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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来到欧洲时，正是东欧剧变的前夜／他批改研究人员的文章，主要是从大局观上着眼
19８8年底，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调研组当参赞的吴建民，突然接到来自国内的调令，调他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当参赞，协助大使刘山工作。
1989年1月5日，吴建民来到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与西欧各主要城市，例如法国首都巴黎、英国首都伦敦、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卢森堡首都卢森堡、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等的距离都在300公里之间，为西欧交通要冲。有2０0多个国际行政中心及1００0多个官方团体在此设立了办事处，欧共体的总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北约）的总部也在这里，名目繁多的国际会议，常在这里召开。因此，布鲁塞尔被人称为“欧洲首都”。
因为欧共体的总部在比利时，所以一个使馆挂两块牌子，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同时也是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团长，此外刘山还兼着中国驻卢森堡的大使。
正是由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比利时虽然是个不大的国家，但到了比利时，工作不仅仅是围绕中比双边关系，而实际上有许多与整个西欧打交道的工作。随着后来北约的东扩，在比利时就几乎是与欧洲打交道了。
吴建民来到欧洲时，欧洲正处在东欧剧变的前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大幅提高肉类价格，由此引发许多城市的工人罢工，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一下子在全世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罢工风潮日涨，局势动荡。波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局势一度平稳。但由于经济得不到根本扭转，动荡回潮，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威信日降。进入1989年，执政党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在随后的大选中，团结工会获胜。按当时的概念，这是第一个政权更迭的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
继波兰剧烈波动后，民主德国政局也呈现不稳定状态。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迭，党的方针也在变；承认反对派组织为合法组织；后来又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接着是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首先出现群众示威，继而演变成骚乱……
东欧的震荡，使西欧也难以安宁。特别是在“柏林墙”被拆除前后，两德统一的问题立即就成为欧洲最令人瞩目的问题，因为这绝非一个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被强行分开的国家在新的情况下又合在一起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根据《雅尔塔协议》搭建起来的欧洲结构的瓦解，并由此带出一系列可能导致欧洲不稳定的问题。
吴建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调到欧洲的。
吴建民来到驻比利时使馆后，主要工作就是分管研究室。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比利时的情况，一个研究整个欧共体的情况。比利时的研究课题并不很多，调研的重头是欧共体。如果说联合国是世界多边外交主战场的话，布鲁塞尔就是欧洲多边外交的中心。
吴建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突击看以往的档案、记录，看使馆工作人员过去和现时的报告，看相关的材料。他感觉使馆工作人员对欧洲各国的情况很熟悉，就欧洲内的事务而言，他们的优势明显。但长期身在欧洲看欧洲，有时缺乏大局眼光，没有把美国、苏联，美苏争夺的大背景和影响考虑进去，只就欧洲论欧洲的事务，这样有时反而说不清、看不准。
吴建民后来批改研究人员的报告、材料，主要是从大局观上着眼，跳出欧洲来作分析思考，对原来的报告、材料改动就比较大。有的经他一改，原始的内容所剩无几。有人拿着被修改的稿子来找吴建民：“哎呀，请手下留情吧。写这份材料费了很多心思哪！”
大使刘山对吴建民的工作很放手，研究室交给吴建民分管后他基本不干预，吴建民改过的报告送到他那里，他就不再改动，画了圈就发回国内。吴建民感觉到比利时使馆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刘山的合作很愉快。半年多以后，刘山另有任用离开了比利时，使馆工作由吴建民代办。
除了分管研究室的工作外，吴建民刚到比利时的一段时间里，用了比较多的精力参与了比利时贝尔公司与中国谈判建立合资的上海贝尔公司一事。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也介入了此事，因此吴建民对曲折的谈判过程比较清楚，在如何力争中方控股的情况下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如何利用外交资源促经济发展等方面，多了几分经历和实际感受。
