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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木刻画创作，是我国现代黑白木刻创作的高潮时期。当时，大量左翼木刻画家和爱国美术青年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本文就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涌现出的木刻画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探析。
“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
一、“延安时期”的木刻画代表人物
“延安时期”的木刻画的起源可以从欧洲的版画讲起，德国的柯勒惠支、比利时的麦绥莱勒、俄罗斯的克拉夫琴柯等版画家创作的作品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比利时和俄罗斯有大批的共产主义支持者，他们提倡要重视人民群众，人人平等、资源共享。这种思想当时在中国也有所体现，以革命和人民的生活为主要题材是“延安时期”木刻画的主要特征。
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大力提倡和鼓励下，大批青年木刻画创作者用笔刀做武器，积极投入革命战争，用宣传媒介的方式，用打倒列强的战斗意识开創了木刻画的先河。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左翼木刻画家和爱国美术青年纷纷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延安的物资非常缺乏，木刻因可以就地取材，加上使用的工具简单便捷，成为了木刻画创作者的首选。力群、古元、彦涵、夏风、石鲁、艾炎等是“延安时期”的著名木刻画家。这些木刻画家有着不同的革命经历和生活经历，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即用手上的笔刀做武器，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延安时期”的木刻画创作题材
早期的“延安时期”木刻画的题材主要以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为主，关注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是左翼木刻画的主要风格。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二是歌颂劳苦大众的觉醒。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论新阶段》为题，提出艺术作品应该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政策的倡导下，延安木刻画的艺术家开始向现实生活学习，向民间传统学习，形成了延安木刻画的新内容、新特点和新风格。
无论是早期的“延安时期”木刻画表现人民大众苦难的题材，还是1939年开始产生的新的“延安时期”木刻画的题材，都可以归纳为三大题材：以革命战斗为主的抗战题材，以劳动生产学习文化等为主的日常生活题材，以及以歌颂革命领导人和劳动模范为主的人物题材。
（一）抗战题材
抗战题材的木刻画主要有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艾炎的《八路军前线抗战》、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夏风的《民兵》等，这些题材大多围绕革命战斗展开。比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描绘的场景是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一起作战，正在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反扫荡战斗。这幅木刻画内容的背景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与自己的连队失去了联系，即便这样，这位八路军战士依然坚持与民兵们团结一致，共同战斗。这幅木刻画深刻地体现出抗日根据地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再比如，艾炎的《八路军前线抗战》，描绘了百团大战的一个场面，画面里有牺牲的战士，有被消灭的敌人，队伍中的战士拿着武器向前冲锋，看他们向前冲的气势，让人感受到胜利在望。这样的作品，不仅鼓舞了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也预示了战争即将胜利，并且在描写战斗的同时，暗含了中国人民终于要挺起胸膛的意蕴。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描绘的是民众围着刘志丹的画面，这幅作品描绘的虽然不是战斗的场面，但也从另一种角度反映出军民血肉般的感情，传达出一种军也是民、军民一体的思想。夏风的《民兵》，描绘的是七个民兵在练习枪法的场景，民兵里有人持枪正瞄准目标准备射击，有人拿着长矛专心致志地看持枪人的练习，还有人互相交流着，似乎在探讨如何才能更准确地射中目标。这幅作品采用了集中式的构图方式，将持枪练习的人、拿长矛看练习的人和边看边讨论枪法的人集中到了一个中心点，画面感非常紧凑。
抗战题材的木刻画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木刻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延安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属于特殊时期，当时人民对外要抗日战争，对内要统一战争，战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便是抗战题材分量重的原因之一。其次，抗战题材的木刻画有着积极正面的宣传效果，它不仅有助于增加战士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有助于团结百姓共同抗战。最后，抗战题材的木刻画对于艺术家意义非凡，当时的木刻画艺术家通过创作抗战题材的木刻画，为抗战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日常生活题材
