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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张运用包括地层学、器物类型学、民族心理，审美观念研究、艺术分析、文化比较研究、文献法等方法在内综合研究的手段，将石窟造像考古资料与佛教经典结合起来多角度阐释川地密教石窟造像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源于印度密教种子发芽所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川密”、“滇密”和“藏密”石窟造像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意识形态的反应，对三地石窟造像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显得尤其必要。
[关键词]川地密教石窟 造像艺术史 综合研究方法 文化比较研究
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史的研究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包括佛经)对上述对象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它是一门涉及考古等多门学科的学问，尤其与美术史、宗教学、美学关系异常紧密。
密教造像在中国西南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川地的密教造像的出现、繁荣还与西南民族关系史密切相连。川地石刻佛教造像根基深厚，它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有吸收熔铸其它地区和民族艺术的能力并反过来对它们产生积极影响。
比起单纯从审美观念研究古代美术遗迹来，借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并结合艺术分析的方法更显得全面和深入，使得佛教造像艺术史研究领域更加广阔，本文力求将考古资料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多角度阐释川地密教造像艺术发展这一历史过程。
针对川地密教造像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美术遗迹，我们可以对其采取一种综合的研究法，即“基础研究法”和“深入综合法”。基础研究法是包括对遗迹遗物整理研究中的区系划分法、层位法和类型排比法；深入综合研究法是指历史研究法和借鉴美术史的艺术分析法，这两种方法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密教”概念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佛教密教阶段；狭义指唐代形成的“八大宗派”之一的“密宗”。本文“密教造像”是指对广义的密教阶段的造像进行研究。
“川地”是指唐、宋时期包含在其版图内的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市，即大渡河以东的地区，不包含大渡河南部、历史上属于南诏大理的地区，昭觉一带的石窟造像是由南诏、大理国白族等民族开凿的。同样，本文提及的“滇地”和“藏地”也是指唐、宋时期在各自政权内的地区。
石窟造像研究还可以借用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即将考古发掘中的“打破”和“叠压”关系运用于崖体立面上，通过考察洞窟之间的排列分布和窟内各龛室之间的位置关系来断定开窟的先后和年代，因为后开凿的石窟或龛室会覆盖或者破坏原来的洞窟、龛室的布局结构。这一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辨认出石窟造像中的增刻和改刻的问题。
考古中的类型学往往要确定某一时代的标准器，根据它的造型和纹饰等断定同一地层其它文物的年代先后。石窟寺考古中运用类似原理，根据石窟龛形和内部造像的形象及组合方式确定型和式，以此判定同一地区内不同时期的洞窟形制上的差异和先后次序；根据明确造像题记，对洞窟中的造像组合、造像特征和题材内容等进行分类排比，从而确定整个石窟寺发展变化的序列，进一步解决整个地区的造像题材演变、传播路线和风格迁移等问题，甚至能够看出不同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以及经典流传的先后和传播范围等问题。
川地的密教石窟造像在全国是最丰富的，对其进行区系的划分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各地密教造像的题材差异、组合形式和大致的年代先后顺序。以有确定题记的石窟来分析邻近造像的年代也是一种很好的参照方法。同一题材的密教造像在同一地区反复出现或在不同地区的石窟中同时或先后出现，都可以暗示我们一些造像的信息。
其次还有田野考察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历史文献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川地密教石窟研究过程中需参阅一些历史书籍和《大正藏》中的密教经文。前者如新旧《唐书》、《五代史》，《宋史》和云南地方志中关于南诏、大理国的记载，有助于还原西南民族关系历史的影像；后者，对于密教经典的检阅，可以弄清基本的密教教义、仪轨坛法、神佛序列和诸尊的造像仪轨，对密教经典的选读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供奉密教某种佛、菩萨的“功德”，即它们的宗教功能，这些造像在某时某地的石窟中出现，又往往反映出信众造像的意愿；对唐宋两次译经高峰期的考证可为川地密教石窟开凿分期提供佐证。