“对不起，奉上级指示我不能赴你的宴了。”／在困境中做工作，更需要冷静、智慧
1989年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对中国的外交历程而言，则是遭遇到前所未有困境的时期；对每一位中国驻外的高级外交官来说，更平添一段由于艰辛苦涩因此更无法忘怀的经历。
吴建民到比利时4个月后就回到国内休假，这一个多月的休假，正赶上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政府首先以此为由，宣布对中国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紧接着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峰会上，共同宣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因此，当吴建民再次踏进布鲁塞尔的时候，一切都与他离开前有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回国休假之前，驻布鲁塞尔各机构的大门都对中国敞开着，各国外交官和驻布鲁塞尔的办事机构官员对中国外交官很重视，作为中国驻欧共体使团的参赞，吴建民那时与欧共体的官员见面很容易，而且他们和吴建民见面时都很友好。
可是，当吴建民休假回来时，所有的门一下子都对中国关闭了。临回欧洲之前，外交部领导曾向吴建民交代要他多做工作，因为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欧洲很不理解。吴建民当时就想，做欧洲的工作就从欧共体委员会开始。
欧共体委员会分管中国事务的，是一位叫纳特的处长，他是个英国人。吴建民初到布鲁塞尔时，和他经常见面，已经比较熟了。6月14日，吴建民一回到布鲁塞尔，就跟纳特相约见面，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回来，可以向他介绍一下有关中国的情况，纳特表示同意。吴建民遂说：“那我们一起吃顿午饭怎么样？”纳特表示可以，吴建民遂与他敲定了时间。
6月16日中午，吴建民到了预约的那家中国餐馆，可就在等待之中，他接到纳特打来的电话。纳特的话干巴而简捷：“对不起，奉上级指示我不能赴你的宴了。”
吴建民回忆说：“当时听纳特在电话里这么一说，我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刺激。在外交事务上，是应该讲礼节，应该严守信用的啊。但西方官员那时把这些都甩到一边了，他们就是觉得中国现政府不行了，得罪你白得罪，欺负你白欺负。”
从1971年踏进联合国那天起，在吴建民的记忆里，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中国的外交主张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接受。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迎来了更为良好的外交局面，一些久积的敌视也开始在沟通中化解。
可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那些几周前还洋溢着热情的脸，突然像进过冰柜一样挂上了冰霜。
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之声甚嚣尘上之际，欧洲上空也是黑云笼罩，欧共体12国很快也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要拨开黑云，要摆脱这种被围攻指责的外交困境，就必须走出使馆，以各种方式展开工作。
当时可以做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任由与事实不相符的报道流传，就等于默认人家栽在你头上的指责；长时间沉默不语，曲意解说就将先入为主，难以从人们心头清除。
但怎么说，这里很有讲究。当时西方的社会情绪，已经被不甚确切的报道、谬误的传言和错误的推断煽动起来，你首先必须做到能让人家耐着性子听你讲下去。
吴建民想：如果游说的素材直接引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报道，听者可能会有抵触情绪，但如果从西方主流报刊上撷选，听者的心可能就平静一些，因此他很留意阅读西方主流报刊，搜集可用的素材。
因此，当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于7月24日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演讲的报道及刊载演讲的主要内容时，吴建民马上看到了。
吴建民注意到韩叙在演讲中，特别注意向听众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并以改革前后现实的对比，说明中国的改革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正航行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水域，因此，维持秩序和稳定是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韩叙演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很善于抓住一些共同点，来触发人们内心的共鸣。“我回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接到的信件和电话简直像潮水一样多。有些人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关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表达了他们的失望甚至是愤怒。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关系受到损害。我曾经这样想，如果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城市，美国人民将不会像现在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这让我感到高兴。它表明美国人民关心中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吴建民回忆说，当他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演讲摘登时，内心充满了对韩叙大使的钦佩，演讲给了他非常有益的启迪。第一，在陷入外交困境的时候，更要主动出击去做工作；第二，在困境中做工作，更需要冷静，要运用智慧。