自从1939年开始，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艺术作品应该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传统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号召，延安的木刻画艺术创作者开始从民间传统艺术中汲取创作资源，涌现出大量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木刻画，大到拥政爱民、民主选举、踊跃参军、劳动生产等，小到学习知识、讲究卫生、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都属于日常生活题材的范围。在众多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木刻画艺术创作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古元，古元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古元所受到的全部学校艺术教育就是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一年，紧接着古元便深入到农村工作学习。古元的木刻画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现实的生活场景、朴实的农民形象，从这些场景和形象背后可以感受到古元对生活的热爱和为革命献身的真诚。无论是朴拙的技法加上诚挚的情感，还是民间传统艺术与农民形象的完美结合，古元的作品都看不到学院艺术的影响，这跟古元早期的农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古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减租会》，《减租会》之所以会成为延安木刻画的代表性作品，除了因为在形式上它是以淳朴的眼光直观现实以外，更是因为作品中真挚的情感带给人的真实感和历史感。
“延安时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木刻画还有力群的《延安鲁艺校景》、彦涵的《老羊倌》和石鲁的《妯娌纺线》等，它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力群的《延安鲁艺校景》刻画的是鲁艺建筑本身，刚硬坚挺的笔触刻画出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彦涵的《老羊倌》，一位农民抱着一只小羊羔凝视着前方，让人无限地遐想。石鲁的《妯娌纺线》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两位妇女正在纺线劳动的生活场景。 （三）人物题材
人物题材的木刻画主要以领袖像和劳动模范像为主。领袖像多被用于会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人均被用于布置会场。领袖代表着一个团体的精神导向，所以以人物为题的木刻画也是非常丰富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时期”的精神，也是“延安时期”的政策导向。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军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政策的指导下，延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个行业出现了不少劳动模范。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工人赵占魁就是其中一个，还被毛主席称赞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为了表彰劳动模范，也为了鼓励人们向劳动模范学习，劳动模范的画像会被画家刻画出来，并会在劳动模范大会上将劳动模范像悬挂于会场。
三、“延安时期”木刻画艺术表现特点分析
在“延安时期”木刻画发展的初期，木刻画创作者向西方学习木刻的阴刻技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明暗对比，但是很多老百姓并不喜欢这种形式感的作品，称其为“阴阳脸”。于是，当时的木刻画创作者开始从民间传统艺术中学习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在表现技法上采用了中国民间年画的阳刻技法，在表现形式上简化了背景，使得作品主题突出，另外在作品内容上使之更具民族性，创作出了许多受老百姓喜爱的木刻画作品。江丰的《保卫家乡》和沃渣的《五谷豐登》均为“延安时期”出现的早期新年画。《保卫家乡》意在动员人们参加抗战、保家卫国，《五谷丰登》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长寿。《春耕图》是沃渣将民间木板年画的形式与手工着色的方法相结合创作的木刻画作品，描绘的是一位农民牵着牛、扛着犁正在劳动的场景，作品简化了繁琐的背景，采用了民间木刻经常使用的阳刻技法，作品画面因而简洁明了，主题突出。沃渣的《春耕图》是一幅将民间传统艺术应用于新木刻画的成功例子，由此成为木刻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表现方法也是当时木刻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对于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人们主要学习的是构图布局和简洁淳朴的表现方式。例如，彦涵的作品《移民到陕北》就直接借鉴了汉代画像石的构图布局，这种构图方式分为上中下三段，所以被称为划段式构图。彦涵同时将一颗即将被砍掉的树置于中下两段，打破了三段式构图的平静感。在人物的造型上，作品还采用了西画的技法，用黑白相交的方式体现出人物形象的朴实。
陕北剪纸是“延安时期”木刻创作者学习民间传统艺术的又一内容。陕北剪纸是陕北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特别具有地域特征，有着丰富的民间底蕴。木刻创作者可以从陕北剪纸中汲取到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例如，夏风于1947年创作的《春耕》《夏锄》《秋收》这三幅木刻画作品就是用陕北剪纸的方法来表现的。这三幅作品都描绘的是老百姓生活劳动的场景，人物造型采用剪纸中的表现形式，即侧立式，人物、动物、植物的外轮廓均使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同时采用了剪纸中经常使用的装饰性花纹来衬托衣物、动物和植物，整个画面简洁而不失趣味，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此外，延安当地的皮影也是木刻画创作者借鉴、学习的民间艺术。皮影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采用黑底露白的形式，将它应用于木刻画作品中可以使画面简洁明朗、稳重厚实。夏风的《从敌后运来的战利品》就是这种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作。
“延安时期”木刻画创作者对民间传统艺术的重视是形成延安木刻画独特风格的主要原因。民间传统艺术中的年画、画像石、剪纸、皮影等均为“延安时期”木刻画作品的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习土壤和创作灵感，使得当时的木刻画更加本土化，更加民族化，更加中国化。
