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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整理者按 徐家福，1924年出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软件学家。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53年开始学习计算数学，1957—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程序设计，1978年调入计算机系，1981年晋升为教授，同年成为我国最早的两位计算机软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另一位为吉林大学王湘浩院士），培养出了我国软件学的第一个博士。
徐家福教授目前是中央大学数学系毕业年龄最大的第二人，他是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主要参与人和国内最早学习程序设计的研究人员之一。为了对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早期发展以及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历史进行研究，经南方科技大学汤涛、何炳生教授介绍与安排，笔者于2016年12月20日到南京采访了徐家福教授，此访谈录即是本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采访人：王涛
受访人：徐家福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20日
访谈地点：南京市徐家福教授家中
一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
王涛（以下简称“王”）：能不能简单介绍下您的学习经历？
徐家福（以下简称“徐”）：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立学校读的。1937年我考取了南京第一中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一中不能开学，我就离开南京到汉口去了。当时给南京一中的学生发了借读证，凭此证可到全国各个中学，只要教室有空余座位，都可以借读。我没有去借读，而是在汉口待了一年，上午念书，下午玩耍。第二年我重新考取了国立东北中学，东北中学供吃供住，还发衣服，老师的学问，做人都很好。但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因为闹学潮，被陈立夫解散。
教育部新成立了国立十八中，所以我高中是在那里的。1944年，我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年级在重庆沙坪坝，三年级四年级回南京，1948年毕业后留在数学系任助教。
王：中央大学在抗战时的情况如何？
徐：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重点抓的高校，虽然抗战条件困难，各方面仍尽量支持中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大的经费超过西南联大三校总和，蒋介石还曾当过18个月的中大校长，因此中大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排名全国第一。抗战时期中大最开始的校长是罗家伦，他31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35岁就到中大当校长，前后任职九年半（1932—1941），校长做得非常好，对中大的发展颇有建树。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就不让他当了。
就在罗家伦不当校长的时候，顾孟余在河内劝说汪精卫不要投敌。顾孟余是清朝首批留德的学生，由于他是汪精卫的四大红人之一，所以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最大给他当一个交通部的部长。但是汪精卫没有听顾孟余的劝告，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一个到南京，一个到重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请顾孟余出任中大校长。
王：顾孟余担任校长情况如何？
徐：顾孟余校长当的时间不长，不到两年（1941—1943），老师学生也很欢迎，他的作风与罗家伦不同，只抓大事，小事不抓。也是因为一件事得罪了蒋介石，他辞去了校长之职。蒋介石有一天在重庆召开大学校长会议，顾孟余没有参加。还没开会时蒋介石就问中大谁来了，结果中大只派了训导长。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点名批评中大，实则就是批评顾孟余。顾孟余中午知道这件事后，拿起电话就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辞。陈布雷当然挽留了，但没有效果。陈布雷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说你再打电话挽留，但顾孟余还是不干。第三次蒋介石亲自打电话，顾孟余仍是不干。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决定亲自出任中大校长。
王：蒋介石在中大当校长时有无特别活动？
徐：蒋介石当校长以后，中大的体制改变了，过去大学是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蒋介石仿照黄埔军校的体系，设教育长，由原湖南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担任。蒋介石不在的时候，由教育长朱经农代拆代行。蒋介石第一次到学校招待七个学院的院长，四荤四素一个汤，没有大吃大喝。他担任中大校长18个月（1943—1944），到中大的次数有限，而教育长朱经农资格虽然老，但学问不行，不受教授欢迎，所以蒋介石找来陈布雷、陈立夫与朱家骅征求意见，三人异口同声说请总裁决定，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还是请顾先生来当吧”。