此刻需要怎样的智慧呢？一、要强化自己渴望传递出去，而别人也能够听得进去的信息。反复说明风波是非常状态，是短暂的危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是持续性的、不动摇的。二、寻找共同点，先在利益相关的话题上把对话和接触维持住。三、引用国外媒体的客观报道讲道理，运用一些可比的西方的现象同中国情况作比照。四、对内和对外可以有些区别，可以暂且避开可能引起纷争的话题，不谈政见分野谈经济合作。
想“第一个吃螃蟹”的杨森差点打退堂鼓／“中国的官员没有官架子”
1989年，比利时正有几家公司在与中国谈判合作的事宜，除了贝尔公司外，比利时的著名制药企业杨森公司，也在与中国陕西省汉江制药厂商洽合作和技术转让的项目，杨森公司准备与陕西合作在中国西部创办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杨森公司的创始人，是世界上发明新药最多的保罗·杨森博士，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药学家、化学家。当国外一些大企业把眼光集中于中国沿海和东部发达区域之际，杨森博士却决定投资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他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敢为天下先是最重要的品质。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我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西部并取得成功的人。”
风波袭来，此时，曾经想“第一个吃螃蟹”的杨森博士，也不免对是否坚持在中国投资产生了游移，合资商洽一度中断。曾经满怀期冀的西安市政府，此刻感觉合资的前景有些黯淡，他们希望中国驻比利时使馆能做些促成的工作。
为此，吴建民与保罗·杨森进行了联系，杨森邀吴建民夫妇到他家里细谈。在杨森家，吴建民了解到他的顾虑，主要是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投资及后续的发展会不会受影响。吴建民向杨森作了解释，各国都可能遇到突发的非常情况，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
吴建民的诚恳解说，使杨森坚定了在中国西部投资的信心。在交谈中，吴建民得知杨森早在1974年，就随比利时化工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结识了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他俩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地作了三日交谈。马海德向杨森讲述了自己当年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介绍了中国西北的情况，希望杨森博士能够为改变中国西北落后现状做些实事。杨森答应马海德会为此努力，他之所以选择在西安合资建厂，就是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
就是1989年的当年，比利时杨森公司与中国陕西有关方面签署协议，兴建合资的西安杨森公司。一家国外的企业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西部投资，这本身就是个艰难的突破，而这一突破又出现在那个整个西欧一片对华制裁之声的特定时候，意义就更不寻常。
后来，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典范项目。以这一次合资为契机，陕西省与比利时的经济贸易和企业管理合作日趋扩展，陕西省还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成为友好省。
1989年的夏季，刘山离开了布鲁塞尔，使馆的工作由吴建民代办。就在这时，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郑鸿业带了一个代表团来比利时，举办一个经济贸易方面的研讨会。吴建民作为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让会议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代表团带来的一位法文翻译，在开会作同声翻译时，跟不上演讲人的发言，词不达意的翻译很影响会议效果和质量，但临时也找不到更好的翻译了。吴建民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他可以代为翻译。
从1961年借调到共青团中央当法文翻译，吴建民流利地运用法语已有28载，给领袖作口译，在外交巨匠如林的联合国讲坛作翻译，应付这样的会议当然不在话下。
当时，吴建民也没有过多考虑，就是支持贸促会的工作。眼下只有经济这扇门没有关死，这条通道发出的声音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翻译水准的突然提升，马上就被与会的外国人士感觉出来了，而当这些外国人得知更换的翻译是中国大使馆的代办时，都感到有些意外，纷纷议论“中国的官员没有官架子”。用自己的专长多做了一点工作，却收到树立国家良好形象之效果，让吴建民感到欣然。
邓小平的28字战略／尝试以文化促外交
虽然，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外交人员为改变面临的外交困境竭尽了全力，但他们在比利时、在欧共体的处境并没有好转。这与1989年下半年到年底期间，东欧急转直下的时局有很大关系。
