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教育部门对培养对象的理想寄托。教材中所设置的必修、选修模块条分缕析，理念领先，虽然内容注重经典，尚有不少传统老面孔，但谁也不能否定其作为文学文化的典范作用。尽管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不便不实之处，但其工具性、人文性依然不可忽略。
　　教材好比是土地，高考就是收成。现如今种地的老师和收购农产品的命题专家几乎没有联系，教材的思想理念便成了空中楼阁。
　　因为一线的教师，背负的不仅是教材的使命，更重要的更现实的是升学率的重任。因此，教材的初衷和它的现实往往不能重合，这样高中甚至于整个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都弥漫着浓重的应试之风。之前，美好预期，便化为乌有，乃属正常。
　　如何让高考与教材联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高贵的、孤傲的专家，从高高的命题组走下来，让我们的辛勤的教材编写专家能够有机会在这块属于某些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里表露一下自己的心声。或许语文教学领域的指挥棒就不会成为我们广大语文教师的魔咒。
　　其次，考察的内容不必拘泥于蜻蜓点水般的“意思意思”，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考察编写教材的意图是否落实到位，课文就是范本，范本不拒绝熟透。可惜命题组的教授们最忌讳别人猜到他的题，这样就不能显现他的高明。所以，剑走偏锋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们的高考完全可以借鉴台湾高考，他们的客观题题量、文化知识的涵盖面都比我们大得多，而这样的考题并不是靠题海战术就可以捉摸得到的。其高效的语文能力必须建立在从小学到高中一以贯之的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而不像我们很多的学生甚至是老师只是急功近利的阅读，考什么读什么，不考的就尽量“不耽搁时间”。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无论是政界还是娱乐界，台湾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息总体上都要比我们深厚浓厚，这一切大概可以归功于其高考“指挥棒”的导向。反之，我们的语文素质、文化素质连年下滑又归“功”于谁呢？
　　再次，题型应紧随教材变脸，只要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教材的立足点），又何妨高考变幻多样的形式呢！更何况文无定法，考活可能学活，才能活学。固定的题型其实是禁锢师生想象力的枷锁。高考考之，应考练之，愈考愈练，愈练愈剧，题海战术由此而生。试想，当固定的模式被打破，还会有成千上万的标准套卷吗？还会有诗歌鉴赏的答题模式、现代文的答题模式吗？恐怕我们老师只有万丈高楼平地起了，这时“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才能落到实处，阅读也就不会只流于形式，学生的语文内功也就会慢慢练成。
　　当然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解决。阅卷的环节就是其中一个，如今年江西阅卷过程中，现代文阅读的阅卷标准一样，就让人感到费解。且不说我们教学生所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此死守标准答案，恐怕也是应试教育悲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