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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从格雷马斯（A.J.Greimas）符号矩阵理论角度分析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中由现实到精神的双重叙述结构， 分析故事中聂致远和蒙天舒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 以及被聂致远视为精神象征的“曹雪芹”和几欲将聂致远逼入绝境的妻子赵平平等人物构成的矛盾统一的意义空间，从而多角度的解读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活着之上》 符号矩阵 二元对立 精神价值
阎真的“知识分子叙事”一直以来以深刻著称。“路遥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小说《活着之上》）语言朴实，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叙事富有张力，以绝对的真实书写中国大学精神全面崩塌的事实，展现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1]。最终这部作品以多数票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
一.《活着之上》中的符号矩阵模式
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命题与反命题，将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矩阵模式即 “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还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2]。它的具体模式如下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在《语言的牢笼》中表示：“格雷马斯这一机制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把任何表面上看来是固定的、独立的概念结合到双项对立中去，这种双项对立是这个概念在结构上就决定了的，也是它本身能够有意义和被理解的基础”[3]。因此，在符号矩阵中，X与反X的二元对立是叙事作品产生意义的基础结构，由于二元对立，“我们感觉到差异， 正是由于这种感觉， 世界才呈现在我们面前， 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4]。在故事的进行中，又引进了新的因素：非X与非反X，当这些因素充分展开，故事也就完成了。小说《活着之上》中的意义空间便是由四个主要语义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架构起来的。
《活着之上》中的男主人公聂致远深陷在“坚守良知”和“功利主义”的漩涡中，怀揣着先师圣人的坚贞义节踽踽独行，是符号矩阵中的X；小说中另外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形象——蒙天舒，即符号矩阵中的反X；“曹雪芹”作为聂致远倾注了全部热情的精神象征，为非反X；赵平平则处在非X的位置。这样《活着之上》中的人物关系呈现在符号矩阵中就如下图：
在符号矩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聂致远和蒙天舒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基本矛盾，以“曹雪芹”为代表的“精神良知”是小说要讨论的核心矛盾，赵平平则是激化矛盾的存在。以中轴线为界，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分属于两边，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聂致远和曹雪芹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蒙天舒和赵平平的行事方式虽有不同，但是两个人对“精神良知”的看法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同属一侧。《活着之上》中对现实深刻的批判力量便是从左右双方的对立关系和其内部的矛盾统一中彰显出来的。
二.符号矩阵模式中的人物对立关系分析
（一）理想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自市场规则涌入高校后，传统文人型知识分子的生存变得举步维艰：一方面功利主义游走在高校里的每一处关节；另一方面来源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良知与高洁使得他们与“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活着之上》中的男主人公聂致远便是这类知识分子中的典型，所以聂致远和蒙天舒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人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博弈。聂致远本科毕业于麓城师范大学，于本校继续读研究生，然后考到京华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又回到麓城师范大学进行明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如此看来，聂致远的人生经历似乎是平淡而美好，然而由于他 “不肯谙世事”的执拗和毫无背景可言的身份，使得他在考研究生、考博士、找工作、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等一系列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九死一生。在本应以“能力突出者优先”为准则的公平竞争中，聂致远的胸有成竹到最后终究还是输给了善于利用各种人脉资源的人。这一切使聂致远身心俱疲，并且时常陷入精神的痛苦与茫然之中。
蒙天舒是一个与聂志远从行为准则到道德观念都形成绝对对立面的小说人物。蒙天舒坚信“屁股中心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在公平与正义的狭缝中操纵游走，一次又一次名利双收。他利用聂致远的善良，在读博期间一次又一次地换导师，凭借导师的关系成功留校，打通评委关系评上“优秀博士生”，把“功夫在诗外”的信条践行到底。在聂致远四处碰壁、准备回麓城师范大学任教的时候，身为老同学的蒙天舒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倒利用职务之便占尽聂致远的便宜。然而这一切使得他在扭曲的高校生存法则里如鱼得水，畅游无阻，与聂致远的九死一生形成了鲜明又心酸的对比。