“延安时期”木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明显的歌颂性。彦涵创作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彭德怀将军在前线》，艾炎创作的《八路军前线抗战》等均带有歌颂性质。这些作品主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前进方向，歌颂了战士们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还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拥军支前、民主生活和土地改革等内容。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木刻画的艺术表现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延安时期”的木刻画形式非常丰富，当时木刻画的用途是最为广泛的，“延安时期”的延安地区整体来看各种物资都特别缺乏，能提供给艺术家创作作品的资源更是少之又少，而木刻画的原材料在延安却是易于寻到的，于是木刻画成为重要的宣传武器，而木刻画课程也成为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主要课程，为培养木刻画创作者提供教育保障。“延安时期”，人们也创作出大量宣传画、壁画和布画作品，这样在为革命作宣传的艺术作品形式上形成了以木刻画为主，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共存的局面。第二，“延安时期”的木刻画版式自由灵活。在木刻画中，上面是图画，下面是文字或者上面是文字，下面是图画的版面形式较为常见。例如，张晓非创作的《识一千字》木刻画，采用的就是上面文字、下面图画的形式。将核心主题图形置于画面中心，四周配上装饰花纹是木刻画的另一种版面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作品是沃渣创作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木刻画。对称版式是图画左右相对称的一种形式感较为严谨的版面形式，这种版面形式与陕北剪纸的版面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还有一种版面形式是借鉴汉代画像石而来，是将版面水平分为三到五节，每一节表现一种情节，几节合在一起共同传达一个创作主题，代表作品是古元创作的《拥护咱老百姓的队伍》。第三，“延安时期”木刻画手法多为写实。“延安时期”早期的木刻画作品多是刻画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1939年开始木刻画的创作转而开始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民族性的木刻画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木刻画作品，还是1939年后的木刻画作品，创作手法均以写实为主。
四、结语
力群、古元、彦涵、夏风、石鲁、艾炎等著名木刻画家创作出的优秀木刻画作品，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多样形式表现自由的版面构图、连接现实生活的主题选择，共同凝结成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传达着生命的张力。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种题材的木刻作品，都紧紧围绕当时的社会需求，“延安时期”主要以抗战为主，所以木刻作品被用来服务抗战宣传工作；“延安时期”是人民翻身自立自强的时期，所以木刻作品反映着老百姓日常劳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木刻画家自身的角度来看，将延安当地传统民间艺术融入到木刻画创作中是一种艺术创新，由此产生了大量具有新风格、新特点、新内容的木刻画作品，这不仅提升了木刻画家的个人艺术修养，还为整个木刻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延安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5J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
一、“延安时期”的木刻画代表人物
“延安时期”的木刻画的起源可以从欧洲的版画讲起，德国的柯勒惠支、比利时的麦绥莱勒、俄罗斯的克拉夫琴柯等版画家创作的作品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比利时和俄罗斯有大批的共产主义支持者，他们提倡要重视人民群众，人人平等、资源共享。这种思想当时在中国也有所体现，以革命和人民的生活为主要题材是“延安时期”木刻画的主要特征。
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大力提倡和鼓励下，大批青年木刻画创作者用笔刀做武器，积极投入革命战争，用宣传媒介的方式，用打倒列强的战斗意识开創了木刻画的先河。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左翼木刻画家和爱国美术青年纷纷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延安的物资非常缺乏，木刻因可以就地取材，加上使用的工具简单便捷，成为了木刻画创作者的首选。力群、古元、彦涵、夏风、石鲁、艾炎等是“延安时期”的著名木刻画家。这些木刻画家有着不同的革命经历和生活经历，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即用手上的笔刀做武器，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延安时期”的木刻画创作题材
早期的“延安时期”木刻画的题材主要以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为主，关注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是左翼木刻画的主要风格。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二是歌颂劳苦大众的觉醒。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论新阶段》为题，提出艺术作品应该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政策的倡导下，延安木刻画的艺术家开始向现实生活学习，向民间传统学习，形成了延安木刻画的新内容、新特点和新风格。
无论是早期的“延安时期”木刻画表现人民大众苦难的题材，还是1939年开始产生的新的“延安时期”木刻画的题材，都可以归纳为三大题材：以革命战斗为主的抗战题材，以劳动生产学习文化等为主的日常生活题材，以及以歌颂革命领导人和劳动模范为主的人物题材。
（一）抗战题材