在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后，一度呈现改善趋势的美中关系，此刻也迅即回落。其实在美国国会1989年六七月间通过对华制裁议案后，中美的高层联系并没有中止，邓小平和布什之间一直互有信件往来，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半年内两度来华。邓小平还通过来华访问的基辛格，向布什转递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的第二次来华，就是在接到邓小平的一揽子建议后来进一步商谈后续和具体措施的，而且他堂而皇之地前来，实际上已经在打破着美国不与中方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且经过会谈，双方在结束纠葛、开辟未来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
然而，东欧剧变显露国际格局即将改变迹象后，美国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一揽子方案也被放在一边，不再提及，“开辟未来”的工程停滞下来。此刻，美国需要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由于尚不能判断中国能否抗得住由东欧剧变引发的巨大震荡，因而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美国打喷嚏，欧洲就感冒，置身欧共体所在地的吴建民随即就感受到了。
1990年1月1日，大使刘山离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工作由吴建民主持。他很想在新年伊始，就有所动作，使处于困境中的外交有所改观。
吴建民知道国内一直在为消解美国的制裁努力着，那么在欧洲第一线的驻欧共体使团也应为消解欧共体的对华制裁多做工作。他感到应设法和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层官员接触。他想首先争取跟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里森见上一面。
恰巧在新年之初，安德里森要举行一个与亚洲使节礼节性的会面，并一起吃饭。吴建民作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也可以与亚洲各国使节一起出席见面活动，他觉得这是个争取和安德里森搭上话的机会。
在那天午饭之前的酒会上，正喝着开胃酒，吴建民看到了安德里森的办公厅主任。懂得欧共体内部运作机制的人都知道，办公厅主任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掌握着实权，还可以通过他安排见安德里森的日程，所以吴建民走到他身边，和他聊了起来。
当这位办公厅主任知道吴建民是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时，问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吴建民便见机行事，对他说：“如果你对中国的情况感兴趣，是不是过一阵咱们一起吃顿午饭，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有关的情况。”不料，这位办公厅主任斜瞥了吴建民一眼，说：“过一阵？我不知道过3个月之后，贵国现政府是否还能够存在？”
吴建民一听这话，血直往上涌。但在外交场合，不能发火，更不能拍桌子骂人，再生气也只能在自己心里憋着。他心想：说到底你不就是认为地球要按照你们的意志转动，时间不在中国人这边吗！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是句欧洲人也经常讲的谚语，随即把这句话甩了过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看吧。”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吴建民再深刻不过地领悟到一个外交官的荣辱与祖国的盛衰相依相系。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1949年之前中国外交官的折冲樽俎中的含屈忍辱，他没有体验；1971年在联合国看到布托流着泪指责“联合国是空谈俱乐部”时，他也只能推想那位政治家内心的悲愤。
此刻，吴建民理解了，如果你的国家国势颓微，政局不稳，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再有睿智，再有风度，又能有几分施展的空间呢？因此当祖国陷入短暂的困境，作为一个外交官，更应该竭尽自己的赤诚与努力。
与欧共体高层官员接触的想法虽然没能如愿，但吴建民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放弃努力。也就是在那工作步履维艰的时段，吴建民陆续听到了国内传来邓小平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所作的冷静应对：“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邓小平的这几次讲话的精神，被归纳为28个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将之作为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指导思想。
沧海横流，乱云飞渡，这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但也给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练机会。国家要顶住，不能示弱，在第一线的外交官也要顶住，也不能示弱。而搞外交更重要的是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高层人物见不着，不跟你谈，就见低层人物；正式场合、正式会议不邀请你参加，不给你表达的机会，就设法进入非正式场合、参加非正式的活动；政治讲不清，就从文化里找话题，把想要传递出去的观点和信息带进去。
