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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利润最终不可能增长，除非工资也出现相应程度的增加。
未来几年，在最好情况下只有一种新常态经济，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会出现一次全球性衰退。
如果全球的决策者可以关注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财务解决方案，就可能出现新常态式的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
作为一位已经67岁的老人，无论我平时做多少仰卧起坐，腹部的那六块肌肉都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腹部周围也都没有一块肌肉，这也许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经常喝啤酒的缘故。
当腹部开始神奇般地出现赘肉时，一般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即使是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的“健美先生”都不能幸免，五年前我曾经在夏威夷看到他穿着游泳衣，趴着时四肢上的肌肉已经显得非常松弛，一点儿都不像我以前在电影屏幕上所看到的样子。实际上，在我能够回忆得起的人中，只有杰克·拉兰（已经过世）能够避免在五十多岁时出现肌肉松弛。而且，他是通过用自己的牙齿将驳船从恶魔岛拉到旧金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即使杰克·拉兰在80多岁时仍然坚持这么高强度的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型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此外，他所推荐的全部蔬菜汁都不合我的胃口，而且我不能想象自己能够像他在电视上那样面带微笑地喝下这些蔬菜汁。我想我更倾向于在进行结肠镜检查之前所必需服用的泻药。苏从未提及过我的啤酒肚，这是她爱我的一种表现，但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偶尔看到。我会努力做一些瘦身运动，比如穿上紧身的高尔夫T恤，但是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此时，游泳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方法是将腰部的肌肉拉伸到肚脐之上，这样做会更不雅观。然而，我从来不会让苏看到我的背部，我也已经20年没看到过自己的背部了，我宁可死也不想再次看到堆积的脂肪。
大腹便便可能是对目前债务危机的一种相当仁慈的描述，主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类似于一场致命的糖尿病，心脏病的发作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如果全球的决策者关注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财务解决方案，就可能出现新常态式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自己以及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先生（PIMCO的联席CEO和投资官——译者注）已经确定并且公布了几个结构性问题：（1）全球化掏空了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2）全行业的技术已经过时，我们应该生产实体商品，即目标明确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书籍、磁带、邮政信件和DVD以及最近出现的其他大型商品，而不是“云计算”之类的玩意儿；（3）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现在对储蓄有利，而不是消费。
正是这三个结构性问题的飓风导致美国经济体的六块腹肌在过去几十年之中仅仅剩下了一块。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已经对美国的国内工资和就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和“云空间”具有非常有利的廉价消费品，而且对发达经济体的工作岗位创造具有决定性的致命打击。熊彼特的“创造性摧毁”就是摧毁产品以及相关劳动力市场，然而这种理论却未能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创造很多工作岗位。为了维持我们的“热量摄入”（进口大量的商品——译者注），我们会采取导致债务累积的政策，而不是对储蓄有利的政策。不断下降的利率、较低的税率、放松管制以及金融创新都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增长，这种状况会带来不切实际的未来利润和消费能力，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是在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高涨期间。现在，发达经济体就好像一个重达110磅但正在走下坡路的大个子，而不是查尔斯·阿特拉斯（一个体重只有44公斤但是发育最为完美的人物形象——译者注）或者更为年轻的施瓦辛格。
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始时对基于周期性财务而不是结构性政策解决方案的批评。截至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几乎全部救治措施都是从有利于资本的角度考虑，而不是有利于劳动力，决策者们总是假设“如果银行体系能够稳定”、“如果‘市场’恢复到401（k）水平”、“如果利率可以更低并使得借款人不得不吞下苦果”，那么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的创造——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必须至少明白的一点就是，华尔街和实业界是共生的，如果一方以另外一方的牺牲为代价而受益，那么双方最终会一损俱损。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衡，该图显示了税前公司利润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很明显，在过去3年甚至30年中，资本（而不是工人收入）占GNI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3%，这是一种周期性和长期化的趋势，到底哪一方面才是政策和政治取向的偏好已经一目了然。可以这样说，如果只是为了鼓励储蓄，资本的回报在逻辑上应该更高，而不是劳动力的回报。