抗战题材的木刻画主要有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艾炎的《八路军前线抗战》、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夏风的《民兵》等，这些题材大多围绕革命战斗展开。比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描绘的场景是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一起作战，正在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反扫荡战斗。这幅木刻画内容的背景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与自己的连队失去了联系，即便这样，这位八路军战士依然坚持与民兵们团结一致，共同战斗。这幅木刻画深刻地体现出抗日根据地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再比如，艾炎的《八路军前线抗战》，描绘了百团大战的一个场面，画面里有牺牲的战士，有被消灭的敌人，队伍中的战士拿着武器向前冲锋，看他们向前冲的气势，让人感受到胜利在望。这样的作品，不仅鼓舞了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也预示了战争即将胜利，并且在描写战斗的同时，暗含了中国人民终于要挺起胸膛的意蕴。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描绘的是民众围着刘志丹的画面，这幅作品描绘的虽然不是战斗的场面，但也从另一种角度反映出军民血肉般的感情，传达出一种军也是民、军民一体的思想。夏风的《民兵》，描绘的是七个民兵在练习枪法的场景，民兵里有人持枪正瞄准目标准备射击，有人拿着长矛专心致志地看持枪人的练习，还有人互相交流着，似乎在探讨如何才能更准确地射中目标。这幅作品采用了集中式的构图方式，将持枪练习的人、拿长矛看练习的人和边看边讨论枪法的人集中到了一个中心点，画面感非常紧凑。
抗战题材的木刻画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木刻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延安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属于特殊时期，当时人民对外要抗日战争，对内要统一战争，战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便是抗战题材分量重的原因之一。其次，抗战题材的木刻画有着积极正面的宣传效果，它不仅有助于增加战士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有助于团结百姓共同抗战。最后，抗战题材的木刻画对于艺术家意义非凡，当时的木刻画艺术家通过创作抗战题材的木刻画，为抗战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日常生活题材
自从1939年开始，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艺术作品应该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传统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号召，延安的木刻画艺术创作者开始从民间传统艺术中汲取创作资源，涌现出大量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木刻画，大到拥政爱民、民主选举、踊跃参军、劳动生产等，小到学习知识、讲究卫生、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都属于日常生活题材的范围。在众多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木刻画艺术创作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古元，古元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古元所受到的全部学校艺术教育就是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一年，紧接着古元便深入到农村工作学习。古元的木刻画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现实的生活场景、朴实的农民形象，从这些场景和形象背后可以感受到古元对生活的热爱和为革命献身的真诚。无论是朴拙的技法加上诚挚的情感，还是民间传统艺术与农民形象的完美结合，古元的作品都看不到学院艺术的影响，这跟古元早期的农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古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减租会》，《减租会》之所以会成为延安木刻画的代表性作品，除了因为在形式上它是以淳朴的眼光直观现实以外，更是因为作品中真挚的情感带给人的真实感和历史感。
“延安时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木刻画还有力群的《延安鲁艺校景》、彦涵的《老羊倌》和石鲁的《妯娌纺线》等，它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力群的《延安鲁艺校景》刻画的是鲁艺建筑本身，刚硬坚挺的笔触刻画出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彦涵的《老羊倌》，一位农民抱着一只小羊羔凝视着前方，让人无限地遐想。石鲁的《妯娌纺线》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两位妇女正在纺线劳动的生活场景。 （三）人物题材
人物题材的木刻画主要以领袖像和劳动模范像为主。领袖像多被用于会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人均被用于布置会场。领袖代表着一个团体的精神导向，所以以人物为题的木刻画也是非常丰富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时期”的精神，也是“延安时期”的政策导向。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军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政策的指导下，延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个行业出现了不少劳动模范。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工人赵占魁就是其中一个，还被毛主席称赞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为了表彰劳动模范，也为了鼓励人们向劳动模范学习，劳动模范的画像会被画家刻画出来，并会在劳动模范大会上将劳动模范像悬挂于会场。
三、“延安时期”木刻画艺术表现特点分析
