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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微博成为中国网民获取信息和分享倾诉的重要渠道，而其中也有层出不穷的滥用“热搜”传播低俗信息、持续炒作，散布谣言以及违法信息等问题。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我国的网络信息管理相关政策，发现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中，不同主体的理性选择存在利益冲突，行动舞台中信息的获得和政策中的地位不平等，政策实施中存在一定的间接性。因此在行动舞台的设计上，需要兼顾多主体的利益，建构起有利于多方合作管理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公共政策分析 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
微博是当前民众获取信息、交流娱乐的一个重要平台，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在这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热点舆情案件为谣言。此外，传播低俗信息、持续炒作，散布谣言以及违法信息等问题，都会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影响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亟待依法依规予以规范。
针对此类乱象，政府于201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网信办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8年网信办发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微博平台也制定了平台内部的规则，新浪微博于2016年发布《微博社区公约》。这些政策在各个层面上对微博上信息的提供和发布、管理做出规定。
但目前仍然存在着网络谣言和舆论的不良导向，如之前引起社会关注的江歌案、滴滴事件，不少微博中的“大V”误导公众，混淆视听，许多谣言仍以擦边球的形式存在。微博信息管理的相关政策依然有改进的空间。本文通过理性主义制度理论分析该政策在行动舞台中的困境，并提出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取行动的个体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第三，一定制度背景下的个体，会对制度作出理性反应。[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关注制度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制度对行动者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其偏好来实现的。而行动者对制度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行动者基于各自的偏好而对制度做出不同的解读，行动者的集体理性选择，可以推动制度的创新或变迁。[2]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思路来分析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首先确认和分析行动舞台。确认行动者，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偏好;对行动情景进行分析，了解行动情景对行动者的影响。其次分析行动舞台中行动者的行为和理性选择，在行动舞台中找出影响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对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二、信息管理规范政策的行动舞台分析
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的政策舞台中包含行动者和行动情景两组变量，下面将对两组变量进行描述。
1.行动者偏好分析。在这一政策的行动舞台中，行动者及其偏好大概如下：网信办即政策的制定者倾向于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形成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在网络环境下维护公民、国家安全和利益。
对于微博平台而言，一方面，作为企业的盈利性平台，它希望平台内有更大的活跃度，激发使用者的表达活力，为自身带来影响力和盈利;另一方面，平台并不希望单纯为管理和规范平台做出过多的努力，希望减少为规范平台而付出的技术和制度制定方面的成本。
微博平台内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主要为微博平台内的自媒体，包括新闻主体和各类大v。主要信息提供者偏好一般表现为：希望所提供的信息和内容能获取注意力，提高自身影响力或获得盈利。
2.行动情境分析。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可以由“参与者集合”“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参与者可得到的关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三个方面来描述行动情境。[3]接下来则对行动情境中的“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和“参与者可得到的关于行动情景结构的信息”进行补充分析。
在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中，政府、平台和信息提供者三者的控制层次逐级下降。关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同样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政府拥有情境内的全部信息，平台次之，信息提供者是完全的接受者。
在行动舞台中，每个行动者的偏好不同决定了行动的出发点和选择不同，因此他们对于行动舞台会给予不同的影响。而又因为在情境中，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和所处于的控制层次不同，他们对于行动舞台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他们会各自做出最大程度有利于自身的抉择。
在实施方式上，政府必须与微博平台合作，借助平台的力量间接管理微博中的信息。如《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就规定了微博平台在用户注册、互动、审核上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制定规则和完善技术来对微博内的传播进行管理。
三、行动者在行动舞台中的理性选择冲突及政策困境
在行动舞台中，行动者理性选择出发点不同：
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制定和落实各项有利于维护网络秩序和保护公民权益的政策。因此政府会对微博平台与信息提供者提出要求。同时根据实施效果不断调整方向和力度。
信息提供者会尽可能创作能实现有效传播和增大自己影响力的资源。只有在信息的洪流中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才能为其自身创造价值，或者获得营收。此时，信息提供者可能会通过创作优质内容来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也可能选择制造薄点来博取眼球。
微博平台的理性选择是遵守法律和执行政策，对平台内的用户行为进行监管。而在此基础上，平台会尽可能地发掘影响力大的用户来为自己增加收益。此时平台需要权衡维护严格平台规则和维护部分“博眼球”式的大影响力用户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可能产生了严格执行政策和实现高盈利的矛盾。
