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延安城管在街头上演空降式压顶、跳跃式砸头等触目惊心的“功夫”之后，“临时工”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中国，“临时工”已成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从“发飙女警”到“央视大火押运员”，从“武汉硚口临时工城管打死大学生”到“中华脊梁奖临时工伪造文件”…… 他们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在现实中却处处显身。他们是犯事儿的，也是扛事儿的；是干活的，也是顶包的；他们在执法中充当施暴者，也是双轨制用工的受害者。
　　公权力部门“临时工”的出现，源于其权力过于繁杂，而编制管理限制了执法队伍的扩张。“临时工”（其实是编外人员）成了治理者“可放可收”的工具。这种看似方便的管理模式，却容易让单位掉入难以自证的两难：如果真是临时工，执法部门聘用他们本身就违反《劳动合同法》。如果属有合同的编外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当属职务行为，作为单位，责任同样无法推脱。
　　而由此引发的副作用远不止于此，这种将公权力外包的做法表面上可解一时之急，却容易诱发更大治理困境。在现代法制社会，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就是行政职责，既不能擅自放弃，也不能任意转让。“临时工”执法，不但助长了相关单位的懒惰作风和侥幸心理，更严重侵蚀公权力部门的公信力。而公信力才是公权力部门的核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