就在那时，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所在的区，要举办一个文化节。吴建民设法进去，组织了一些文化活动，放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电影，晚上又搞一个冷餐会。结果引来了不少比利时人和各国常驻布鲁塞尔机构的人员，参加活动的人都感到比较轻松愉快，吴建民也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一些朋友。
吴建民还在活动中作了一个演讲。他从中国文化的特点讲起，说中国文化延绵5000年没有中断过，这是为什么？其生命力何在？因为中华文化有强大的包容性，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在中国56个民族内部也是这样，旗袍不是汉族的，是满族的，但大家都能接受。涮羊肉是蒙古族的，大家都愿意接受。凡是好的东西大家都愿意接受，都融合了进来。
最后，吴建民讲到了中国和比利时的关系。他说虽然现在的大环境不是太好，但他对中比关系并不悲观，没有理由悲观，因为增进中比关系发展的基本因素犹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个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利时是个发达国家，双方的互补性很强。
吴建民是直接用法文讲的，没有念稿子，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听懂，而且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直接对吴建民说：“你的这个讲话很有水平。”这样的场面，吴建民回到布鲁塞尔以来还没碰到过。
看来，抓住文化节的机会抓对了。吴建民说：“后来，我到巴黎当大使，就比较注重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促外交，那并不是偶然的。”（未完待续）
19８8年底，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调研组当参赞的吴建民，突然接到来自国内的调令，调他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当参赞，协助大使刘山工作。
1989年1月5日，吴建民来到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与西欧各主要城市，例如法国首都巴黎、英国首都伦敦、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卢森堡首都卢森堡、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等的距离都在300公里之间，为西欧交通要冲。有2０0多个国际行政中心及1００0多个官方团体在此设立了办事处，欧共体的总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北约）的总部也在这里，名目繁多的国际会议，常在这里召开。因此，布鲁塞尔被人称为“欧洲首都”。
因为欧共体的总部在比利时，所以一个使馆挂两块牌子，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同时也是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团长，此外刘山还兼着中国驻卢森堡的大使。
正是由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比利时虽然是个不大的国家，但到了比利时，工作不仅仅是围绕中比双边关系，而实际上有许多与整个西欧打交道的工作。随着后来北约的东扩，在比利时就几乎是与欧洲打交道了。
吴建民来到欧洲时，欧洲正处在东欧剧变的前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大幅提高肉类价格，由此引发许多城市的工人罢工，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一下子在全世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罢工风潮日涨，局势动荡。波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局势一度平稳。但由于经济得不到根本扭转，动荡回潮，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威信日降。进入1989年，执政党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在随后的大选中，团结工会获胜。按当时的概念，这是第一个政权更迭的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
继波兰剧烈波动后，民主德国政局也呈现不稳定状态。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迭，党的方针也在变；承认反对派组织为合法组织；后来又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接着是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首先出现群众示威，继而演变成骚乱……
东欧的震荡，使西欧也难以安宁。特别是在“柏林墙”被拆除前后，两德统一的问题立即就成为欧洲最令人瞩目的问题，因为这绝非一个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被强行分开的国家在新的情况下又合在一起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根据《雅尔塔协议》搭建起来的欧洲结构的瓦解，并由此带出一系列可能导致欧洲不稳定的问题。
吴建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调到欧洲的。
吴建民来到驻比利时使馆后，主要工作就是分管研究室。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比利时的情况，一个研究整个欧共体的情况。比利时的研究课题并不很多，调研的重头是欧共体。如果说联合国是世界多边外交主战场的话，布鲁塞尔就是欧洲多边外交的中心。