从三者的理性选择来看，三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微博平台和主要信息提供者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的矛盾让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实施起来存在一定困难。从行动舞台的分析中可知，政府作为控制层次最高，信息最全面的一方，始终在以政策约束微博平台和信息发布者追求最大的利益。 因此，政策的有效性在行动舞台中受到几个方面的制约：一，行动者利益的冲突，带来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阻力。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多主体合作降低了政策的效率和监督力度。
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建议
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政策应该为守法行为提供一种制度的保障和激励。[4]因此从政策行动舞台的设计和完善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政策的改进：① 从改善利益冲突的角度，一是完善对平台的引导举措，将规范政策和引导政策相结合，引导平台去发掘优质内容，从而在平台内营造内容为王而非以不良信息博人眼球的氛围，推动各个信息发布主体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高盈利，实现平台和信息发布主体的理性选择的实现。二是制定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明确违规违法行为的边界，并坚守网络秩序的底线，厘清边界的基础上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治，加大违规成本。② 针对政策主体间互动的特性，政府应该努力营造与其他两个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与平台间的合作。在该政策中，政府政策主要起到对平台的要求和规范作用，对信息提供者的在政策执行边缘的监督作用以及违法行为的惩罚作用。可以设计保障性和激励性的制度对这一合作给予保障。
【注 释】
[1] 孔德琳.我国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研究与分析——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视角[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07）：1-4.
[2] 孙丽芝，刘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回望——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2013（06）：92-95.
[3] 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6-81.
[4] 吕柔子，侯晓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J].亚太教育，2016（22）：282-283.
【参考文献】
[1] 孔德琳.我国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研究与分析——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视角[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07）：1-4.
[2] 孙丽芝，刘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回望——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2013（06）：92-95.
[3] 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6-81.
[4] 吕柔子，侯晓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J].亚太教育，2016（22）：282-283.
[5] 施从美，黄刚.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建构——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18（03）：81-88.
[6] 闫晓丽.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思考[J].网络空间安全，2018，9（06）：45-49.
[7] 郝亚可. 微博谣言的传播与治理研究[D].郑州大学，2017.
作者简介：陈绮曼（出生年份1997—），性别 女，民族汉族籍贯 广东广州，職务/职称 无，学历 本科，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公共政策分析 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
微博是当前民众获取信息、交流娱乐的一个重要平台，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在这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热点舆情案件为谣言。此外，传播低俗信息、持续炒作，散布谣言以及违法信息等问题，都会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影响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亟待依法依规予以规范。
针对此类乱象，政府于201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网信办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8年网信办发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微博平台也制定了平台内部的规则，新浪微博于2016年发布《微博社区公约》。这些政策在各个层面上对微博上信息的提供和发布、管理做出规定。
但目前仍然存在着网络谣言和舆论的不良导向，如之前引起社会关注的江歌案、滴滴事件，不少微博中的“大V”误导公众，混淆视听，许多谣言仍以擦边球的形式存在。微博信息管理的相关政策依然有改进的空间。本文通过理性主义制度理论分析该政策在行动舞台中的困境，并提出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取行动的个体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第三，一定制度背景下的个体，会对制度作出理性反应。[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关注制度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制度对行动者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其偏好来实现的。而行动者对制度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行动者基于各自的偏好而对制度做出不同的解读，行动者的集体理性选择，可以推动制度的创新或变迁。[2]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思路来分析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首先确认和分析行动舞台。确认行动者，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偏好;对行动情景进行分析，了解行动情景对行动者的影响。其次分析行动舞台中行动者的行为和理性选择，在行动舞台中找出影响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对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二、信息管理规范政策的行动舞台分析
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的政策舞台中包含行动者和行动情景两组变量，下面将对两组变量进行描述。
1.行动者偏好分析。在这一政策的行动舞台中，行动者及其偏好大概如下：网信办即政策的制定者倾向于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形成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在网络环境下维护公民、国家安全和利益。