（二）精神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在小说里，除了蒙天舒以外，更让聂致远头疼且无法回避的痛苦便是他的妻子赵平平。聂致远与赵平平之间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矛盾，而是关于精神至上还是物质至上的信念之间的对立。赵平平本科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却因没有编制而饱受挤压，每次参加招聘考试都名列前茅但依然被关系户挤掉，就连想要送礼都苦于找不到关系，所以她把人生和前途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聂致远身上，她埋怨聂致远不肯放低姿态送礼走人情，埋怨他挣得钱少让她节衣缩食，甚至在生了孩子之后，赵平平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她虽然对聂致远诸多指责，却在聂致远需要钱来出版论文的时候毫不含糊地掏出多年积蓄；她可以自己吃苦受累，却在孩子出生后，从衣食住行到入学择校都舍不得孩子受一丝委屈；她也曾在年少时为了钱财做过不堪的情妇，最后迷途知返。事实上，赵平平就是一个普通小市民，在她的身上集結了小女人的勤俭善良和市侩世俗。她代表着千千万万的物质主义者，并不坏，也并不崇高，只想在这个庸碌繁忙的社会里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她的身上没有抗争性，作为“操作主义”的受害者，她更多的是对世俗规则的认同与服从。小说里的聂致远形容她：“她的心就那么宽，视野也就那么宽，能把鼻子前那点东西看清楚就不错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一览众山小”[5]。所以心怀抱负的聂致远在这个小女人世俗的眼光里便成了食古不化的老顽固。 聂致远天天面对自己妻子的唠叨埋怨，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远远比蒙天舒升官发财带来的心灵撞击更为刻魂噬骨，而家中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又让他无处可逃，便只能将精神依托于往圣先贤，以求得片刻安宁。他崇敬风华襟抱的曹雪芹，将其视为精神导师，“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贫窘，不得不令人对天道的公正怀有极深的怀疑；可是他又生活的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6]。聂致远隔着浩瀚的时空找到了可以相互神交的知己，与其说他对曹雪芹身世同情并尊敬，不如说他从曹雪芹的境遇中看到了对自身的观照与期许。然而现实的无力感与精神的崇高追求之间的摩擦却愈发激烈。他也曾试图用圣贤的理想目标去改变赵平平，却常常被赵平平罗列出来的现实问题诘问得哑口无言，因而陷入更深的迷茫。“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7]。
三.对立关系透视下的精神困境
通过上述分析，《活着之上》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可以抽象为如下的符号矩阵图：
通过上述的符号矩阵图，可以清楚地发现《活着之上》不只是表面上简单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之间的碰撞，其根源是人物内心深层次的良知和反良知的二元对立，再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发现，聂致远作为知识分子由于现实中的生存规则与精神上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从而面临“生存还是良知”的精神困境。
首先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之间的对立。作品中的聂致远、蒙天舒和赵平平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放诸真实的社会语境中，他们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信奉多元化价值观的人群。在小说中，信奉功利主义的不仅仅是蒙天舒，还有童校长、金书记、冯教授等等，他们紧抱成一个利益集团，在高校里横行无忌，把握着话语权，把所有资源都纳入囊中。“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的危害更大”[8]。在这些横亘在大学中的利益集团的世界观里，法律是最后的底线，道德上的良知早已无法形成任何束缚。他们坚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并利用到手的钱权垄断更多的资源，一步一步地侵吞着“聂致远们”的生存空间。而信奉物质主义的人更是时时刻刻围绕在聂致远身边，抛却赵平平这一枕边人不说，还有那个嫌弃聂致远无钱无房而百般刁难的岳母大人，甚至还有一直想弄明白“到底是副教授大，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的聂志远的父母。相比之下，聂致远的理想主义阵营就显得可怜可叹了。许纪霖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心灵秩序的危机”：“心灵秩序的危机就是指思想危机和精神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到了晚清以后中国人出现某种精神的迷失，儒家所提供的那套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整个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这就面临着重新寻找自身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特别是终极价值失落的问题，这也是现代中国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9]。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资本裹挟着多样化的文化涌入国门，人们在“终极信仰”失落的同时又面临着不同价值选择的诱惑。所以，聂致远对于理想和精神的坚守让他在俗世中仿佛空谷幽兰，虽有缕缕馨香，却也难以逾越价值观的鸿沟，去改变功利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对于个人利益的汲汲之态。
其次是良知和反良知的二元对立，同时也代表着“道德”与“钱权”这两种不同的“终极价值”的对立，诸多价值观的选择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二者之上。作者试图将解决这重重对立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个体的良知坚守与道德教化上，“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平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人总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10]。所以作者笔下的聂致远对于个体良知的坚守从一而终，并且在小说的最后得偿所愿，评上职称。但是这圆满的结局并不是因为聂致远学术能力的突出而得来的，而是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才让聂致远最后渔翁得利。这件事也恰恰戏剧性地证明了玩弄权术者的地位，“钱和权，是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他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的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11]。良知作为一种微薄的精神力量在资本面前节节败退，又如何去平衡甚至重塑一个全新的“中庸之道”呢？在市场规则控制下的社会环境里，聂致远连齐家都做不到，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传统文人的精神理想也只能让他退守到独善其身了。
