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30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
　　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10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有人以为我：成功是由于钻营，由于机会，更有恶毒诬以“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的，其实，人们应记住我的一首述怀诗中的句子：“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亦堪怜。”我20岁的时候，便因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胸骨和脊椎骨变形。当年的辛苦，回想起来不禁使我黯然神伤。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只花三角多钱，以做一日三餐之资。但在艰苦颠蹶之中，我没有沉沦，我追逐着光明和希望。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人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
　　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营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所以，首先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才能将它们感动。有时，我的画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题，那是以画面所透露出来的健康的情操和明净的笔墨去打动读者的，宛如无标题音乐，给人以心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