对于微博平台而言，一方面，作为企业的盈利性平台，它希望平台内有更大的活跃度，激发使用者的表达活力，为自身带来影响力和盈利;另一方面，平台并不希望单纯为管理和规范平台做出过多的努力，希望减少为规范平台而付出的技术和制度制定方面的成本。
微博平台内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主要为微博平台内的自媒体，包括新闻主体和各类大v。主要信息提供者偏好一般表现为：希望所提供的信息和内容能获取注意力，提高自身影响力或获得盈利。
2.行动情境分析。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可以由“参与者集合”“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参与者可得到的关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三个方面来描述行动情境。[3]接下来则对行动情境中的“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和“参与者可得到的关于行动情景结构的信息”进行补充分析。
在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中，政府、平台和信息提供者三者的控制层次逐级下降。关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同样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政府拥有情境内的全部信息，平台次之，信息提供者是完全的接受者。
在行动舞台中，每个行动者的偏好不同决定了行动的出发点和选择不同，因此他们对于行动舞台会给予不同的影响。而又因为在情境中，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和所处于的控制层次不同，他们对于行动舞台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他们会各自做出最大程度有利于自身的抉择。
在实施方式上，政府必须与微博平台合作，借助平台的力量间接管理微博中的信息。如《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就规定了微博平台在用户注册、互动、审核上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制定规则和完善技术来对微博内的传播进行管理。
三、行动者在行动舞台中的理性选择冲突及政策困境
在行动舞台中，行动者理性选择出发点不同：
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制定和落实各项有利于维护网络秩序和保护公民权益的政策。因此政府会对微博平台与信息提供者提出要求。同时根据实施效果不断调整方向和力度。
信息提供者会尽可能创作能实现有效传播和增大自己影响力的资源。只有在信息的洪流中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才能为其自身创造价值，或者获得营收。此时，信息提供者可能会通过创作优质内容来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也可能选择制造薄点来博取眼球。
微博平台的理性选择是遵守法律和执行政策，对平台内的用户行为进行监管。而在此基础上，平台会尽可能地发掘影响力大的用户来为自己增加收益。此时平台需要权衡维护严格平台规则和维护部分“博眼球”式的大影响力用户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可能产生了严格执行政策和实现高盈利的矛盾。
从三者的理性选择来看，三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微博平台和主要信息提供者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的矛盾让微博信息管理规范政策实施起来存在一定困难。从行动舞台的分析中可知，政府作为控制层次最高，信息最全面的一方，始终在以政策约束微博平台和信息发布者追求最大的利益。 因此，政策的有效性在行动舞台中受到几个方面的制约：一，行动者利益的冲突，带来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阻力。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多主体合作降低了政策的效率和监督力度。
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建议
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政策应该为守法行为提供一种制度的保障和激励。[4]因此从政策行动舞台的设计和完善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政策的改进：① 从改善利益冲突的角度，一是完善对平台的引导举措，将规范政策和引导政策相结合，引导平台去发掘优质内容，从而在平台内营造内容为王而非以不良信息博人眼球的氛围，推动各个信息发布主体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高盈利，实现平台和信息发布主体的理性选择的实现。二是制定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明确违规违法行为的边界，并坚守网络秩序的底线，厘清边界的基础上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治，加大违规成本。② 针对政策主体间互动的特性，政府应该努力营造与其他两个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与平台间的合作。在该政策中，政府政策主要起到对平台的要求和规范作用，对信息提供者的在政策执行边缘的监督作用以及违法行为的惩罚作用。可以设计保障性和激励性的制度对这一合作给予保障。
【注 释】
[1] 孔德琳.我国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研究与分析——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视角[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07）：1-4.
[2] 孙丽芝，刘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回望——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2013（06）：92-95.
[3] 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6-81.
[4] 吕柔子，侯晓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J].亚太教育，2016（22）：282-283.
【参考文献】
[1] 孔德琳.我国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研究与分析——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视角[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07）：1-4.
[2] 孙丽芝，刘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回望——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2013（06）：92-95.
[3] 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6-81.
[4] 吕柔子，侯晓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J].亚太教育，2016（22）：282-283.
[5] 施从美，黄刚.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建构——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18（03）：81-88.
[6] 闫晓丽.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思考[J].网络空间安全，2018，9（06）：45-49.
[7] 郝亚可. 微博谣言的传播与治理研究[D].郑州大学，2017.
作者简介：陈绮曼（出生年份1997—），性别 女，民族汉族籍贯 广东广州，職务/职称 无，学历 本科，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