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中央各部委有个什么政策研究课题，都喜欢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来开个座谈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1982年，莫干山会议，热议价格改革，当时还是社科研院研究生工经所二年级的郭树清、楼继伟的“调”派与张维迎的“放”派，针锋相对，不相上下，而82级同窗张少杰和华生，半路杀出，以“边调边放”的“价格双规”制，一战成名，其政策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一时间，中央各部委有个什么政策研究课题，都喜欢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来开个座谈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本书所挑选的15位出自社科院经济专业的人物，如今已不再“年轻”，他们的人生历程在改革的宏大叙事下也许不算什么，但作为始终站在改革各领域前沿的探索者，他们的经验不仅仅只属于他们自己。
　　“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改不改革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发不发展倒还在其次。”冯仑面对民营企业和改革的话题一如以往的直接。而站在国资委办公厅高度的张德霖，对于国企改革的进程展现了坦率的务实：“国企改革过程中所揭示的问题，远比解决的要多”。
　　“房价拐点”、“房地产泡沫”，当这些观点频频见诸各大媒体的时候，作为实际参与土地制度改革，跟踪研究房地产20年的学者，柴强的工作包括作为建设部的专家代表，随时接受政治局的咨询要求。如果你耐心地听他讲述土地制度改革的前世今生，就会理解他心中“居者有其屋”的知识分子梦想。
　　张宇燕和樊纲都曾给政治局上过课，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与决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提供思路和方法。樊纲认为“这是社会分工决定的”，张宇燕则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更愿意理性地审视这个国家每天发生的变化。
　　写了《穷人经济学家》的蔡昉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而长期钻研“消费经济学”的张平又自称“以吃喝玩乐”为专业。但30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研究让他们同样感叹：任何理论都无法超越人的实践。
　　而见识了“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肖微，你会相信30年的改革成就有另外一种注脚：“不做焰火，愿为溪流”，作为律师的肖微相信法治社会终将实现，但需要一个每个人脚踏实地努力的过程。从海外归国，被称为“中国风投第一人”的熊晓鸽总是会提到邓小平，因为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发生改变”。
　　30年改革如是，匆匆一瞥，30年人生如梦，白驹过隙。
　　他们差不多都是老三届，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改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他们更愿意透过30年的改革回顾，来寻找下个30年的发展路径；而红色年代培养起来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身上散发着挥之不去魅力，张少杰有句话说得好：
　　“我们都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