吴建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突击看以往的档案、记录，看使馆工作人员过去和现时的报告，看相关的材料。他感觉使馆工作人员对欧洲各国的情况很熟悉，就欧洲内的事务而言，他们的优势明显。但长期身在欧洲看欧洲，有时缺乏大局眼光，没有把美国、苏联，美苏争夺的大背景和影响考虑进去，只就欧洲论欧洲的事务，这样有时反而说不清、看不准。
吴建民后来批改研究人员的报告、材料，主要是从大局观上着眼，跳出欧洲来作分析思考，对原来的报告、材料改动就比较大。有的经他一改，原始的内容所剩无几。有人拿着被修改的稿子来找吴建民：“哎呀，请手下留情吧。写这份材料费了很多心思哪！”
大使刘山对吴建民的工作很放手，研究室交给吴建民分管后他基本不干预，吴建民改过的报告送到他那里，他就不再改动，画了圈就发回国内。吴建民感觉到比利时使馆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刘山的合作很愉快。半年多以后，刘山另有任用离开了比利时，使馆工作由吴建民代办。
除了分管研究室的工作外，吴建民刚到比利时的一段时间里，用了比较多的精力参与了比利时贝尔公司与中国谈判建立合资的上海贝尔公司一事。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也介入了此事，因此吴建民对曲折的谈判过程比较清楚，在如何力争中方控股的情况下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如何利用外交资源促经济发展等方面，多了几分经历和实际感受。
“对不起，奉上级指示我不能赴你的宴了。”／在困境中做工作，更需要冷静、智慧
1989年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对中国的外交历程而言，则是遭遇到前所未有困境的时期；对每一位中国驻外的高级外交官来说，更平添一段由于艰辛苦涩因此更无法忘怀的经历。
吴建民到比利时4个月后就回到国内休假，这一个多月的休假，正赶上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政府首先以此为由，宣布对中国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紧接着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峰会上，共同宣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因此，当吴建民再次踏进布鲁塞尔的时候，一切都与他离开前有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回国休假之前，驻布鲁塞尔各机构的大门都对中国敞开着，各国外交官和驻布鲁塞尔的办事机构官员对中国外交官很重视，作为中国驻欧共体使团的参赞，吴建民那时与欧共体的官员见面很容易，而且他们和吴建民见面时都很友好。
可是，当吴建民休假回来时，所有的门一下子都对中国关闭了。临回欧洲之前，外交部领导曾向吴建民交代要他多做工作，因为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欧洲很不理解。吴建民当时就想，做欧洲的工作就从欧共体委员会开始。
欧共体委员会分管中国事务的，是一位叫纳特的处长，他是个英国人。吴建民初到布鲁塞尔时，和他经常见面，已经比较熟了。6月14日，吴建民一回到布鲁塞尔，就跟纳特相约见面，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回来，可以向他介绍一下有关中国的情况，纳特表示同意。吴建民遂说：“那我们一起吃顿午饭怎么样？”纳特表示可以，吴建民遂与他敲定了时间。
6月16日中午，吴建民到了预约的那家中国餐馆，可就在等待之中，他接到纳特打来的电话。纳特的话干巴而简捷：“对不起，奉上级指示我不能赴你的宴了。”
吴建民回忆说：“当时听纳特在电话里这么一说，我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刺激。在外交事务上，是应该讲礼节，应该严守信用的啊。但西方官员那时把这些都甩到一边了，他们就是觉得中国现政府不行了，得罪你白得罪，欺负你白欺负。”
从1971年踏进联合国那天起，在吴建民的记忆里，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中国的外交主张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接受。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迎来了更为良好的外交局面，一些久积的敌视也开始在沟通中化解。
可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那些几周前还洋溢着热情的脸，突然像进过冰柜一样挂上了冰霜。
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之声甚嚣尘上之际，欧洲上空也是黑云笼罩，欧共体12国很快也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要拨开黑云，要摆脱这种被围攻指责的外交困境，就必须走出使馆，以各种方式展开工作。
当时可以做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任由与事实不相符的报道流传，就等于默认人家栽在你头上的指责；长时间沉默不语，曲意解说就将先入为主，难以从人们心头清除。
但怎么说，这里很有讲究。当时西方的社会情绪，已经被不甚确切的报道、谬误的传言和错误的推断煽动起来，你首先必须做到能让人家耐着性子听你讲下去。
吴建民想：如果游说的素材直接引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报道，听者可能会有抵触情绪，但如果从西方主流报刊上撷选，听者的心可能就平静一些，因此他很留意阅读西方主流报刊，搜集可用的素材。
因此，当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于7月24日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演讲的报道及刊载演讲的主要内容时，吴建民马上看到了。
