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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的蒙古，人们从未听说过“临终关怀”这种说法。如今全球临终关怀医疗国家的排名中，蒙古榜上有名。对此敖登托雅·达瓦苏荣医生功不可没，正是她不懈的努力，才促进了蒙古医疗系统对于姑息治疗的完善，大大地减少了病患去世前的痛苦。
当17岁的达瓦苏荣医生还远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学习儿科医学时，家里传来了父亲死于肝癌的噩耗。
“我没有机会照顾我的父亲，甚至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 她回忆道，“当我回到蒙古， 我的妹妹告诉我，父亲在去世前一直被病痛纠缠，苦不堪言。”
几年后，达瓦苏荣成为了一名执业医生。当时，她与罹患肝癌的婆婆住在一起，但仍只能眼睁睁看着婆婆饱受折磨地离世。
“我照顾她，我喂她吃饭，我帮她洗澡，我帮她更衣，但我无法缓解她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自责道。
达瓦苏荣医生（右）和她的患者
当时，在蒙古唯一可用于临终病人的止痛药只能缓解肌肉疼痛或头痛，无法改善因肿瘤压迫上腹部神经导致的持续性疼痛，也无法缓解持续的恶心和呕吐等症状。
“对此我觉得万分羞愧，我不是一名好医生，因为我并不知道从何帮起。" 她说。
除了自身经历，达瓦苏荣在工作也目睹了患有白血病的孩子们因饱受病痛折磨而沉默寡言，神情失落。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因不堪胃癌病痛而多次要求结束生命。
“还有许多病患痛苦地死在家里，饱受极大的身心之苦，”她回忆道，“许多时候病人亲属会买很多中药或其他昂贵的药物，希望能对缓解病痛有所帮助，但都希望落空。”
在其他国家，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的医疗体系已相对完善。但在蒙古，游牧民族生活条件恶劣的这种生存状态已持续千年，对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的说法可谓一无所知。
2000年，一趟瑞典行让达瓦苏荣医生找到了对症下药的方法，她参加了欧洲临终关怀医疗照护协会举办的会议，受此启发，她知道了该如何帮助蒙古的病人同胞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达瓦苏荣医生说，“在2000年去斯德哥尔摩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临终关怀疗护’这个说法。”
回国后，达瓦苏荣医生积极地游说蒙古卫生部引进临终关怀照护，但当局充耳不闻，甚至问她：“妳为什么想把钱花在濒死的人身上？我们对活着的病人都没有足够的经费。”
蒙古的肝癌致死率全球第一，比全球平均肝癌致死率还高了六倍，而且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病毒感染，不是乙型肝炎就是丙型肝炎，通常经由血液或体液感染，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蒙古人受到至少其中一种病毒的长期感染。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病毒会使肝细胞基因突变，最终让某些病患身上长出肿瘤，等症状出现时早就为时已晚。
达瓦苏荣医生认为，人们在临终前有权利过得有尊严，“好好地死去”，这是有必要的。
当时，医院一旦看病人救不活就会让病人回家，借此降低医院的致死率。于是，达瓦苏荣医生走访濒死病患的家，一一用摄影机拍下他们临终时所经受的痛苦折磨。
许多返家后饱受病痛缠身的病人，最后是靠自杀获得解脱。达瓦苏荣医生说：“许多人会要求：‘拜托杀了我吧。’他们宁愿一死也不要再受苦。在拍完后，我晚上回家看到影片会边看边哭，太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了。”
根据肝癌统计数据，达瓦苏荣医生知道大多数蒙古家庭都有可能遭受这种痛苦。
在達瓦苏荣医生的不断奔走和充满感情的游说下，她终于在2002年获准建立国家临终关怀照护项目，旨在支持濒死病患和亲属。
达瓦苏荣医生与一位病人家属拥抱
15年后的今天，蒙古每间省立医院都有提供临终关怀医疗照护，首都乌兰巴托的九个区立医院也有。
不只如此，达瓦苏荣医生另一个主要贡献是让国内的医疗系统取得吗啡变得更容易。
在她帮助修改有关使用吗啡缓解疼痛的法规前，许多官员认为， 使用吗啡更容易助长病人成瘾。
“但现在药房可以根据每位癌症病患的需要，免费提供他们吗啡，直到他们过世”，她说道。
除了让病人易于取得缓解疼痛的吗啡，达瓦苏荣医生也训练上千名提供临终关怀医疗和心理支持的医生，因为对于临终病人来说，这这两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关怀有时比吗啡更重要。” 她说道，“精神关怀可以缓解病痛，帮助病患减轻焦虑、恐惧、失眠等心理问题。心态平和地接受死亡后对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蒙古国家癌症医院的姑息治疗病房，达瓦苏荣医生正在与一名病患聊天，两人的对话也从一开始的例行看诊变得越来越亲密。
达瓦苏荣医生解释道，这名有着灰白头发的病患是一名林业工人，有五个孩子。“他感到死亡要来了。不过在孩子的面前，他会故作坚强，要家人别担心。”
“但我跟他说，现在是时候想想该跟孩子说什么，要怎么准备后事了，因为是时候了，知道真相总比怀抱虚假的希望要好。他微笑着同意了。”
接着，达瓦苏荣医生告知了病患女儿有关其父亲的病情，在谈话过程中，她渐渐收起微笑，随后泪水夺眶而出，脸颊颤抖。
