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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的抗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子就下活了。山东的棋子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在罗帅诞辰110周年之际，把他在山东抗日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整理，以示纪念。
草桥阅兵
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东进支队（此时一一五师的代号）经河北、河南交界地区，越过黄河后进入山东。当时的山东，日、伪、顽、匪各霸一方，无恶不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的到来，给山东老百姓送来了“及时雨”。3月3日，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攻打樊坝，消灭了驻樊坝的一个伪保安团，为山东老百姓献上了一份见面礼。
3月7日，一一五师师部准备向汶上县城挺进。事前，罗荣桓、陈光派出侦察连到汶上侦察敌情。距汶上县城五里开外一个叫草桥的地方，一个伪军据点挡住了侦察连的去路。
侦察兵马上打道回府，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草桥据点有伪军30多人，伪军头目张麻子原是一个土匪，后投靠日军，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罗荣桓、陈光决定拔除这个据点，消灭这帮汉奸。开会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罗荣桓一边听大家的发言，一边思考和掂量：强打硬攻肯定不行，伪军据点离汶上县城太近，枪一响，鬼子马上可赶来增援。只能智取，但怎样智取呢？
罗荣桓正想得入神，突然一声“马嘶”声传来。罗荣桓走出屋子，看到那匹日本大洋马正在嘶鸣，突然一丝灵感涌上他的心头。他回到屋里，如此这般地作了一番安排。大家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当天下午，侦察排长王大明扮成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腰佩指挥刀，脚穿长统靴，带着8个“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来到草桥据点。看到日本皇军亲临，守门的伪军慌忙进入碉堡报告张麻子。
张麻子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碉堡门外，口里连喊：“太君……”
王大明坐在大洋马上，正眼也没看张麻子一眼，搞得张麻子心里七上八下。张麻子正在寻思此太君为何人时，只听日本翻译一声大喝：“这是新来的联队长，太君有令，赶快集合队伍，太君要阅兵。”
一阵哨声响后，30多个伪军迅速集合，东倒西歪站成三排。看到伪军这副拖拉作风，王大明大怒：“队都站不齐，死啦死啦的！”
受到太君的责骂，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伪军大气也不敢出。王大明暗使眼色，随行的几个人分散开来，前后左右占据了有利位置。
之后，王大明下马走到张麻子面前，一下子卸下张麻子的手枪，用枪顶住他的脑袋。张麻子摸不清头脑，连说：“太君，你要干什么？”
这时，只听一声断喝：“老子是八路军，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一些伪军见势不妙，端起枪准备反抗。王大明用枪使劲顶了一下张麻子，张麻子生怕丢了自己的小命，赶紧下令伪军缴枪。
事后，经罗荣桓批准，张麻子被处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罗荣桓“草桥阅兵”的故事，很快在泰西大地广为传颂。
铁壁突围
1941年11月5日，日军山东司令土桥一次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兵分11路，对沂蒙山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山东党政中枢。
得到情报后，在沂南县留田牛家沟，罗荣桓、陈光主持召开了一个事关沂蒙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会议。当时被敌重兵包围的，有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5000余人，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一五师一个营和山东分局一个连。
会上，有的提出向东，转到滨海根据地；有的提出向北，与山东纵队靠拢；有的主张向西，认为西面的群众基础好。
一番深思熟虑后，罗荣桓站起来提高嗓门说：“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在座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南面正是敌人的进攻方向。
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沂附近。不错，临沂是敌人的指挥部，但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沂蒙区合围，临沂成了他们的后方，必然空虚。我们插入敌人心脏，就能牵住他的鼻子，变被动为主动。”
出敌不意，直插临沂，跳出重围，罗荣桓以超人的谋略大胆地决策。大家沉思一阵后连连点头。
夜幕垂落，留田附近的山头上，日军点起了火堆，马嘶声、嚎叫声随风传来。狂妄的敌人自以为“铁壁合围”成功，只等天亮发起总攻。
月色下，几千人集合完毕。罗荣桓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强调：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声响。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转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民兵向导。绕过一个山坡，前面忽然有脚步声。漆黑不见，躲闪不及，他们一伸手，竟摸到日军的钢盔。日军没有反映，原来他们有令，不到合围地点不得开枪。向导立即向后报告敌情，改道而行。