吴建民注意到韩叙在演讲中，特别注意向听众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并以改革前后现实的对比，说明中国的改革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正航行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水域，因此，维持秩序和稳定是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韩叙演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很善于抓住一些共同点，来触发人们内心的共鸣。“我回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接到的信件和电话简直像潮水一样多。有些人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关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表达了他们的失望甚至是愤怒。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关系受到损害。我曾经这样想，如果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城市，美国人民将不会像现在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这让我感到高兴。它表明美国人民关心中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吴建民回忆说，当他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演讲摘登时，内心充满了对韩叙大使的钦佩，演讲给了他非常有益的启迪。第一，在陷入外交困境的时候，更要主动出击去做工作；第二，在困境中做工作，更需要冷静，要运用智慧。
此刻需要怎样的智慧呢？一、要强化自己渴望传递出去，而别人也能够听得进去的信息。反复说明风波是非常状态，是短暂的危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是持续性的、不动摇的。二、寻找共同点，先在利益相关的话题上把对话和接触维持住。三、引用国外媒体的客观报道讲道理，运用一些可比的西方的现象同中国情况作比照。四、对内和对外可以有些区别，可以暂且避开可能引起纷争的话题，不谈政见分野谈经济合作。
想“第一个吃螃蟹”的杨森差点打退堂鼓／“中国的官员没有官架子”
1989年，比利时正有几家公司在与中国谈判合作的事宜，除了贝尔公司外，比利时的著名制药企业杨森公司，也在与中国陕西省汉江制药厂商洽合作和技术转让的项目，杨森公司准备与陕西合作在中国西部创办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杨森公司的创始人，是世界上发明新药最多的保罗·杨森博士，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药学家、化学家。当国外一些大企业把眼光集中于中国沿海和东部发达区域之际，杨森博士却决定投资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他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敢为天下先是最重要的品质。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我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西部并取得成功的人。”
风波袭来，此时，曾经想“第一个吃螃蟹”的杨森博士，也不免对是否坚持在中国投资产生了游移，合资商洽一度中断。曾经满怀期冀的西安市政府，此刻感觉合资的前景有些黯淡，他们希望中国驻比利时使馆能做些促成的工作。
为此，吴建民与保罗·杨森进行了联系，杨森邀吴建民夫妇到他家里细谈。在杨森家，吴建民了解到他的顾虑，主要是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投资及后续的发展会不会受影响。吴建民向杨森作了解释，各国都可能遇到突发的非常情况，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
吴建民的诚恳解说，使杨森坚定了在中国西部投资的信心。在交谈中，吴建民得知杨森早在1974年，就随比利时化工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结识了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他俩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地作了三日交谈。马海德向杨森讲述了自己当年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介绍了中国西北的情况，希望杨森博士能够为改变中国西北落后现状做些实事。杨森答应马海德会为此努力，他之所以选择在西安合资建厂，就是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
就是1989年的当年，比利时杨森公司与中国陕西有关方面签署协议，兴建合资的西安杨森公司。一家国外的企业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西部投资，这本身就是个艰难的突破，而这一突破又出现在那个整个西欧一片对华制裁之声的特定时候，意义就更不寻常。
后来，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典范项目。以这一次合资为契机，陕西省与比利时的经济贸易和企业管理合作日趋扩展，陕西省还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成为友好省。
1989年的夏季，刘山离开了布鲁塞尔，使馆的工作由吴建民代办。就在这时，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郑鸿业带了一个代表团来比利时，举办一个经济贸易方面的研讨会。吴建民作为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让会议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代表团带来的一位法文翻译，在开会作同声翻译时，跟不上演讲人的发言，词不达意的翻译很影响会议效果和质量，但临时也找不到更好的翻译了。吴建民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他可以代为翻译。
