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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过每一名采访到的日本士兵，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然回答我们说：“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没有水喝。”我们采访了这么多日本士兵，没有人表达过他们对南京大屠杀非常后悔
偌大的放映厅里静得似乎能听到人们喘息的声音。这安静让人压抑，人们似乎不是不想出声，而是无法出声——他们要蓄积起所有的力气面对银幕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一排排被割掉的头颅、烧焦的脸、零落在地上的肢体；他们要蓄积起所有的力气听日本老兵坂井博史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在南京无所事事，就强奸女孩；另一个日本老兵寺本重平带着莫名的表情回忆：我们每抓住一个姑娘就有5 个人扑上去……强奸的感觉并不好……他们屏住呼吸，看日本飞机在天空中像播种一样扔炸弹和一座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惨烈景象。
这座城市，就是南京。
这部影片，就是《南京》。
《南京》是一部以西方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对70 年前的那段历史非常清楚，西方普通民众对那段历史就更陌生了。“在美国，哪怕是一个受到过很好教育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段历史。” 导演之一的比尔· 古登塔格说。这位对人类生命异常关注的犹太人，曾经以“9·11”为题材拍摄过纪录片《双子塔》，该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奖。
《南京》从筹备到完成，用了两年多时间。摄制组在全世界范围做了大量调查，搜集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为了使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活”起来，更具说服力，两名导演花了一个月时间到中国寻访了几十位大屠杀幸存者。
这部影片还未公映，已经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高度紧张。日本媒体表示，“虽说是纪实作品的体裁，但在史实认定上根据的是以‘反日历史观’著称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那部《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 南京浩劫》”，因为“书中很多事实和照片存在错误”，所以“一旦影片被公映，那围绕即将迎来70 周年的南京事件以及历史问题，可能会对日本的国际立场造成极其深刻的影响”。
面对日本方面的各种反应，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在回答记者时说：毫无疑问，各方面的证据表明，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不是一部反日电影，而是一部反战电影。
这些恐吓更应该冲着我来
人物周刊：你是否认为，对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是会存在一些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力量，同时也存在揭开这些真相的力量呢？你们的这部《南京》在多大程度上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真相？
比尔：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们有三方面的证据，一是照片影像方面的证据，二是科学证据，三是目击者证词。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这场浩劫确实发生过。那些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我认为他们并不打算讲述历史，他们只是在发表政治言论。目前在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在我看来，这么说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而且在日本，也并非只有一个声音。
人物周刊：拍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阻力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阻力？
比尔：在日本拍摄期间，确实遭遇了非常困难的境况。很多人不愿意谈起这个事情，很多演职人员中间退出了制作，他们说参与这样的制作是危险的事情。在我所有的电影制作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演职人员因为受到恐吓而半途退出——竟然会以这样的理由退出。
人物周刊：这些退出的日方演职人员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吗？
比尔：我认为，他们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这些退出的人，从一开始就担心，参与这个制作会损害他们的前途。你明白吗？我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了对我们更有帮助的人，更年轻的人，他们很不错。电影中出现的一位日裔演员，他的博客日点击量高达几千，其中有对他本人和家庭的恐吓留言。要知道，这位演员只为这部影片工作了一天，而我为这部电影工作了两年，这些恐吓更应该冲着我来，而不是他啊（笑）。日本人认为他是个背叛者，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的？是什么促使你对这件事情给予如此深入的关注？
比尔：我在做电影之前知道一些， 但是了解得非常有限。在美国，即便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会知道发生在南京的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而不是保持对它的无知，这是我做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我曾看到过一本书，张纯如写的，封面是《被遗忘的大屠杀》。“屠杀”怎么能“被遗忘”呢？这两个词本来不该放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个历史事件是真的呢？
比尔：从我读了张纯如的书开始，我们就开始亲自调查。主要靠采访，采访了几千人，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调查涵盖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以及美国。
他们犯下了不可言说的巨量罪行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时的精神状态？据说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多民众会为杀人比赛欢呼，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比尔：这里有两个悲剧，一是日本士兵进行的大屠杀，再一个是日本国内民众的欢呼。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日本，不会再为这样的事情欢呼。即便到目前，日本的行为都让人担心害怕。现在，另一个悲剧正在进行，那就是，日本政府不能正确面对这段历史。我认为，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尽早承认这段历史，对大家都有好处。关于日军当时的精神状态，我想，作为一个制作人，我不能回答他们想了些什么，我可以回答的是他们做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他们犯下了不可言说的巨量罪行。这些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杀害儿童，强奸妇女，这些是永远不可原谅的罪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也在寻找答案，日本军人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然而，我们觉得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些杀戮和强奸，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有个解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日本惩罚南京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受到了远超出他们预期的抵抗。但是，这绝对不是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理由。