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点：(1)它可导致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新问题；(2)它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3)它也有可能会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川滇藏几乎在同一时段吸收了来至印度的密教种子，在与原地方宗教的斗争、融汇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川密”、“滇密”和“藏密”。密教造像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意识形态的反应。我们要考察到底是何种“意识”形之于石窟密救造像这一“态”上了?被称为“密像”的石刻作品中究竟隐含了多少历史的信息?由于宣讲教义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某种诉求，三地都开凿石窟塑造密教造像，甚至仅仅从塑像的外貌体态和基本的造型元素(如纹饰)的对比中就能断定滇地的造像与川地是有密切联系的。
艺术比较时也要避免：(1)停留在较为表面或感性的层次上，而且明显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以往中原学者多少有点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思维习惯，在佛教传播路线问题上，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路线的存在；而南方学者又常常有夸大地方文化作用的倾向。但是在考察了唐时天竺和中国的地理联系和僧人往来的情况以及密教特殊发展历程后，可以说：几乎是在同时，密教在中原、滇地、藏地形成了三个中心，甚至滇、藏要早于中原；(2)在选择比较研究的对象上的局限和不当。本文对于川、藏五方佛的对比研究时，只限于金刚界曼陀罗(坛场)体系内的五佛，因为胎藏界五佛在两地石窟都不曾见到。(3)比较中还应该注重艺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比较对象的界定和范围的明确性，否则容易造成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空泛，难以说明问题。川、滇地密教造像与藏地密教造像比较只能在“密教四部”②的前三部之内，因为川、滇地的密教没有吸收“无上瑜伽”部修法，因而两地石窟中没有出现“双身像”， (滇地剑川8号“阿盎白”为某些学者附会之词，也会干扰研究者的视线，不在讨论之列)如果硬要拿藏地后期无上瑜伽部的造像(多为双身像)来比较，则没有可比性，它与川地造像不属于一个造像系统。此外，艺术比较应该客观地、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和艺术特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比较双方(多方)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 常宁生：《权力与荣耀——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雕塑艺术比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5月，7页。
2 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导论。
3 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g月，
①“川密”是指晚唐至南宋在四川中、东部流传的密教地方化形式，也就是由晚唐五代的柳本尊和南宋的赵智风传播的密教一脉。本文中的“滨密”、“藏密”也是指唐、宋时期的密教地方化形式。
②“密教四部”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唐密主要传前三部。
[关键词]川地密教石窟 造像艺术史 综合研究方法 文化比较研究
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史的研究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包括佛经)对上述对象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它是一门涉及考古等多门学科的学问，尤其与美术史、宗教学、美学关系异常紧密。
密教造像在中国西南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川地的密教造像的出现、繁荣还与西南民族关系史密切相连。川地石刻佛教造像根基深厚，它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有吸收熔铸其它地区和民族艺术的能力并反过来对它们产生积极影响。
比起单纯从审美观念研究古代美术遗迹来，借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并结合艺术分析的方法更显得全面和深入，使得佛教造像艺术史研究领域更加广阔，本文力求将考古资料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多角度阐释川地密教造像艺术发展这一历史过程。
针对川地密教造像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美术遗迹，我们可以对其采取一种综合的研究法，即“基础研究法”和“深入综合法”。基础研究法是包括对遗迹遗物整理研究中的区系划分法、层位法和类型排比法；深入综合研究法是指历史研究法和借鉴美术史的艺术分析法，这两种方法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密教”概念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佛教密教阶段；狭义指唐代形成的“八大宗派”之一的“密宗”。本文“密教造像”是指对广义的密教阶段的造像进行研究。
“川地”是指唐、宋时期包含在其版图内的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市，即大渡河以东的地区，不包含大渡河南部、历史上属于南诏大理的地区，昭觉一带的石窟造像是由南诏、大理国白族等民族开凿的。同样，本文提及的“滇地”和“藏地”也是指唐、宋时期在各自政权内的地区。
石窟造像研究还可以借用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即将考古发掘中的“打破”和“叠压”关系运用于崖体立面上，通过考察洞窟之间的排列分布和窟内各龛室之间的位置关系来断定开窟的先后和年代，因为后开凿的石窟或龛室会覆盖或者破坏原来的洞窟、龛室的布局结构。这一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辨认出石窟造像中的增刻和改刻的问题。