王：所以又请顾孟余回来当校长了？
徐：从蒋介石的话来看，还是请顾先生当然指的是顾孟余。但陈立夫做了手脚，他把顾孟余换成了自己的红人顾毓琇。顾毓琇虽然是南高毕业的，但在中大不受欢迎，任职一年（1944—1945）便遭到中大师生驱逐，由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任。吴有训到校后，提出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延揽名师，深受好评，然在校的时间不长（1945—1947），1947年“五二零”运动后实际就不再当校长了，因为他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实际上，早在1946年他刚来重庆当中大校长不久，便带头参加“一二五”游行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
王：吳有训就是因为“五二零”运动而被免职了？
徐：是的。“五二零”运动吴有训没有参加，因为蒋介石抓得很紧。1947年5月18日，南京街头贴了布告，说明得不到政府同意的集会游行是非法的，并且对吴有训施压，所以中大在5月19日下午4点钟在大礼堂开会。会上吴有训劝同学们悬崖勒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实际上吴是爱护学生的，但运动第二天仍正常举行，我参加了，不少学生挨打受伤。“五二零”运动后吴有训就出国了，由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代理中大校长。戚寿南这个人医学水平很高，解放以前得肺病是大病，要查肺结核必须通过X光，戚寿南可以不用仪器直接听出来，蒋介石、宋美龄、陈立夫都曾请他看过病。抗战时期中大医学院在成都，戚寿南半个月给当地百姓义诊一次，但是解放后受到了批评，有人说他是御医。
戚寿南短暂代理校长之后由我的老师周鸿经出任中大校长（1948—1949）。当时国民党的形势越来越不利，教育部长朱家骅令周鸿经搬迁学校，他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雇了一些人日夜打造箱子，准备用来装载图书仪器。当时的局势和1937年罗家伦把中大由南京一步到位搬到重庆完全不同，教师学生大都反对。周鸿经没有办法，最后一个人离开了学校，到中央研究院接替萨本栋担任了几个月的总干事。1956年周鸿经到美国去讲学，然而不幸得了癌症，55岁就去世了。 王：那中央大学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南京大学的？
徐：周鸿经走后中大成立了一个维持会，公推了一些教授，我举几个名字，比如后来第一任林垦部的部长，我们学校森林系的教授梁希，他是进步的，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后来出任南大校长的潘淑，他是心理系的教授，也是支持共产党的；此外还有胡小石、楼光来等。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学校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3月再改名为南京大学。
1952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分散为多个学校，原来的工学院变成了南京工学院，农学院变成了南京农学院，林学系与森林系变成了南林大，医学院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航空系独立变成了西工大，不是现在的南航……文、理、法三个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两个学院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南京大学。
二 中央大学数学系概况
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数学系的概况？
徐：中大数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孙光远，他是192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士，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国际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学家之一。回国后孙光远先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授，主要带出了三个学生，第一是陈省身，第二是吴大任，第三就是我的老師施祥林，搞拓扑的。1933年孙光远从清华到中大，当了两年的数学系主任，1935出任理学院院长，前后当了13年半。数学系的主任由胡坤继续，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搞变分法的人，学问好，书也教得好。
王：那中大数学系与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相比如何？
徐：客观来说，中大数学系在抗战以前大概能排到第三的位置，第一是清华，第二是浙大，第三就是我们。中大数学系资格是老的，师资也是不错的，但抗战时期除了周鸿经以外几乎没人搞研究，所以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大数学系就下降了，排不到第三了，可能到第五第六了。因此，西南联大虽然整体上不及中大，但数学系却要比中大强。