罗荣桓一行抵进公路。“啾，啾”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这是尖兵发出的前进信号。三路纵队，轻轻地跑步跟进。离公路不远处，一群鬼子正在睡觉，日本哨兵四处走动张望。不到一小时，部队跨过公路，绕过张庄，跳出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高里附近的叉路口，大队人马继续急进。路边，几个穿鬼子服的持枪而立，不断低声喊着：“跟上！跑步前进！”原来，先头的侦察人员在这里与几个日本巡逻兵遭遇，干掉敌人后，一打扮，成了这般模样。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正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果然空虚。
走到一片开阔的高粱地，罗荣桓望了望四周说：“再过两公里，我们就冲出包围圈了。”走着走着，部队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是过河了，可河上只有一座桥，速度就慢了。
经勘察，河水并不很深，于是部队涉水过河。过河后，部队折而向西，在临沂25公里外处宿营。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一路飞尘，源源北上。罗荣桓笑笑说：“让敌人去海里捞针去吧，我们睡觉。”
几千人马，一夜长驱百余里，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八路军便安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罗荣桓神奇的指挥艺术，令根据地军民赞叹。
特殊“读报”
1941年7月的一天，太阳炙烤着大地，沂蒙山区热浪逼人。德国进步记者汉斯·希伯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到沂蒙山的留田慕名采访罗荣桓。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读报时间，”罗荣桓说完拉着希伯坐到桌子前，拿起一块煎饼递给他：“读报，读报。”
“读报？”希伯满腹疑问。
“都是职业病啊！一听读报就敏感。”罗荣桓把煎饼摊开，用双手捧起，做了一个阅读的动作，再把帽子摘下来，开始咬起煎饼来，然后说：“这个就叫读报，也就是吃饭，你看像不像读报？”
希伯回过神来说：“OK，太形象了，这不是我编的报纸，这是钻进我们肚子里的报纸哎！”
罗荣桓也开起了玩笑：“读了你们的报纸，我们脑袋就饱了。读了桌上的报纸，我们肚子就饱了。”
当时，把吃煎饼称为“读报”，其实还有一段由来。
当时，一一五师师部驻扎的天宝山区，田少粮少，是山东著名的穷地方。部队同老乡一样，吃的是煎饼野菜，穿的是羊毛棉袄，住的是茅草土屋。当时做煎饼的糊糊是高粱面、 子面。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额头直冒青筋，得把帽子脱下来。 子煎饼中糠很多，吃下去难于消化，容易便秘。
师部有些从上海等南方城市来的同志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捧起煎饼吃，样子很像读报。于是当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啦！读报啦！”久而久之，“读报”就成了吃饭的代名词。
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患有很严重的痔疮，同志们想给他开点小灶，但被他拒绝。所以他也与指战员一样每天“读报”不已。当时，罗荣桓2岁多的儿子罗东进每天也少不了“读报”。久而久之，罗东进也吃惯了，还形象地称吃煎饼为“嘎崩”。希伯到一一五师后不久，习惯了啃煎饼，还学会了煎煎饼。有时吃煎饼，他还风趣地说：“这个嘎崩很香。”
“一五计划”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罗荣桓尿血的病情后，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疗，中央批准了。1943年5月28日，在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罗荣桓来到新四军总部。
新四军总部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叫罗生特，医术高明。为了寻清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作检查非常痛苦，罗生特面露难色。罗荣桓像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翻译说：“我是专程来治病的，他要怎样检查，就大胆做吧！”
检查结果，膀胱没有病变。接着检查肾功能，查明是双肾病变。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因此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无法确定，只好实行保守治疗。罗生特在左右为难后，最后还是把罗荣桓可能是肾癌的消息告诉了林月琴。林月琴不知癌为何物，便问是不是特别严重，罗生特点了点头。霎时，林月琴眼里溢满了泪水。看到闷闷不乐的林月琴，罗荣桓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一天，在打完“吊瓶”后，罗荣桓盯着罗生特问：“我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还有多长时间？”
罗生特一时不知当不当说。当想到罗荣桓是何等的坚强时，他道出了实情：“可能是肾癌。好的情况下，还能活过三五年。”
罗荣桓一听，不仅没有悲伤，反而露出了难得的喜悦：“三五年时间，我还可以做很多事哎！罗生特，我一定好好配合你治疗！”
罗生特被他的乐观主义所感染，连说：“好、好，我一定尽力，从现在起，不准抽烟，不准吃辣椒，不准治病时工作。”