人物周刊：影片中被访的日本老兵，没有表现出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比尔：当时一个助理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这部片子中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日本士兵对这段历史表现出悔意的？我们问过采访到的每一名日本士兵，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然回答我们说：“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没有水喝。”我们采访了这么多日本士兵，没有人表达过他们对南京大屠杀非常后悔。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以为会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借着这个机会，良心发现，有力量和勇气讲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忏悔，现在看来真是非常幼稚天真的想法。
人物周刊：有这样一个说法，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保存在美日两国的比较多。但是，正如张纯如书中所写，这些资料好像被遗忘了一样，是因为战后美国作为日本盟友，在有意模糊这段历史。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比尔：（着急地说）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在二战后期，日本试图烧掉所有资料。东京的天都变黑了，因为他们在烧这些东西。没错，日本试图销毁这些资料，而美国，我认为，是在做好事，帮助保存这些资料。影片中的一些资料，包括那个杀人比赛，来自日本的战地记者。他们拍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记录罪行，而是觉得自己在记录光荣。
人物周刊：这部影片有一段字幕，“美国传教士乔治· 费奇恳请美国或任何国家的援助，阻止日军在华的暴行，但是全世界保持着沉默”。
比尔：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事实，全世界都保持了沉默。我觉得很羞耻，当时的世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
人物周刊：你曾经执导过《双子塔》，现在又有《南京》，这两个题材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大量无辜公民被残害。看来你对人类生命这样的重大题材有浓厚的兴趣。
比尔：是的，有浓厚的兴趣。这两部影片反映的都是大事件，非常大。我的做法是通过小人物来反映宏大的题材。比如说《双子塔》，透过一个家庭的故事来讲述3000个家庭的悲剧。在《南京》里，一位女性讲述自己被强暴的时候，她是在讲述几万女性的悲惨经历。一位先生讲述自己如何失去母亲，他是在替无数失去母亲的人讲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看人类的生命的？
比尔：今年年初在纽约，有一个人掉到了地铁轨道上，一辆地铁正在驶来。这时，另外一个人跳了下去，从轨道上把这个人救了出来。我认为，人们都想做那个救人的人。你前边问我，如果当时我在南京会选择留下并拿起摄像机吗，我想，我不仅会拿起摄像机，还会做更多的事情。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对人类生命的态度。在《南京》这部片子里面，你既看到了日军犯下滔天罪行，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
偌大的放映厅里静得似乎能听到人们喘息的声音。这安静让人压抑，人们似乎不是不想出声，而是无法出声——他们要蓄积起所有的力气面对银幕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一排排被割掉的头颅、烧焦的脸、零落在地上的肢体；他们要蓄积起所有的力气听日本老兵坂井博史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在南京无所事事，就强奸女孩；另一个日本老兵寺本重平带着莫名的表情回忆：我们每抓住一个姑娘就有5 个人扑上去……强奸的感觉并不好……他们屏住呼吸，看日本飞机在天空中像播种一样扔炸弹和一座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惨烈景象。
这座城市，就是南京。
这部影片，就是《南京》。
《南京》是一部以西方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对70 年前的那段历史非常清楚，西方普通民众对那段历史就更陌生了。“在美国，哪怕是一个受到过很好教育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段历史。” 导演之一的比尔· 古登塔格说。这位对人类生命异常关注的犹太人，曾经以“9·11”为题材拍摄过纪录片《双子塔》，该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奖。
《南京》从筹备到完成，用了两年多时间。摄制组在全世界范围做了大量调查，搜集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为了使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活”起来，更具说服力，两名导演花了一个月时间到中国寻访了几十位大屠杀幸存者。
这部影片还未公映，已经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高度紧张。日本媒体表示，“虽说是纪实作品的体裁，但在史实认定上根据的是以‘反日历史观’著称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那部《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 南京浩劫》”，因为“书中很多事实和照片存在错误”，所以“一旦影片被公映，那围绕即将迎来70 周年的南京事件以及历史问题，可能会对日本的国际立场造成极其深刻的影响”。
面对日本方面的各种反应，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在回答记者时说：毫无疑问，各方面的证据表明，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不是一部反日电影，而是一部反战电影。
这些恐吓更应该冲着我来
人物周刊：你是否认为，对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是会存在一些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力量，同时也存在揭开这些真相的力量呢？你们的这部《南京》在多大程度上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真相？
比尔：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们有三方面的证据，一是照片影像方面的证据，二是科学证据，三是目击者证词。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这场浩劫确实发生过。那些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我认为他们并不打算讲述历史，他们只是在发表政治言论。目前在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在我看来，这么说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而且在日本，也并非只有一个声音。