王：周鸿经的情况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徐：周鸿经是1927年从东南大学算学系毕业的，学得非常好，毕业后先后在厦门大学和南京中学任教。1929年周鸿经到清华大学任教员，1934年庚款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硕士，硕士毕业答辩的主考是著名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哈代对周鸿经的工作非常赞赏，建议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周鸿经本来已经决定留下来了，这时先后爆发了“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周鸿经报国心切提前回国，受罗家伦聘请担任中大数学系的教授。1941年顾孟余出任校长后周鸿经又被任命为训导长。
由于周鸿经是朱家骅的红人，所以1944年周鸿经又担任了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他虽然身兼数职，但没有放弃做学问，抗战八年，整个中大数学系只有他一个人做研究。我四年级的毕业论文就是他带的，那时他已经是中大校长了，忙得不得了，但带我的论文仍是很负责的，给了我75分。那时75分跟现在是两码事，这个分数是很高的。
王：那中大复员到南京后数学系的实力有无增强？
徐：1946年回到南京，中大数学系的教授一共有孙光远，周鸿经，曾鼎，施祥林，管公度这几个人。原来的系主任胡坤是四川人，因为他夫人有病，所以46年就没有回来，先是在重庆大学数学系当系主任和教授，后来由重大又到了川大，1959年因病去世。因此一直到临解放以前，中大数学系的实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又削弱了。
三 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早期发展
王：解放初期南大数学系的情况如何？
徐：解放初数学系的教授进一步减少了。曾鼎1950年从南大去了天津，在南开当了多年的数学系主任。他是孙光远在清华时的学生，在法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管公度曾留学英国，1949年逃跑了，这件事跟我还有一些关系。管跟我说他要回桂林，因为他的夫人在桂林，然后就从桂林跑到台湾去了。到了台湾后，管公度出任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数学系的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师范大学。所以数学系在50年代初，曾鼎到南开去了，管公度逃跑了，就剩孙光远、施祥林两个教授，实力进一步削弱了。
为此，数学系在这一时期聘请了两个教授，一个是曾远荣，他是中国泛函分析第一人，芝加哥大学1933年的博士。曾远荣这个人学问非常好，但课教不好。曾远荣教课时手里捧着几本洋文书，到教室后在黑板上写几个题目，讲完一个题目后就在书上读几句，英文读得很漂亮，但学生就是听不懂。另一位新来的老师叫孙增光，也是我们的校友，学问虽然不如曾先生，但课教得很好，抗战以前还跟孙光远合作写过一本微积分的书，影响不小。
王：这一时期数学系主要由谁来负责？
徐：胡坤后数学系的主任是施祥林。我在中大数学系读书时施祥林教过我四门课：方程式论、微分几何、射影几何与拓扑学，教得非常好。1951年，施祥林辞去了数学系主任的职务，数学系民选孙光远为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后孙光远仍担任系主任，叶南薰为副主任。叶南薰同时是学校的总务长，他开始不怎么管数学系的事，直到1958年继任数学系的主任。
王：52年院系调整后数学系的实力如何？
徐：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数学系并入南京大学，比如周伯薰就是从金陵大学合并来的，主要做代数。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实力有所增强，并初步形成了几个研究方向。微分方程方向的负责人是徐曼英，下有叶彦谦、王明淑等。徐曼英是南高最后一届，东南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位女老师教书非常好，早在中央大学时期，师生便一致认为徐曼英在六位授微积分课的老师中名列第一。南大数学系几何方向的实力很强，有孙光远、施祥林、黄正中三个教授，其中孙光远负责射影几何，黄正中负责微分几何，施祥林负责拓扑学。
王：施祥林负责的拓扑学发展如何？
徐：施祥林这个人学问非常好，1941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哈佛的拓扑学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解放以后，施祥林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每一次运动都要挨整，什么原因呢？因为1941年他读完博士以后，遇到了珍珠港事件回不来，就留在美国工作了。他曾经在美国人口局工作一年，主要做的是数学工作。但后来有人抓住他这一点，说美国人口局还了得，肯定是特务机关，实际上是冤枉他了。所以施祥林的心情经常不好，否则南大拓扑学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四 计算数学专业的创办
王：南大计算数学是如何缘起的？
徐：除了微分方程、几何学、代数学以及数理逻辑等几个研究方向以外，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可以说是南大数学系50年代的亮点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完成以后，从1953年开始，高教部号召大学要搞科研。搞科研首先需要明确方向，曾远荣是我们国家泛函分析第一人，他在希尔伯特空间有很大贡献，专门有一个算子叫曾算子。因此泛函分析领域的研究由他来抓是最合适不过的，结果曾远荣不肯。他在系里反复强调说泛函分析固然很重要，但计算数学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更直接，他要搞计算数学。
王：那后来的情况如何？