最后，聂致远作为知识分子由于现实中的生存规则与精神上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从而面临“是为了生存还是坚守良知”的精神困境。从小说《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阎真想要表达的这种精神困境没有改变，而是将视角从官场挪到了高校。知识分子们最后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家园也开始慢慢变质，这恐怕也是作者再次执笔书写相似题材作品的原因了。选择了“反良知”的人名利双收，选择了“良知”的人步履维艰，诚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良知应当建立在活着之上，可是良知与道德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想要获得好生活、获得上升渠道的阻碍。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困境，更是一个时代应当反思的精神困境。“聂致远们”身上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现状，或许可以让我们从这本小说中预见到中国文化环境乃至中国社会环境的悲剧性未来，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上生存，是随波逐流，还是困窘一生？知识分子尚且脱离不了此种精神困境，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如此疑惑的时候又该如何抉择？世俗化、扭曲化的价值天平不断向资本倾斜，以“良知”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已经无力平衡多元化的价值观，无法满足面临着诸多诱惑与选择的当代人。诚然，小说《活着之上》用“良知”为当代社会环境唱了一曲“招魂”悲歌，然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应当如何打破不平等的生存潜规则，树立起一个真正适应当下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系，去平衡道德与资本的天平，从而重塑一个良知与钱权并行不悖的世界。
注释：
[1]萧夏林. 《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J]. 文艺争鸣，2015，（05）：114-121.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3.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37-138.
[4]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88.
[5]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02.
[6]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8.
[7]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30.
[8]钱理群.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N].中国青年报，2012-5-3.
[9]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
[10]阎真.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N]. 文艺报，2015-03-13（002）.
[11]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23-224.
关键词：《活着之上》 符号矩阵 二元对立 精神价值
阎真的“知识分子叙事”一直以来以深刻著称。“路遥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小说《活着之上》）语言朴实，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叙事富有张力，以绝对的真实书写中国大学精神全面崩塌的事实，展现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1]。最终这部作品以多数票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
一.《活着之上》中的符号矩阵模式
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命题与反命题，将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矩阵模式即 “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还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2]。它的具体模式如下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在《语言的牢笼》中表示：“格雷马斯这一机制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把任何表面上看来是固定的、独立的概念结合到双项对立中去，这种双项对立是这个概念在结构上就决定了的，也是它本身能够有意义和被理解的基础”[3]。因此，在符号矩阵中，X与反X的二元对立是叙事作品产生意义的基础结构，由于二元对立，“我们感觉到差异， 正是由于这种感觉， 世界才呈现在我们面前， 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4]。在故事的进行中，又引进了新的因素：非X与非反X，当这些因素充分展开，故事也就完成了。小说《活着之上》中的意义空间便是由四个主要语义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架构起来的。
《活着之上》中的男主人公聂致远深陷在“坚守良知”和“功利主义”的漩涡中，怀揣着先师圣人的坚贞义节踽踽独行，是符号矩阵中的X；小说中另外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形象——蒙天舒，即符号矩阵中的反X；“曹雪芹”作为聂致远倾注了全部热情的精神象征，为非反X；赵平平则处在非X的位置。这样《活着之上》中的人物关系呈现在符号矩阵中就如下图：
在符号矩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聂致远和蒙天舒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基本矛盾，以“曹雪芹”为代表的“精神良知”是小说要讨论的核心矛盾，赵平平则是激化矛盾的存在。以中轴线为界，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分属于两边，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聂致远和曹雪芹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蒙天舒和赵平平的行事方式虽有不同，但是两个人对“精神良知”的看法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同属一侧。《活着之上》中对现实深刻的批判力量便是从左右双方的对立关系和其内部的矛盾统一中彰显出来的。