在“延安时期”木刻画发展的初期，木刻画创作者向西方学习木刻的阴刻技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明暗对比，但是很多老百姓并不喜欢这种形式感的作品，称其为“阴阳脸”。于是，当时的木刻画创作者开始从民间传统艺术中学习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在表现技法上采用了中国民间年画的阳刻技法，在表现形式上简化了背景，使得作品主题突出，另外在作品内容上使之更具民族性，创作出了许多受老百姓喜爱的木刻画作品。江丰的《保卫家乡》和沃渣的《五谷豐登》均为“延安时期”出现的早期新年画。《保卫家乡》意在动员人们参加抗战、保家卫国，《五谷丰登》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长寿。《春耕图》是沃渣将民间木板年画的形式与手工着色的方法相结合创作的木刻画作品，描绘的是一位农民牵着牛、扛着犁正在劳动的场景，作品简化了繁琐的背景，采用了民间木刻经常使用的阳刻技法，作品画面因而简洁明了，主题突出。沃渣的《春耕图》是一幅将民间传统艺术应用于新木刻画的成功例子，由此成为木刻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表现方法也是当时木刻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对于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人们主要学习的是构图布局和简洁淳朴的表现方式。例如，彦涵的作品《移民到陕北》就直接借鉴了汉代画像石的构图布局，这种构图方式分为上中下三段，所以被称为划段式构图。彦涵同时将一颗即将被砍掉的树置于中下两段，打破了三段式构图的平静感。在人物的造型上，作品还采用了西画的技法，用黑白相交的方式体现出人物形象的朴实。
陕北剪纸是“延安时期”木刻创作者学习民间传统艺术的又一内容。陕北剪纸是陕北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特别具有地域特征，有着丰富的民间底蕴。木刻创作者可以从陕北剪纸中汲取到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例如，夏风于1947年创作的《春耕》《夏锄》《秋收》这三幅木刻画作品就是用陕北剪纸的方法来表现的。这三幅作品都描绘的是老百姓生活劳动的场景，人物造型采用剪纸中的表现形式，即侧立式，人物、动物、植物的外轮廓均使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同时采用了剪纸中经常使用的装饰性花纹来衬托衣物、动物和植物，整个画面简洁而不失趣味，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此外，延安当地的皮影也是木刻画创作者借鉴、学习的民间艺术。皮影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采用黑底露白的形式，将它应用于木刻画作品中可以使画面简洁明朗、稳重厚实。夏风的《从敌后运来的战利品》就是这种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作。
“延安时期”木刻画创作者对民间传统艺术的重视是形成延安木刻画独特风格的主要原因。民间传统艺术中的年画、画像石、剪纸、皮影等均为“延安时期”木刻画作品的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习土壤和创作灵感，使得当时的木刻画更加本土化，更加民族化，更加中国化。
“延安时期”木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明显的歌颂性。彦涵创作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彭德怀将军在前线》，艾炎创作的《八路军前线抗战》等均带有歌颂性质。这些作品主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前进方向，歌颂了战士们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还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拥军支前、民主生活和土地改革等内容。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木刻画的艺术表现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延安时期”的木刻画形式非常丰富，当时木刻画的用途是最为广泛的，“延安时期”的延安地区整体来看各种物资都特别缺乏，能提供给艺术家创作作品的资源更是少之又少，而木刻画的原材料在延安却是易于寻到的，于是木刻画成为重要的宣传武器，而木刻画课程也成为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主要课程，为培养木刻画创作者提供教育保障。“延安时期”，人们也创作出大量宣传画、壁画和布画作品，这样在为革命作宣传的艺术作品形式上形成了以木刻画为主，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共存的局面。第二，“延安时期”的木刻画版式自由灵活。在木刻画中，上面是图画，下面是文字或者上面是文字，下面是图画的版面形式较为常见。例如，张晓非创作的《识一千字》木刻画，采用的就是上面文字、下面图画的形式。将核心主题图形置于画面中心，四周配上装饰花纹是木刻画的另一种版面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作品是沃渣创作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木刻画。对称版式是图画左右相对称的一种形式感较为严谨的版面形式，这种版面形式与陕北剪纸的版面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还有一种版面形式是借鉴汉代画像石而来，是将版面水平分为三到五节，每一节表现一种情节，几节合在一起共同传达一个创作主题，代表作品是古元创作的《拥护咱老百姓的队伍》。第三，“延安时期”木刻画手法多为写实。“延安时期”早期的木刻画作品多是刻画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1939年开始木刻画的创作转而开始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民族性的木刻画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木刻画作品，还是1939年后的木刻画作品，创作手法均以写实为主。
四、结语
力群、古元、彦涵、夏风、石鲁、艾炎等著名木刻画家创作出的优秀木刻画作品，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多样形式表现自由的版面构图、连接现实生活的主题选择，共同凝结成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传达着生命的张力。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种题材的木刻作品，都紧紧围绕当时的社会需求，“延安时期”主要以抗战为主，所以木刻作品被用来服务抗战宣传工作；“延安时期”是人民翻身自立自强的时期，所以木刻作品反映着老百姓日常劳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木刻画家自身的角度来看，将延安当地传统民间艺术融入到木刻画创作中是一种艺术创新，由此产生了大量具有新风格、新特点、新内容的木刻画作品，这不仅提升了木刻画家的个人艺术修养，还为整个木刻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延安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5J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