徐：这个事情持续了一个月，我就向学校反映了。当时我是系秘书，照理讲我应该听系主任的。但刚解放时是秘书专政，系主任要听系秘书的话。所以孙光远虽然是系主任，我的老师，但要听我的。我向学校反映后学校的党委书记孙叔平说让我来跟他谈谈，他就找曾先生谈了40分钟。谈完后孙书记一个电话打给我，他说根据我们谈话的情况，我觉得曾先生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你们就听他的话吧。所以1953年数学系成立了函数论教研组，虽然教研组的名字叫函数论，但主要研究方向却是计算数学。
王：也就是说南大搞计算数学的想法从1953年就开始了？
徐：是的。当时曾远荣看准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所以我从1953年就开始读计算方法方面的书，有苏联的，也有英美的，都是曾先生点的让我们读，读起来感觉并不是很难。当时主要抓三个方向，第一个是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法，第二个是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第三个是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教研组除了我以外还有何旭初，他是1946年从中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比我好得多，他计算方法都是自学，而且学得非常好。
王：您当时就是一边教课一边读计算方法方面的书？
徐：是的，但到1956年暑假我就脱产了。这一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科技规划，准备大力发展计算技术。这时学校党委决定派我去苏联进修，向系里咨询学习方向，曾先生坚持我读程序设计。当时我思想不通，因为计算方法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程序设计则要从头开始，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曾先生的建议。我从1956年暑假开始在南大学俄语，学校专门派了3位老师教。到了苏联以后我才觉得曾先生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计算方法国内已经有人在从事研究，而程序设计国内当时一个也没有。所以曾先生不止看准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还看准了程序设计这个方向。
王：那您算是国内最早搞程序设计的人了？
徐：现在来看，我可以说是最早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杨芙清和许孔时。杨芙清也是留学苏联，并且跟我是同一个导师，她是国人在程序自动化方向做出出色研究成果的第一人。许孔时接触程序设计也是很早的，但他是党和行政的领导，所以时间比较紧张，主要是指导董韫美搞。董韫美是吉林大学毕业的，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在程序设计方面做得非常好。
王：在苏联学习计算数学的还有谁？
徐：1957年8月，我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莫斯科，1959年8月回国，在苏联进修学习了两年，导师是苏联的舒拉-布拉（М. П. шypa-Бypa），他是苏联程序设计的鼻祖。当时在莫大学习计算数学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北京大学的杨芙清、吴文达，江苏师范学院的苏煜城，兰州大学的唐珍等。我与杨芙清、唐珍学习程序设计，苏煜城、吴文达主要学习计算方法。
王：那南大何时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教研室？
徐：数学系在1956年以前已经由何旭初开出了计算方法的课程。1956年，函数论教研组又在数学专业内开设了计算方法专门化。在此基础上，数学系在1958年正式创办了计算数学专业，并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教研室。计算数学教研室的主任为何旭初，主要负责计算方法，他是南大计算数学的灵魂人物，可惜去世得太早。我是副主任，主要负责程序设计。曾远荣仍留在函数论教研室，研究泛函分析。1962年，苏煜城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不久调到了南大计算数学教研室，紧接着留德多年的包雪松也来到计算数学教研室，南大计算数学方向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王：南大与北大、吉大差不多同时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是国内最早创办计算数学专业的几个高校之一。
徐：是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个学校。我接触到北大与吉大计算数学方面的人是在1961年在北京召开的高教部通用教材会议上。当时数学有一个核心组，我是五位成员之一，组长是北京大学的段学复，副组长是吉林大学的王湘浩，会议期间我和王先生住在同一个房间。对于计算数学来说通用教材主要是两门，一门是计算方法，另一門是程序设计。北大、吉大、南大、复旦都送了教材，但核心组并不满意。
后来会上做了决定，程序设计由于篇幅不大，决定就由参加会议的三个人在会上写。这三人分别是北大的杨芙清，南大的我，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个年轻助教闻人德泰。我们三个人写好后由杨芙清带回北大后加工，那个时候写教材都不署名，只标注单位。《程序设计》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合编，《计算方法》由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合编。这两本书各个学校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影响还是很大的，而南京大学是两本书编写的主要单位之一，可以表明当时南大计算数学在全国的地位。