二.符号矩阵模式中的人物对立关系分析
（一）理想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自市场规则涌入高校后，传统文人型知识分子的生存变得举步维艰：一方面功利主义游走在高校里的每一处关节；另一方面来源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良知与高洁使得他们与“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活着之上》中的男主人公聂致远便是这类知识分子中的典型，所以聂致远和蒙天舒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人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博弈。聂致远本科毕业于麓城师范大学，于本校继续读研究生，然后考到京华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又回到麓城师范大学进行明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如此看来，聂致远的人生经历似乎是平淡而美好，然而由于他 “不肯谙世事”的执拗和毫无背景可言的身份，使得他在考研究生、考博士、找工作、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等一系列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九死一生。在本应以“能力突出者优先”为准则的公平竞争中，聂致远的胸有成竹到最后终究还是输给了善于利用各种人脉资源的人。这一切使聂致远身心俱疲，并且时常陷入精神的痛苦与茫然之中。
蒙天舒是一个与聂志远从行为准则到道德观念都形成绝对对立面的小说人物。蒙天舒坚信“屁股中心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在公平与正义的狭缝中操纵游走，一次又一次名利双收。他利用聂致远的善良，在读博期间一次又一次地换导师，凭借导师的关系成功留校，打通评委关系评上“优秀博士生”，把“功夫在诗外”的信条践行到底。在聂致远四处碰壁、准备回麓城师范大学任教的时候，身为老同学的蒙天舒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倒利用职务之便占尽聂致远的便宜。然而这一切使得他在扭曲的高校生存法则里如鱼得水，畅游无阻，与聂致远的九死一生形成了鲜明又心酸的对比。
（二）精神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在小说里，除了蒙天舒以外，更让聂致远头疼且无法回避的痛苦便是他的妻子赵平平。聂致远与赵平平之间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矛盾，而是关于精神至上还是物质至上的信念之间的对立。赵平平本科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却因没有编制而饱受挤压，每次参加招聘考试都名列前茅但依然被关系户挤掉，就连想要送礼都苦于找不到关系，所以她把人生和前途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聂致远身上，她埋怨聂致远不肯放低姿态送礼走人情，埋怨他挣得钱少让她节衣缩食，甚至在生了孩子之后，赵平平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她虽然对聂致远诸多指责，却在聂致远需要钱来出版论文的时候毫不含糊地掏出多年积蓄；她可以自己吃苦受累，却在孩子出生后，从衣食住行到入学择校都舍不得孩子受一丝委屈；她也曾在年少时为了钱财做过不堪的情妇，最后迷途知返。事实上，赵平平就是一个普通小市民，在她的身上集結了小女人的勤俭善良和市侩世俗。她代表着千千万万的物质主义者，并不坏，也并不崇高，只想在这个庸碌繁忙的社会里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她的身上没有抗争性，作为“操作主义”的受害者，她更多的是对世俗规则的认同与服从。小说里的聂致远形容她：“她的心就那么宽，视野也就那么宽，能把鼻子前那点东西看清楚就不错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一览众山小”[5]。所以心怀抱负的聂致远在这个小女人世俗的眼光里便成了食古不化的老顽固。 聂致远天天面对自己妻子的唠叨埋怨，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远远比蒙天舒升官发财带来的心灵撞击更为刻魂噬骨，而家中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又让他无处可逃，便只能将精神依托于往圣先贤，以求得片刻安宁。他崇敬风华襟抱的曹雪芹，将其视为精神导师，“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贫窘，不得不令人对天道的公正怀有极深的怀疑；可是他又生活的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6]。聂致远隔着浩瀚的时空找到了可以相互神交的知己，与其说他对曹雪芹身世同情并尊敬，不如说他从曹雪芹的境遇中看到了对自身的观照与期许。然而现实的无力感与精神的崇高追求之间的摩擦却愈发激烈。他也曾试图用圣贤的理想目标去改变赵平平，却常常被赵平平罗列出来的现实问题诘问得哑口无言，因而陷入更深的迷茫。“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7]。
三.对立关系透视下的精神困境
通过上述分析，《活着之上》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可以抽象为如下的符号矩阵图：
通过上述的符号矩阵图，可以清楚地发现《活着之上》不只是表面上简单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之间的碰撞，其根源是人物内心深层次的良知和反良知的二元对立，再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发现，聂致远作为知识分子由于现实中的生存规则与精神上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从而面临“生存还是良知”的精神困境。