“我告诉她，她的父亲正在死去，”达瓦苏荣医生说道，“她说，希望我能再救救他。我就跟她解释说，这是癌症末期，不是用药猛轰的时候，而是需要用爱包围他的时候。她回答说，谢谢你，我现在了解了。”
“这对我来说仍非常困难，有时候我会陪着我的病人一起哭。”
当17岁的达瓦苏荣医生还远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学习儿科医学时，家里传来了父亲死于肝癌的噩耗。
“我没有机会照顾我的父亲，甚至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 她回忆道，“当我回到蒙古， 我的妹妹告诉我，父亲在去世前一直被病痛纠缠，苦不堪言。”
几年后，达瓦苏荣成为了一名执业医生。当时，她与罹患肝癌的婆婆住在一起，但仍只能眼睁睁看着婆婆饱受折磨地离世。
“我照顾她，我喂她吃饭，我帮她洗澡，我帮她更衣，但我无法缓解她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自责道。
没听过临终关怀
当时，在蒙古唯一可用于临终病人的止痛药只能缓解肌肉疼痛或头痛，无法改善因肿瘤压迫上腹部神经导致的持续性疼痛，也无法缓解持续的恶心和呕吐等症状。
“对此我觉得万分羞愧，我不是一名好医生，因为我并不知道从何帮起。" 她说。
除了自身经历，达瓦苏荣在工作也目睹了患有白血病的孩子们因饱受病痛折磨而沉默寡言，神情失落。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因不堪胃癌病痛而多次要求结束生命。
“还有许多病患痛苦地死在家里，饱受极大的身心之苦，”她回忆道，“许多时候病人亲属会买很多中药或其他昂贵的药物，希望能对缓解病痛有所帮助，但都希望落空。”
在其他国家，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的医疗体系已相对完善。但在蒙古，游牧民族生活条件恶劣的这种生存状态已持续千年，对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的说法可谓一无所知。
肝癌致死率全球第一
2000年，一趟瑞典行让达瓦苏荣医生找到了对症下药的方法，她参加了欧洲临终关怀医疗照护协会举办的会议，受此启发，她知道了该如何帮助蒙古的病人同胞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达瓦苏荣医生说，“在2000年去斯德哥尔摩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临终关怀疗护’这个说法。”
回国后，达瓦苏荣医生积极地游说蒙古卫生部引进临终关怀照护，但当局充耳不闻，甚至问她：“妳为什么想把钱花在濒死的人身上？我们对活着的病人都没有足够的经费。”
蒙古的肝癌致死率全球第一，比全球平均肝癌致死率还高了六倍，而且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病毒感染，不是乙型肝炎就是丙型肝炎，通常经由血液或体液感染，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蒙古人受到至少其中一种病毒的长期感染。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病毒会使肝细胞基因突变，最终让某些病患身上长出肿瘤，等症状出现时早就为时已晚。
达瓦苏荣医生认为，人们在临终前有权利过得有尊严，“好好地死去”，这是有必要的。
当时，医院一旦看病人救不活就会让病人回家，借此降低医院的致死率。于是，达瓦苏荣医生走访濒死病患的家，一一用摄影机拍下他们临终时所经受的痛苦折磨。
许多返家后饱受病痛缠身的病人，最后是靠自杀获得解脱。达瓦苏荣医生说：“许多人会要求：‘拜托杀了我吧。’他们宁愿一死也不要再受苦。在拍完后，我晚上回家看到影片会边看边哭，太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了。”
根据肝癌统计数据，达瓦苏荣医生知道大多数蒙古家庭都有可能遭受这种痛苦。
在達瓦苏荣医生的不断奔走和充满感情的游说下，她终于在2002年获准建立国家临终关怀照护项目，旨在支持濒死病患和亲属。
15年后的进步
15年后的今天，蒙古每间省立医院都有提供临终关怀医疗照护，首都乌兰巴托的九个区立医院也有。
不只如此，达瓦苏荣医生另一个主要贡献是让国内的医疗系统取得吗啡变得更容易。
在她帮助修改有关使用吗啡缓解疼痛的法规前，许多官员认为， 使用吗啡更容易助长病人成瘾。
“但现在药房可以根据每位癌症病患的需要，免费提供他们吗啡，直到他们过世”，她说道。
除了让病人易于取得缓解疼痛的吗啡，达瓦苏荣医生也训练上千名提供临终关怀医疗和心理支持的医生，因为对于临终病人来说，这这两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关怀有时比吗啡更重要。” 她说道，“精神关怀可以缓解病痛，帮助病患减轻焦虑、恐惧、失眠等心理问题。心态平和地接受死亡后对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蒙古国家癌症医院的姑息治疗病房，达瓦苏荣医生正在与一名病患聊天，两人的对话也从一开始的例行看诊变得越来越亲密。
达瓦苏荣医生解释道，这名有着灰白头发的病患是一名林业工人，有五个孩子。“他感到死亡要来了。不过在孩子的面前，他会故作坚强，要家人别担心。”
“但我跟他说，现在是时候想想该跟孩子说什么，要怎么准备后事了，因为是时候了，知道真相总比怀抱虚假的希望要好。他微笑着同意了。”
接着，达瓦苏荣医生告知了病患女儿有关其父亲的病情，在谈话过程中，她渐渐收起微笑，随后泪水夺眶而出，脸颊颤抖。
“我告诉她，她的父亲正在死去，”达瓦苏荣医生说道，“她说，希望我能再救救他。我就跟她解释说，这是癌症末期，不是用药猛轰的时候，而是需要用爱包围他的时候。她回答说，谢谢你，我现在了解了。”
“这对我来说仍非常困难，有时候我会陪着我的病人一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