王：听了您的讲解，我对中央大学数学系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些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关于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部分内容对开展计算数学在中国发展的研究很有帮助，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
徐家福教授目前是中央大学数学系毕业年龄最大的第二人，他是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主要参与人和国内最早学习程序设计的研究人员之一。为了对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早期发展以及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历史进行研究，经南方科技大学汤涛、何炳生教授介绍与安排，笔者于2016年12月20日到南京采访了徐家福教授，此访谈录即是本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采访人：王涛
受访人：徐家福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20日
访谈地点：南京市徐家福教授家中
一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
王涛（以下简称“王”）：能不能简单介绍下您的学习经历？
徐家福（以下简称“徐”）：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立学校读的。1937年我考取了南京第一中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一中不能开学，我就离开南京到汉口去了。当时给南京一中的学生发了借读证，凭此证可到全国各个中学，只要教室有空余座位，都可以借读。我没有去借读，而是在汉口待了一年，上午念书，下午玩耍。第二年我重新考取了国立东北中学，东北中学供吃供住，还发衣服，老师的学问，做人都很好。但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因为闹学潮，被陈立夫解散。
教育部新成立了国立十八中，所以我高中是在那里的。1944年，我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年级在重庆沙坪坝，三年级四年级回南京，1948年毕业后留在数学系任助教。
王：中央大学在抗战时的情况如何？
徐：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重点抓的高校，虽然抗战条件困难，各方面仍尽量支持中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大的经费超过西南联大三校总和，蒋介石还曾当过18个月的中大校长，因此中大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排名全国第一。抗战时期中大最开始的校长是罗家伦，他31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35岁就到中大当校长，前后任职九年半（1932—1941），校长做得非常好，对中大的发展颇有建树。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就不让他当了。
就在罗家伦不当校长的时候，顾孟余在河内劝说汪精卫不要投敌。顾孟余是清朝首批留德的学生，由于他是汪精卫的四大红人之一，所以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最大给他当一个交通部的部长。但是汪精卫没有听顾孟余的劝告，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一个到南京，一个到重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请顾孟余出任中大校长。
王：顾孟余担任校长情况如何？
徐：顾孟余校长当的时间不长，不到两年（1941—1943），老师学生也很欢迎，他的作风与罗家伦不同，只抓大事，小事不抓。也是因为一件事得罪了蒋介石，他辞去了校长之职。蒋介石有一天在重庆召开大学校长会议，顾孟余没有参加。还没开会时蒋介石就问中大谁来了，结果中大只派了训导长。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点名批评中大，实则就是批评顾孟余。顾孟余中午知道这件事后，拿起电话就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辞。陈布雷当然挽留了，但没有效果。陈布雷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说你再打电话挽留，但顾孟余还是不干。第三次蒋介石亲自打电话，顾孟余仍是不干。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决定亲自出任中大校长。
王：蒋介石在中大当校长时有无特别活动？
徐：蒋介石当校长以后，中大的体制改变了，过去大学是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蒋介石仿照黄埔军校的体系，设教育长，由原湖南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担任。蒋介石不在的时候，由教育长朱经农代拆代行。蒋介石第一次到学校招待七个学院的院长，四荤四素一个汤，没有大吃大喝。他担任中大校长18个月（1943—1944），到中大的次数有限，而教育长朱经农资格虽然老，但学问不行，不受教授欢迎，所以蒋介石找来陈布雷、陈立夫与朱家骅征求意见，三人异口同声说请总裁决定，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还是请顾先生来当吧”。
王：所以又请顾孟余回来当校长了？