首先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之间的对立。作品中的聂致远、蒙天舒和赵平平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放诸真实的社会语境中，他们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信奉多元化价值观的人群。在小说中，信奉功利主义的不仅仅是蒙天舒，还有童校长、金书记、冯教授等等，他们紧抱成一个利益集团，在高校里横行无忌，把握着话语权，把所有资源都纳入囊中。“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的危害更大”[8]。在这些横亘在大学中的利益集团的世界观里，法律是最后的底线，道德上的良知早已无法形成任何束缚。他们坚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并利用到手的钱权垄断更多的资源，一步一步地侵吞着“聂致远们”的生存空间。而信奉物质主义的人更是时时刻刻围绕在聂致远身边，抛却赵平平这一枕边人不说，还有那个嫌弃聂致远无钱无房而百般刁难的岳母大人，甚至还有一直想弄明白“到底是副教授大，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的聂志远的父母。相比之下，聂致远的理想主义阵营就显得可怜可叹了。许纪霖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心灵秩序的危机”：“心灵秩序的危机就是指思想危机和精神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到了晚清以后中国人出现某种精神的迷失，儒家所提供的那套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整个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这就面临着重新寻找自身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特别是终极价值失落的问题，这也是现代中国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9]。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资本裹挟着多样化的文化涌入国门，人们在“终极信仰”失落的同时又面临着不同价值选择的诱惑。所以，聂致远对于理想和精神的坚守让他在俗世中仿佛空谷幽兰，虽有缕缕馨香，却也难以逾越价值观的鸿沟，去改变功利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对于个人利益的汲汲之态。
其次是良知和反良知的二元对立，同时也代表着“道德”与“钱权”这两种不同的“终极价值”的对立，诸多价值观的选择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二者之上。作者试图将解决这重重对立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个体的良知坚守与道德教化上，“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平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人总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10]。所以作者笔下的聂致远对于个体良知的坚守从一而终，并且在小说的最后得偿所愿，评上职称。但是这圆满的结局并不是因为聂致远学术能力的突出而得来的，而是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才让聂致远最后渔翁得利。这件事也恰恰戏剧性地证明了玩弄权术者的地位，“钱和权，是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他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的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11]。良知作为一种微薄的精神力量在资本面前节节败退，又如何去平衡甚至重塑一个全新的“中庸之道”呢？在市场规则控制下的社会环境里，聂致远连齐家都做不到，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传统文人的精神理想也只能让他退守到独善其身了。
最后，聂致远作为知识分子由于现实中的生存规则与精神上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从而面临“是为了生存还是坚守良知”的精神困境。从小说《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阎真想要表达的这种精神困境没有改变，而是将视角从官场挪到了高校。知识分子们最后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家园也开始慢慢变质，这恐怕也是作者再次执笔书写相似题材作品的原因了。选择了“反良知”的人名利双收，选择了“良知”的人步履维艰，诚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良知应当建立在活着之上，可是良知与道德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想要获得好生活、获得上升渠道的阻碍。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困境，更是一个时代应当反思的精神困境。“聂致远们”身上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现状，或许可以让我们从这本小说中预见到中国文化环境乃至中国社会环境的悲剧性未来，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上生存，是随波逐流，还是困窘一生？知识分子尚且脱离不了此种精神困境，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如此疑惑的时候又该如何抉择？世俗化、扭曲化的价值天平不断向资本倾斜，以“良知”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已经无力平衡多元化的价值观，无法满足面临着诸多诱惑与选择的当代人。诚然，小说《活着之上》用“良知”为当代社会环境唱了一曲“招魂”悲歌，然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应当如何打破不平等的生存潜规则，树立起一个真正适应当下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系，去平衡道德与资本的天平，从而重塑一个良知与钱权并行不悖的世界。
注释：
[1]萧夏林. 《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J]. 文艺争鸣，2015，（05）：114-121.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3.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37-138.
[4]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88.
[5]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02.
[6]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8.
[7]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30.
[8]钱理群.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N].中国青年报，2012-5-3.
[9]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
[10]阎真.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N]. 文艺报，2015-03-13（002）.
[11]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