形式出现。邵云（化名）20年的养猪经历，也能照见政府部门对养猪的爱恨交加。
　　他是平湖县第一家养猪科技示范户，1993年前走街串巷收鸭毛卖钱，后来决定过安定生活，在家里养了三五十头猪，成了孔家堰村最早的养猪户。
　　村里为了支持农民养猪致富，颁给他一块“养猪示范户”牌匾，此时他已经在原先240平米猪棚基础上，扩建了312平米，每年能有500头存栏量。
　　1999年，他花费5200元修建猪棚。“村里是支持的，乡里也是支持的，县里也是支持的。”邵云养猪有一套方法，周围大量猪冻死的时候，他能让猪安全过冬，他把窗口塞严实，在屋顶还盖了一层油毛毡。收成最好的一年，养猪赚了17万，那一年，全家高高兴兴送儿子入读大连海事学院。
　　2007年，他成为嘉兴市“节能减排”示范户。所谓“示范”，就是“帮我修了化粪池和沼液灌溉泵”，邵云家猪的沼液泽被了周边村民的农田。
　　纠葛在第二年到来。那年平湖县开展一项农村治污联合执法，他家的猪棚遭遇强拆。213平方米猪棚在一片敲敲打打中倒塌，几十头受惊的小猪在将要成熟的麦田里吓得满地跑。这家“科技示范户”先前的荣誉在疾风骤雨的运动中被否定了。
　　邵云想不通，“当时是他们支持我，让我建，后来又说我违反规定要强拆，我闹不明白。”他不敢再建猪棚，当年拆了一半的残垣断壁裸露在一片青青菜畦中。
　　邵云的养猪量也逐年递减到一百多头。“今年就更不敢多养了，卖不出去。一头猪成本要六块五以上。”从猪棚被强拆以来，他就没有停止申诉，“我要一个说法，究竟是谁错了？”
　　3月15日深夜10时30分，嘉兴市就“死猪”事件召开新闻通报会。官方否认上海死猪全部来自嘉兴。河网交错的江南，让无主死猪成了盛世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