徐：从蒋介石的话来看，还是请顾先生当然指的是顾孟余。但陈立夫做了手脚，他把顾孟余换成了自己的红人顾毓琇。顾毓琇虽然是南高毕业的，但在中大不受欢迎，任职一年（1944—1945）便遭到中大师生驱逐，由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任。吴有训到校后，提出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延揽名师，深受好评，然在校的时间不长（1945—1947），1947年“五二零”运动后实际就不再当校长了，因为他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实际上，早在1946年他刚来重庆当中大校长不久，便带头参加“一二五”游行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
王：吳有训就是因为“五二零”运动而被免职了？
徐：是的。“五二零”运动吴有训没有参加，因为蒋介石抓得很紧。1947年5月18日，南京街头贴了布告，说明得不到政府同意的集会游行是非法的，并且对吴有训施压，所以中大在5月19日下午4点钟在大礼堂开会。会上吴有训劝同学们悬崖勒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实际上吴是爱护学生的，但运动第二天仍正常举行，我参加了，不少学生挨打受伤。“五二零”运动后吴有训就出国了，由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代理中大校长。戚寿南这个人医学水平很高，解放以前得肺病是大病，要查肺结核必须通过X光，戚寿南可以不用仪器直接听出来，蒋介石、宋美龄、陈立夫都曾请他看过病。抗战时期中大医学院在成都，戚寿南半个月给当地百姓义诊一次，但是解放后受到了批评，有人说他是御医。
戚寿南短暂代理校长之后由我的老师周鸿经出任中大校长（1948—1949）。当时国民党的形势越来越不利，教育部长朱家骅令周鸿经搬迁学校，他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雇了一些人日夜打造箱子，准备用来装载图书仪器。当时的局势和1937年罗家伦把中大由南京一步到位搬到重庆完全不同，教师学生大都反对。周鸿经没有办法，最后一个人离开了学校，到中央研究院接替萨本栋担任了几个月的总干事。1956年周鸿经到美国去讲学，然而不幸得了癌症，55岁就去世了。 王：那中央大学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南京大学的？
徐：周鸿经走后中大成立了一个维持会，公推了一些教授，我举几个名字，比如后来第一任林垦部的部长，我们学校森林系的教授梁希，他是进步的，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后来出任南大校长的潘淑，他是心理系的教授，也是支持共产党的；此外还有胡小石、楼光来等。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学校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3月再改名为南京大学。
1952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分散为多个学校，原来的工学院变成了南京工学院，农学院变成了南京农学院，林学系与森林系变成了南林大，医学院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航空系独立变成了西工大，不是现在的南航……文、理、法三个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两个学院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南京大学。
二 中央大学数学系概况
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数学系的概况？
徐：中大数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孙光远，他是192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士，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国际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学家之一。回国后孙光远先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授，主要带出了三个学生，第一是陈省身，第二是吴大任，第三就是我的老師施祥林，搞拓扑的。1933年孙光远从清华到中大，当了两年的数学系主任，1935出任理学院院长，前后当了13年半。数学系的主任由胡坤继续，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搞变分法的人，学问好，书也教得好。
王：那中大数学系与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相比如何？
徐：客观来说，中大数学系在抗战以前大概能排到第三的位置，第一是清华，第二是浙大，第三就是我们。中大数学系资格是老的，师资也是不错的，但抗战时期除了周鸿经以外几乎没人搞研究，所以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大数学系就下降了，排不到第三了，可能到第五第六了。因此，西南联大虽然整体上不及中大，但数学系却要比中大强。
王：周鸿经的情况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徐：周鸿经是1927年从东南大学算学系毕业的，学得非常好，毕业后先后在厦门大学和南京中学任教。1929年周鸿经到清华大学任教员，1934年庚款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硕士，硕士毕业答辩的主考是著名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哈代对周鸿经的工作非常赞赏，建议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周鸿经本来已经决定留下来了，这时先后爆发了“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周鸿经报国心切提前回国，受罗家伦聘请担任中大数学系的教授。1941年顾孟余出任校长后周鸿经又被任命为训导长。