但是，一旦确定历史中值或者范围，就会出现相对的均衡。即使保守派，也必须承认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资本投资的回报最终是取决于工作岗位和真实工资上升等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如果实业界出现大量失业人员并且报酬过低，那么资本只能沿着“繁荣之路”流向国外。截至目前，从资本投资而不是劳动力的角度来看，经济复苏仍然强劲。即使面临疲软的终端需求，但是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仍然使得公司的利润率上升。而且，“生产水平”仍然很高，但这只是因为工厂解雇了大量的员工并且以更少的人员生产产品和服务。虽然这种状况对资本有利，但是很明显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无就业的复苏阵痛中，如果杠杆比率越来越低的家庭部分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其历史性的作用，那么劳动力市场和资本最终都会受损。这种“劳动力陷阱”现象——消费者出于对失业的担心或者真实工资增长可能变为负值的担心、房价不断下降或者总体对“美国梦想”失去信心而停止支出——就是市场或者“资本”目前应该开始认识到的问题。长期利润最终不可能增长，除非劳动力的工资出现相应程度的增加。华盛顿、伦敦、柏林和东京甚至北京政府都必须接受这个常识性的现实，并且采取几种结构性措施再平衡全球经济，美国尤其需要提升针对失业人员的救济金水平，除非并且直至可以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重返我们此前的经济模式，即能够为那些愿意抓住铜环的所有人提供机会——这个铜环即使还未完全失去，也至少已经有了污点。美国应该重新引入提倡“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政策，这样会雇佣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和巴西都在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如果不实施结构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希望美国恢复“六块腹肌”的市场观察家应该考察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简单的抱怨。美国目前的状况与杰克·拉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更像一个55岁并且过于肥胖的终结者，如果未来几年仍然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其身材将完全走样，也许会更急功近利于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均衡。对于金融资产的所有者来说，数年之后任何地方都将不会存在高达两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由于接近于零的利率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而不是3％-4%的历史平均水平，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的估值已经过高。未来几年，在最好情况下只有一种新常态经济，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会出现一次全球性衰退。
未来几年，在最好情况下只有一种新常态经济，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会出现一次全球性衰退。
如果全球的决策者可以关注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财务解决方案，就可能出现新常态式的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
作为一位已经67岁的老人，无论我平时做多少仰卧起坐，腹部的那六块肌肉都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腹部周围也都没有一块肌肉，这也许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经常喝啤酒的缘故。
当腹部开始神奇般地出现赘肉时，一般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即使是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的“健美先生”都不能幸免，五年前我曾经在夏威夷看到他穿着游泳衣，趴着时四肢上的肌肉已经显得非常松弛，一点儿都不像我以前在电影屏幕上所看到的样子。实际上，在我能够回忆得起的人中，只有杰克·拉兰（已经过世）能够避免在五十多岁时出现肌肉松弛。而且，他是通过用自己的牙齿将驳船从恶魔岛拉到旧金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即使杰克·拉兰在80多岁时仍然坚持这么高强度的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型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此外，他所推荐的全部蔬菜汁都不合我的胃口，而且我不能想象自己能够像他在电视上那样面带微笑地喝下这些蔬菜汁。我想我更倾向于在进行结肠镜检查之前所必需服用的泻药。苏从未提及过我的啤酒肚，这是她爱我的一种表现，但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偶尔看到。我会努力做一些瘦身运动，比如穿上紧身的高尔夫T恤，但是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此时，游泳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方法是将腰部的肌肉拉伸到肚脐之上，这样做会更不雅观。然而，我从来不会让苏看到我的背部，我也已经20年没看到过自己的背部了，我宁可死也不想再次看到堆积的脂肪。
大腹便便可能是对目前债务危机的一种相当仁慈的描述，主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类似于一场致命的糖尿病，心脏病的发作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如果全球的决策者关注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财务解决方案，就可能出现新常态式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自己以及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先生（PIMCO的联席CEO和投资官——译者注）已经确定并且公布了几个结构性问题：（1）全球化掏空了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2）全行业的技术已经过时，我们应该生产实体商品，即目标明确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书籍、磁带、邮政信件和DVD以及最近出现的其他大型商品，而不是“云计算”之类的玩意儿；（3）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现在对储蓄有利，而不是消费。