由于罗荣桓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谢绝了陈毅等人的好意，于6月20日踏上归程。在返程路上，他对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就死也瞑目了。”
不久，陈毅派罗生特到山东，专程为罗荣桓治病。经过罗生特的专业治疗，罗荣桓的病情日渐好转。
1945年8月10日深夜，罗荣桓正在灯下研读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击》。这时，机要科送来一份急电。电报不长，罗荣桓迅速看了一遍，兴高采烈地对林月琴说：“好消息，好消息！”
林月琴问：“又打胜仗了？”
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说：“日本要求投降了。”望着在摇曳的烛光下丈夫憔悴而兴奋的面容，林月琴心情也无比激动。
罗荣桓拉住林月琴的手说：“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现在看起来，还可以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
打狗卸哨
1942年，经过日伪的反复“围剿”和“蚕食”，山东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山东各地养狗比较普遍，一为守家看家，二为防日本鬼子。但由于当时形势特殊，养狗成为我军开展游击战的一个重大阻碍。
一天夜里，罗荣桓到费县开会，途中要经过日军一个据点。罗荣桓一行8人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子发觉。起初一切顺利，谁知走到离据点500多米的地方，一条狗突然大叫起来。俗话说：“一犬相叫，百狗相随。”霎时狗叫喧天，熟睡的30多个鬼子走上碉楼，拿出探照灯一顿照射，3个暴露在探照灯下的战士被敌人一顿扫射，倒在血泊里，罗荣桓赶紧招呼大家撤退，没办法只好绕道而行。此后，各地又陆续传来狗咬人、狗叫为鬼子报信的坏消息。诸多类似事件的出现，引起了罗荣桓的高度重视。
一天，罗荣桓召集陈光、朱瑞等人开会，研究打狗的问题。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最近狗叫坏事的事屡屡发生，我们还牺牲了30多名兄弟，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当前，我们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凡事要小心谨慎。现在狗帮我们的倒忙，成了敌人的哨兵，当了日本的帮凶呀！”
他在会上提议，在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卸掉敌人的哨兵。
陈光站起来说：“这个提议好，我看打狗势在必行，赶紧发一个布告，号召群众打狗。”
罗荣桓接着说：“要把打狗的必要性、意义等向群众讲清楚，千万不能因打狗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
“打狗”布告在根据地贴开了。由于狗通人性，有的群众舍不得下手，有的群众担心没有狗守家，打狗运动受阻。
看到打狗效果不理想，《战士报》赶紧刊发文章，说“打狗运动是政府的号召，狗叫会影响部队的行动，会暴露我军的行踪，要求群众理解、拥护”。
罗荣桓看到文章后，马上把《战士报》的陈社长找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陈社长听了暗暗点头。他马上改进宣传内容。各村也迅速召开动员会，“打狗运动”终于蓬勃开展起来了。
草桥阅兵
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东进支队（此时一一五师的代号）经河北、河南交界地区，越过黄河后进入山东。当时的山东，日、伪、顽、匪各霸一方，无恶不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的到来，给山东老百姓送来了“及时雨”。3月3日，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攻打樊坝，消灭了驻樊坝的一个伪保安团，为山东老百姓献上了一份见面礼。
3月7日，一一五师师部准备向汶上县城挺进。事前，罗荣桓、陈光派出侦察连到汶上侦察敌情。距汶上县城五里开外一个叫草桥的地方，一个伪军据点挡住了侦察连的去路。
侦察兵马上打道回府，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草桥据点有伪军30多人，伪军头目张麻子原是一个土匪，后投靠日军，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罗荣桓、陈光决定拔除这个据点，消灭这帮汉奸。开会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罗荣桓一边听大家的发言，一边思考和掂量：强打硬攻肯定不行，伪军据点离汶上县城太近，枪一响，鬼子马上可赶来增援。只能智取，但怎样智取呢？
罗荣桓正想得入神，突然一声“马嘶”声传来。罗荣桓走出屋子，看到那匹日本大洋马正在嘶鸣，突然一丝灵感涌上他的心头。他回到屋里，如此这般地作了一番安排。大家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当天下午，侦察排长王大明扮成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腰佩指挥刀，脚穿长统靴，带着8个“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来到草桥据点。看到日本皇军亲临，守门的伪军慌忙进入碉堡报告张麻子。
张麻子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碉堡门外，口里连喊：“太君……”
王大明坐在大洋马上，正眼也没看张麻子一眼，搞得张麻子心里七上八下。张麻子正在寻思此太君为何人时，只听日本翻译一声大喝：“这是新来的联队长，太君有令，赶快集合队伍，太君要阅兵。”
一阵哨声响后，30多个伪军迅速集合，东倒西歪站成三排。看到伪军这副拖拉作风，王大明大怒：“队都站不齐，死啦死啦的！”
受到太君的责骂，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伪军大气也不敢出。王大明暗使眼色，随行的几个人分散开来，前后左右占据了有利位置。
之后，王大明下马走到张麻子面前，一下子卸下张麻子的手枪，用枪顶住他的脑袋。张麻子摸不清头脑，连说：“太君，你要干什么？”