由于周鸿经是朱家骅的红人，所以1944年周鸿经又担任了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他虽然身兼数职，但没有放弃做学问，抗战八年，整个中大数学系只有他一个人做研究。我四年级的毕业论文就是他带的，那时他已经是中大校长了，忙得不得了，但带我的论文仍是很负责的，给了我75分。那时75分跟现在是两码事，这个分数是很高的。
王：那中大复员到南京后数学系的实力有无增强？
徐：1946年回到南京，中大数学系的教授一共有孙光远，周鸿经，曾鼎，施祥林，管公度这几个人。原来的系主任胡坤是四川人，因为他夫人有病，所以46年就没有回来，先是在重庆大学数学系当系主任和教授，后来由重大又到了川大，1959年因病去世。因此一直到临解放以前，中大数学系的实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又削弱了。
三 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早期发展
王：解放初期南大数学系的情况如何？
徐：解放初数学系的教授进一步减少了。曾鼎1950年从南大去了天津，在南开当了多年的数学系主任。他是孙光远在清华时的学生，在法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管公度曾留学英国，1949年逃跑了，这件事跟我还有一些关系。管跟我说他要回桂林，因为他的夫人在桂林，然后就从桂林跑到台湾去了。到了台湾后，管公度出任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数学系的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师范大学。所以数学系在50年代初，曾鼎到南开去了，管公度逃跑了，就剩孙光远、施祥林两个教授，实力进一步削弱了。
为此，数学系在这一时期聘请了两个教授，一个是曾远荣，他是中国泛函分析第一人，芝加哥大学1933年的博士。曾远荣这个人学问非常好，但课教不好。曾远荣教课时手里捧着几本洋文书，到教室后在黑板上写几个题目，讲完一个题目后就在书上读几句，英文读得很漂亮，但学生就是听不懂。另一位新来的老师叫孙增光，也是我们的校友，学问虽然不如曾先生，但课教得很好，抗战以前还跟孙光远合作写过一本微积分的书，影响不小。
王：这一时期数学系主要由谁来负责？
徐：胡坤后数学系的主任是施祥林。我在中大数学系读书时施祥林教过我四门课：方程式论、微分几何、射影几何与拓扑学，教得非常好。1951年，施祥林辞去了数学系主任的职务，数学系民选孙光远为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后孙光远仍担任系主任，叶南薰为副主任。叶南薰同时是学校的总务长，他开始不怎么管数学系的事，直到1958年继任数学系的主任。
王：52年院系调整后数学系的实力如何？
徐：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数学系并入南京大学，比如周伯薰就是从金陵大学合并来的，主要做代数。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实力有所增强，并初步形成了几个研究方向。微分方程方向的负责人是徐曼英，下有叶彦谦、王明淑等。徐曼英是南高最后一届，东南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位女老师教书非常好，早在中央大学时期，师生便一致认为徐曼英在六位授微积分课的老师中名列第一。南大数学系几何方向的实力很强，有孙光远、施祥林、黄正中三个教授，其中孙光远负责射影几何，黄正中负责微分几何，施祥林负责拓扑学。
王：施祥林负责的拓扑学发展如何？
徐：施祥林这个人学问非常好，1941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哈佛的拓扑学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解放以后，施祥林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每一次运动都要挨整，什么原因呢？因为1941年他读完博士以后，遇到了珍珠港事件回不来，就留在美国工作了。他曾经在美国人口局工作一年，主要做的是数学工作。但后来有人抓住他这一点，说美国人口局还了得，肯定是特务机关，实际上是冤枉他了。所以施祥林的心情经常不好，否则南大拓扑学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四 计算数学专业的创办
王：南大计算数学是如何缘起的？
徐：除了微分方程、几何学、代数学以及数理逻辑等几个研究方向以外，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可以说是南大数学系50年代的亮点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完成以后，从1953年开始，高教部号召大学要搞科研。搞科研首先需要明确方向，曾远荣是我们国家泛函分析第一人，他在希尔伯特空间有很大贡献，专门有一个算子叫曾算子。因此泛函分析领域的研究由他来抓是最合适不过的，结果曾远荣不肯。他在系里反复强调说泛函分析固然很重要，但计算数学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更直接，他要搞计算数学。
王：那后来的情况如何？
徐：这个事情持续了一个月，我就向学校反映了。当时我是系秘书，照理讲我应该听系主任的。但刚解放时是秘书专政，系主任要听系秘书的话。所以孙光远虽然是系主任，我的老师，但要听我的。我向学校反映后学校的党委书记孙叔平说让我来跟他谈谈，他就找曾先生谈了40分钟。谈完后孙书记一个电话打给我，他说根据我们谈话的情况，我觉得曾先生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你们就听他的话吧。所以1953年数学系成立了函数论教研组，虽然教研组的名字叫函数论，但主要研究方向却是计算数学。
王：也就是说南大搞计算数学的想法从1953年就开始了？