考古中的类型学往往要确定某一时代的标准器，根据它的造型和纹饰等断定同一地层其它文物的年代先后。石窟寺考古中运用类似原理，根据石窟龛形和内部造像的形象及组合方式确定型和式，以此判定同一地区内不同时期的洞窟形制上的差异和先后次序；根据明确造像题记，对洞窟中的造像组合、造像特征和题材内容等进行分类排比，从而确定整个石窟寺发展变化的序列，进一步解决整个地区的造像题材演变、传播路线和风格迁移等问题，甚至能够看出不同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以及经典流传的先后和传播范围等问题。
川地的密教石窟造像在全国是最丰富的，对其进行区系的划分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各地密教造像的题材差异、组合形式和大致的年代先后顺序。以有确定题记的石窟来分析邻近造像的年代也是一种很好的参照方法。同一题材的密教造像在同一地区反复出现或在不同地区的石窟中同时或先后出现，都可以暗示我们一些造像的信息。
其次还有田野考察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历史文献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川地密教石窟研究过程中需参阅一些历史书籍和《大正藏》中的密教经文。前者如新旧《唐书》、《五代史》，《宋史》和云南地方志中关于南诏、大理国的记载，有助于还原西南民族关系历史的影像；后者，对于密教经典的检阅，可以弄清基本的密教教义、仪轨坛法、神佛序列和诸尊的造像仪轨，对密教经典的选读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供奉密教某种佛、菩萨的“功德”，即它们的宗教功能，这些造像在某时某地的石窟中出现，又往往反映出信众造像的意愿；对唐宋两次译经高峰期的考证可为川地密教石窟开凿分期提供佐证。
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点：(1)它可导致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新问题；(2)它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3)它也有可能会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川滇藏几乎在同一时段吸收了来至印度的密教种子，在与原地方宗教的斗争、融汇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川密”、“滇密”和“藏密”。密教造像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意识形态的反应。我们要考察到底是何种“意识”形之于石窟密救造像这一“态”上了?被称为“密像”的石刻作品中究竟隐含了多少历史的信息?由于宣讲教义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某种诉求，三地都开凿石窟塑造密教造像，甚至仅仅从塑像的外貌体态和基本的造型元素(如纹饰)的对比中就能断定滇地的造像与川地是有密切联系的。
艺术比较时也要避免：(1)停留在较为表面或感性的层次上，而且明显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以往中原学者多少有点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思维习惯，在佛教传播路线问题上，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路线的存在；而南方学者又常常有夸大地方文化作用的倾向。但是在考察了唐时天竺和中国的地理联系和僧人往来的情况以及密教特殊发展历程后，可以说：几乎是在同时，密教在中原、滇地、藏地形成了三个中心，甚至滇、藏要早于中原；(2)在选择比较研究的对象上的局限和不当。本文对于川、藏五方佛的对比研究时，只限于金刚界曼陀罗(坛场)体系内的五佛，因为胎藏界五佛在两地石窟都不曾见到。(3)比较中还应该注重艺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比较对象的界定和范围的明确性，否则容易造成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空泛，难以说明问题。川、滇地密教造像与藏地密教造像比较只能在“密教四部”②的前三部之内，因为川、滇地的密教没有吸收“无上瑜伽”部修法，因而两地石窟中没有出现“双身像”， (滇地剑川8号“阿盎白”为某些学者附会之词，也会干扰研究者的视线，不在讨论之列)如果硬要拿藏地后期无上瑜伽部的造像(多为双身像)来比较，则没有可比性，它与川地造像不属于一个造像系统。此外，艺术比较应该客观地、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和艺术特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比较双方(多方)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 常宁生：《权力与荣耀——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雕塑艺术比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5月，7页。
2 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导论。
3 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g月，
①“川密”是指晚唐至南宋在四川中、东部流传的密教地方化形式，也就是由晚唐五代的柳本尊和南宋的赵智风传播的密教一脉。本文中的“滨密”、“藏密”也是指唐、宋时期的密教地方化形式。
②“密教四部”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唐密主要传前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