这时，只听一声断喝：“老子是八路军，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一些伪军见势不妙，端起枪准备反抗。王大明用枪使劲顶了一下张麻子，张麻子生怕丢了自己的小命，赶紧下令伪军缴枪。
事后，经罗荣桓批准，张麻子被处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罗荣桓“草桥阅兵”的故事，很快在泰西大地广为传颂。
铁壁突围
1941年11月5日，日军山东司令土桥一次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兵分11路，对沂蒙山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山东党政中枢。
得到情报后，在沂南县留田牛家沟，罗荣桓、陈光主持召开了一个事关沂蒙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会议。当时被敌重兵包围的，有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5000余人，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一五师一个营和山东分局一个连。
会上，有的提出向东，转到滨海根据地；有的提出向北，与山东纵队靠拢；有的主张向西，认为西面的群众基础好。
一番深思熟虑后，罗荣桓站起来提高嗓门说：“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在座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南面正是敌人的进攻方向。
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沂附近。不错，临沂是敌人的指挥部，但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沂蒙区合围，临沂成了他们的后方，必然空虚。我们插入敌人心脏，就能牵住他的鼻子，变被动为主动。”
出敌不意，直插临沂，跳出重围，罗荣桓以超人的谋略大胆地决策。大家沉思一阵后连连点头。
夜幕垂落，留田附近的山头上，日军点起了火堆，马嘶声、嚎叫声随风传来。狂妄的敌人自以为“铁壁合围”成功，只等天亮发起总攻。
月色下，几千人集合完毕。罗荣桓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强调：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声响。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转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民兵向导。绕过一个山坡，前面忽然有脚步声。漆黑不见，躲闪不及，他们一伸手，竟摸到日军的钢盔。日军没有反映，原来他们有令，不到合围地点不得开枪。向导立即向后报告敌情，改道而行。
罗荣桓一行抵进公路。“啾，啾”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这是尖兵发出的前进信号。三路纵队，轻轻地跑步跟进。离公路不远处，一群鬼子正在睡觉，日本哨兵四处走动张望。不到一小时，部队跨过公路，绕过张庄，跳出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高里附近的叉路口，大队人马继续急进。路边，几个穿鬼子服的持枪而立，不断低声喊着：“跟上！跑步前进！”原来，先头的侦察人员在这里与几个日本巡逻兵遭遇，干掉敌人后，一打扮，成了这般模样。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正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果然空虚。
走到一片开阔的高粱地，罗荣桓望了望四周说：“再过两公里，我们就冲出包围圈了。”走着走着，部队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是过河了，可河上只有一座桥，速度就慢了。
经勘察，河水并不很深，于是部队涉水过河。过河后，部队折而向西，在临沂25公里外处宿营。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一路飞尘，源源北上。罗荣桓笑笑说：“让敌人去海里捞针去吧，我们睡觉。”
几千人马，一夜长驱百余里，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八路军便安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罗荣桓神奇的指挥艺术，令根据地军民赞叹。
特殊“读报”
1941年7月的一天，太阳炙烤着大地，沂蒙山区热浪逼人。德国进步记者汉斯·希伯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到沂蒙山的留田慕名采访罗荣桓。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读报时间，”罗荣桓说完拉着希伯坐到桌子前，拿起一块煎饼递给他：“读报，读报。”
“读报？”希伯满腹疑问。
“都是职业病啊！一听读报就敏感。”罗荣桓把煎饼摊开，用双手捧起，做了一个阅读的动作，再把帽子摘下来，开始咬起煎饼来，然后说：“这个就叫读报，也就是吃饭，你看像不像读报？”
希伯回过神来说：“OK，太形象了，这不是我编的报纸，这是钻进我们肚子里的报纸哎！”
罗荣桓也开起了玩笑：“读了你们的报纸，我们脑袋就饱了。读了桌上的报纸，我们肚子就饱了。”
当时，把吃煎饼称为“读报”，其实还有一段由来。
当时，一一五师师部驻扎的天宝山区，田少粮少，是山东著名的穷地方。部队同老乡一样，吃的是煎饼野菜，穿的是羊毛棉袄，住的是茅草土屋。当时做煎饼的糊糊是高粱面、 子面。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额头直冒青筋，得把帽子脱下来。 子煎饼中糠很多，吃下去难于消化，容易便秘。
师部有些从上海等南方城市来的同志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捧起煎饼吃，样子很像读报。于是当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啦！读报啦！”久而久之，“读报”就成了吃饭的代名词。