人物周刊：拍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阻力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阻力？
比尔：在日本拍摄期间，确实遭遇了非常困难的境况。很多人不愿意谈起这个事情，很多演职人员中间退出了制作，他们说参与这样的制作是危险的事情。在我所有的电影制作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演职人员因为受到恐吓而半途退出——竟然会以这样的理由退出。
人物周刊：这些退出的日方演职人员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吗？
比尔：我认为，他们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这些退出的人，从一开始就担心，参与这个制作会损害他们的前途。你明白吗？我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了对我们更有帮助的人，更年轻的人，他们很不错。电影中出现的一位日裔演员，他的博客日点击量高达几千，其中有对他本人和家庭的恐吓留言。要知道，这位演员只为这部影片工作了一天，而我为这部电影工作了两年，这些恐吓更应该冲着我来，而不是他啊（笑）。日本人认为他是个背叛者，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的？是什么促使你对这件事情给予如此深入的关注？
比尔：我在做电影之前知道一些， 但是了解得非常有限。在美国，即便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会知道发生在南京的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而不是保持对它的无知，这是我做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我曾看到过一本书，张纯如写的，封面是《被遗忘的大屠杀》。“屠杀”怎么能“被遗忘”呢？这两个词本来不该放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个历史事件是真的呢？
比尔：从我读了张纯如的书开始，我们就开始亲自调查。主要靠采访，采访了几千人，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调查涵盖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以及美国。
他们犯下了不可言说的巨量罪行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时的精神状态？据说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多民众会为杀人比赛欢呼，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比尔：这里有两个悲剧，一是日本士兵进行的大屠杀，再一个是日本国内民众的欢呼。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日本，不会再为这样的事情欢呼。即便到目前，日本的行为都让人担心害怕。现在，另一个悲剧正在进行，那就是，日本政府不能正确面对这段历史。我认为，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尽早承认这段历史，对大家都有好处。关于日军当时的精神状态，我想，作为一个制作人，我不能回答他们想了些什么，我可以回答的是他们做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他们犯下了不可言说的巨量罪行。这些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杀害儿童，强奸妇女，这些是永远不可原谅的罪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也在寻找答案，日本军人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然而，我们觉得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些杀戮和强奸，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有个解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日本惩罚南京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受到了远超出他们预期的抵抗。但是，这绝对不是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理由。
人物周刊：影片中被访的日本老兵，没有表现出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比尔：当时一个助理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这部片子中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日本士兵对这段历史表现出悔意的？我们问过采访到的每一名日本士兵，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然回答我们说：“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没有水喝。”我们采访了这么多日本士兵，没有人表达过他们对南京大屠杀非常后悔。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以为会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借着这个机会，良心发现，有力量和勇气讲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忏悔，现在看来真是非常幼稚天真的想法。
人物周刊：有这样一个说法，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保存在美日两国的比较多。但是，正如张纯如书中所写，这些资料好像被遗忘了一样，是因为战后美国作为日本盟友，在有意模糊这段历史。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比尔：（着急地说）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在二战后期，日本试图烧掉所有资料。东京的天都变黑了，因为他们在烧这些东西。没错，日本试图销毁这些资料，而美国，我认为，是在做好事，帮助保存这些资料。影片中的一些资料，包括那个杀人比赛，来自日本的战地记者。他们拍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记录罪行，而是觉得自己在记录光荣。
人物周刊：这部影片有一段字幕，“美国传教士乔治· 费奇恳请美国或任何国家的援助，阻止日军在华的暴行，但是全世界保持着沉默”。
比尔：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事实，全世界都保持了沉默。我觉得很羞耻，当时的世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
人物周刊：你曾经执导过《双子塔》，现在又有《南京》，这两个题材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大量无辜公民被残害。看来你对人类生命这样的重大题材有浓厚的兴趣。
比尔：是的，有浓厚的兴趣。这两部影片反映的都是大事件，非常大。我的做法是通过小人物来反映宏大的题材。比如说《双子塔》，透过一个家庭的故事来讲述3000个家庭的悲剧。在《南京》里，一位女性讲述自己被强暴的时候，她是在讲述几万女性的悲惨经历。一位先生讲述自己如何失去母亲，他是在替无数失去母亲的人讲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看人类的生命的？
比尔：今年年初在纽约，有一个人掉到了地铁轨道上，一辆地铁正在驶来。这时，另外一个人跳了下去，从轨道上把这个人救了出来。我认为，人们都想做那个救人的人。你前边问我，如果当时我在南京会选择留下并拿起摄像机吗，我想，我不仅会拿起摄像机，还会做更多的事情。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对人类生命的态度。在《南京》这部片子里面，你既看到了日军犯下滔天罪行，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