徐：是的。当时曾远荣看准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所以我从1953年就开始读计算方法方面的书，有苏联的，也有英美的，都是曾先生点的让我们读，读起来感觉并不是很难。当时主要抓三个方向，第一个是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法，第二个是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第三个是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教研组除了我以外还有何旭初，他是1946年从中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比我好得多，他计算方法都是自学，而且学得非常好。
王：您当时就是一边教课一边读计算方法方面的书？
徐：是的，但到1956年暑假我就脱产了。这一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科技规划，准备大力发展计算技术。这时学校党委决定派我去苏联进修，向系里咨询学习方向，曾先生坚持我读程序设计。当时我思想不通，因为计算方法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程序设计则要从头开始，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曾先生的建议。我从1956年暑假开始在南大学俄语，学校专门派了3位老师教。到了苏联以后我才觉得曾先生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计算方法国内已经有人在从事研究，而程序设计国内当时一个也没有。所以曾先生不止看准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还看准了程序设计这个方向。
王：那您算是国内最早搞程序设计的人了？
徐：现在来看，我可以说是最早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杨芙清和许孔时。杨芙清也是留学苏联，并且跟我是同一个导师，她是国人在程序自动化方向做出出色研究成果的第一人。许孔时接触程序设计也是很早的，但他是党和行政的领导，所以时间比较紧张，主要是指导董韫美搞。董韫美是吉林大学毕业的，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在程序设计方面做得非常好。
王：在苏联学习计算数学的还有谁？
徐：1957年8月，我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莫斯科，1959年8月回国，在苏联进修学习了两年，导师是苏联的舒拉-布拉（М. П. шypa-Бypa），他是苏联程序设计的鼻祖。当时在莫大学习计算数学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北京大学的杨芙清、吴文达，江苏师范学院的苏煜城，兰州大学的唐珍等。我与杨芙清、唐珍学习程序设计，苏煜城、吴文达主要学习计算方法。
王：那南大何时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教研室？
徐：数学系在1956年以前已经由何旭初开出了计算方法的课程。1956年，函数论教研组又在数学专业内开设了计算方法专门化。在此基础上，数学系在1958年正式创办了计算数学专业，并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教研室。计算数学教研室的主任为何旭初，主要负责计算方法，他是南大计算数学的灵魂人物，可惜去世得太早。我是副主任，主要负责程序设计。曾远荣仍留在函数论教研室，研究泛函分析。1962年，苏煜城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不久调到了南大计算数学教研室，紧接着留德多年的包雪松也来到计算数学教研室，南大计算数学方向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王：南大与北大、吉大差不多同时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是国内最早创办计算数学专业的几个高校之一。
徐：是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个学校。我接触到北大与吉大计算数学方面的人是在1961年在北京召开的高教部通用教材会议上。当时数学有一个核心组，我是五位成员之一，组长是北京大学的段学复，副组长是吉林大学的王湘浩，会议期间我和王先生住在同一个房间。对于计算数学来说通用教材主要是两门，一门是计算方法，另一門是程序设计。北大、吉大、南大、复旦都送了教材，但核心组并不满意。
后来会上做了决定，程序设计由于篇幅不大，决定就由参加会议的三个人在会上写。这三人分别是北大的杨芙清，南大的我，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个年轻助教闻人德泰。我们三个人写好后由杨芙清带回北大后加工，那个时候写教材都不署名，只标注单位。《程序设计》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合编，《计算方法》由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合编。这两本书各个学校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影响还是很大的，而南京大学是两本书编写的主要单位之一，可以表明当时南大计算数学在全国的地位。
王：听了您的讲解，我对中央大学数学系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些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关于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创办的部分内容对开展计算数学在中国发展的研究很有帮助，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