正是这三个结构性问题的飓风导致美国经济体的六块腹肌在过去几十年之中仅仅剩下了一块。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已经对美国的国内工资和就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和“云空间”具有非常有利的廉价消费品，而且对发达经济体的工作岗位创造具有决定性的致命打击。熊彼特的“创造性摧毁”就是摧毁产品以及相关劳动力市场，然而这种理论却未能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创造很多工作岗位。为了维持我们的“热量摄入”（进口大量的商品——译者注），我们会采取导致债务累积的政策，而不是对储蓄有利的政策。不断下降的利率、较低的税率、放松管制以及金融创新都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增长，这种状况会带来不切实际的未来利润和消费能力，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是在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高涨期间。现在，发达经济体就好像一个重达110磅但正在走下坡路的大个子，而不是查尔斯·阿特拉斯（一个体重只有44公斤但是发育最为完美的人物形象——译者注）或者更为年轻的施瓦辛格。
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始时对基于周期性财务而不是结构性政策解决方案的批评。截至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几乎全部救治措施都是从有利于资本的角度考虑，而不是有利于劳动力，决策者们总是假设“如果银行体系能够稳定”、“如果‘市场’恢复到401（k）水平”、“如果利率可以更低并使得借款人不得不吞下苦果”，那么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的创造——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必须至少明白的一点就是，华尔街和实业界是共生的，如果一方以另外一方的牺牲为代价而受益，那么双方最终会一损俱损。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衡，该图显示了税前公司利润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很明显，在过去3年甚至30年中，资本（而不是工人收入）占GNI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3%，这是一种周期性和长期化的趋势，到底哪一方面才是政策和政治取向的偏好已经一目了然。可以这样说，如果只是为了鼓励储蓄，资本的回报在逻辑上应该更高，而不是劳动力的回报。但是，一旦确定历史中值或者范围，就会出现相对的均衡。即使保守派，也必须承认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资本投资的回报最终是取决于工作岗位和真实工资上升等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如果实业界出现大量失业人员并且报酬过低，那么资本只能沿着“繁荣之路”流向国外。截至目前，从资本投资而不是劳动力的角度来看，经济复苏仍然强劲。即使面临疲软的终端需求，但是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仍然使得公司的利润率上升。而且，“生产水平”仍然很高，但这只是因为工厂解雇了大量的员工并且以更少的人员生产产品和服务。虽然这种状况对资本有利，但是很明显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无就业的复苏阵痛中，如果杠杆比率越来越低的家庭部分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其历史性的作用，那么劳动力市场和资本最终都会受损。这种“劳动力陷阱”现象——消费者出于对失业的担心或者真实工资增长可能变为负值的担心、房价不断下降或者总体对“美国梦想”失去信心而停止支出——就是市场或者“资本”目前应该开始认识到的问题。长期利润最终不可能增长，除非劳动力的工资出现相应程度的增加。华盛顿、伦敦、柏林和东京甚至北京政府都必须接受这个常识性的现实，并且采取几种结构性措施再平衡全球经济，美国尤其需要提升针对失业人员的救济金水平，除非并且直至可以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重返我们此前的经济模式，即能够为那些愿意抓住铜环的所有人提供机会——这个铜环即使还未完全失去，也至少已经有了污点。美国应该重新引入提倡“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政策，这样会雇佣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和巴西都在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如果不实施结构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希望美国恢复“六块腹肌”的市场观察家应该考察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简单的抱怨。美国目前的状况与杰克·拉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更像一个55岁并且过于肥胖的终结者，如果未来几年仍然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其身材将完全走样，也许会更急功近利于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均衡。对于金融资产的所有者来说，数年之后任何地方都将不会存在高达两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由于接近于零的利率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而不是3％-4%的历史平均水平，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的估值已经过高。未来几年，在最好情况下只有一种新常态经济，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会出现一次全球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