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患有很严重的痔疮，同志们想给他开点小灶，但被他拒绝。所以他也与指战员一样每天“读报”不已。当时，罗荣桓2岁多的儿子罗东进每天也少不了“读报”。久而久之，罗东进也吃惯了，还形象地称吃煎饼为“嘎崩”。希伯到一一五师后不久，习惯了啃煎饼，还学会了煎煎饼。有时吃煎饼，他还风趣地说：“这个嘎崩很香。”
“一五计划”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罗荣桓尿血的病情后，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疗，中央批准了。1943年5月28日，在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罗荣桓来到新四军总部。
新四军总部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叫罗生特，医术高明。为了寻清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作检查非常痛苦，罗生特面露难色。罗荣桓像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翻译说：“我是专程来治病的，他要怎样检查，就大胆做吧！”
检查结果，膀胱没有病变。接着检查肾功能，查明是双肾病变。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因此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无法确定，只好实行保守治疗。罗生特在左右为难后，最后还是把罗荣桓可能是肾癌的消息告诉了林月琴。林月琴不知癌为何物，便问是不是特别严重，罗生特点了点头。霎时，林月琴眼里溢满了泪水。看到闷闷不乐的林月琴，罗荣桓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一天，在打完“吊瓶”后，罗荣桓盯着罗生特问：“我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还有多长时间？”
罗生特一时不知当不当说。当想到罗荣桓是何等的坚强时，他道出了实情：“可能是肾癌。好的情况下，还能活过三五年。”
罗荣桓一听，不仅没有悲伤，反而露出了难得的喜悦：“三五年时间，我还可以做很多事哎！罗生特，我一定好好配合你治疗！”
罗生特被他的乐观主义所感染，连说：“好、好，我一定尽力，从现在起，不准抽烟，不准吃辣椒，不准治病时工作。”
由于罗荣桓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谢绝了陈毅等人的好意，于6月20日踏上归程。在返程路上，他对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就死也瞑目了。”
不久，陈毅派罗生特到山东，专程为罗荣桓治病。经过罗生特的专业治疗，罗荣桓的病情日渐好转。
1945年8月10日深夜，罗荣桓正在灯下研读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击》。这时，机要科送来一份急电。电报不长，罗荣桓迅速看了一遍，兴高采烈地对林月琴说：“好消息，好消息！”
林月琴问：“又打胜仗了？”
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说：“日本要求投降了。”望着在摇曳的烛光下丈夫憔悴而兴奋的面容，林月琴心情也无比激动。
罗荣桓拉住林月琴的手说：“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现在看起来，还可以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
打狗卸哨
1942年，经过日伪的反复“围剿”和“蚕食”，山东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山东各地养狗比较普遍，一为守家看家，二为防日本鬼子。但由于当时形势特殊，养狗成为我军开展游击战的一个重大阻碍。
一天夜里，罗荣桓到费县开会，途中要经过日军一个据点。罗荣桓一行8人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子发觉。起初一切顺利，谁知走到离据点500多米的地方，一条狗突然大叫起来。俗话说：“一犬相叫，百狗相随。”霎时狗叫喧天，熟睡的30多个鬼子走上碉楼，拿出探照灯一顿照射，3个暴露在探照灯下的战士被敌人一顿扫射，倒在血泊里，罗荣桓赶紧招呼大家撤退，没办法只好绕道而行。此后，各地又陆续传来狗咬人、狗叫为鬼子报信的坏消息。诸多类似事件的出现，引起了罗荣桓的高度重视。
一天，罗荣桓召集陈光、朱瑞等人开会，研究打狗的问题。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最近狗叫坏事的事屡屡发生，我们还牺牲了30多名兄弟，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当前，我们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凡事要小心谨慎。现在狗帮我们的倒忙，成了敌人的哨兵，当了日本的帮凶呀！”
他在会上提议，在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卸掉敌人的哨兵。
陈光站起来说：“这个提议好，我看打狗势在必行，赶紧发一个布告，号召群众打狗。”
罗荣桓接着说：“要把打狗的必要性、意义等向群众讲清楚，千万不能因打狗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
“打狗”布告在根据地贴开了。由于狗通人性，有的群众舍不得下手，有的群众担心没有狗守家，打狗运动受阻。
看到打狗效果不理想，《战士报》赶紧刊发文章，说“打狗运动是政府的号召，狗叫会影响部队的行动，会暴露我军的行踪，要求群众理解、拥护”。
罗荣桓看到文章后，马上把《战士报》的陈社长找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陈社长听了暗暗点头。他马上改进宣传内容。各村也迅速召开动员会，“打狗运动”终于蓬勃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