从1961年借调到共青团中央当法文翻译，吴建民流利地运用法语已有28载，给领袖作口译，在外交巨匠如林的联合国讲坛作翻译，应付这样的会议当然不在话下。
当时，吴建民也没有过多考虑，就是支持贸促会的工作。眼下只有经济这扇门没有关死，这条通道发出的声音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翻译水准的突然提升，马上就被与会的外国人士感觉出来了，而当这些外国人得知更换的翻译是中国大使馆的代办时，都感到有些意外，纷纷议论“中国的官员没有官架子”。用自己的专长多做了一点工作，却收到树立国家良好形象之效果，让吴建民感到欣然。
邓小平的28字战略／尝试以文化促外交
虽然，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外交人员为改变面临的外交困境竭尽了全力，但他们在比利时、在欧共体的处境并没有好转。这与1989年下半年到年底期间，东欧急转直下的时局有很大关系。
在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后，一度呈现改善趋势的美中关系，此刻也迅即回落。其实在美国国会1989年六七月间通过对华制裁议案后，中美的高层联系并没有中止，邓小平和布什之间一直互有信件往来，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半年内两度来华。邓小平还通过来华访问的基辛格，向布什转递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的第二次来华，就是在接到邓小平的一揽子建议后来进一步商谈后续和具体措施的，而且他堂而皇之地前来，实际上已经在打破着美国不与中方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且经过会谈，双方在结束纠葛、开辟未来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
然而，东欧剧变显露国际格局即将改变迹象后，美国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一揽子方案也被放在一边，不再提及，“开辟未来”的工程停滞下来。此刻，美国需要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由于尚不能判断中国能否抗得住由东欧剧变引发的巨大震荡，因而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美国打喷嚏，欧洲就感冒，置身欧共体所在地的吴建民随即就感受到了。
1990年1月1日，大使刘山离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的工作由吴建民主持。他很想在新年伊始，就有所动作，使处于困境中的外交有所改观。
吴建民知道国内一直在为消解美国的制裁努力着，那么在欧洲第一线的驻欧共体使团也应为消解欧共体的对华制裁多做工作。他感到应设法和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层官员接触。他想首先争取跟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里森见上一面。
恰巧在新年之初，安德里森要举行一个与亚洲使节礼节性的会面，并一起吃饭。吴建民作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也可以与亚洲各国使节一起出席见面活动，他觉得这是个争取和安德里森搭上话的机会。
在那天午饭之前的酒会上，正喝着开胃酒，吴建民看到了安德里森的办公厅主任。懂得欧共体内部运作机制的人都知道，办公厅主任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掌握着实权，还可以通过他安排见安德里森的日程，所以吴建民走到他身边，和他聊了起来。
当这位办公厅主任知道吴建民是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时，问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吴建民便见机行事，对他说：“如果你对中国的情况感兴趣，是不是过一阵咱们一起吃顿午饭，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有关的情况。”不料，这位办公厅主任斜瞥了吴建民一眼，说：“过一阵？我不知道过3个月之后，贵国现政府是否还能够存在？”
吴建民一听这话，血直往上涌。但在外交场合，不能发火，更不能拍桌子骂人，再生气也只能在自己心里憋着。他心想：说到底你不就是认为地球要按照你们的意志转动，时间不在中国人这边吗！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是句欧洲人也经常讲的谚语，随即把这句话甩了过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看吧。”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吴建民再深刻不过地领悟到一个外交官的荣辱与祖国的盛衰相依相系。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1949年之前中国外交官的折冲樽俎中的含屈忍辱，他没有体验；1971年在联合国看到布托流着泪指责“联合国是空谈俱乐部”时，他也只能推想那位政治家内心的悲愤。
此刻，吴建民理解了，如果你的国家国势颓微，政局不稳，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再有睿智，再有风度，又能有几分施展的空间呢？因此当祖国陷入短暂的困境，作为一个外交官，更应该竭尽自己的赤诚与努力。
与欧共体高层官员接触的想法虽然没能如愿，但吴建民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放弃努力。也就是在那工作步履维艰的时段，吴建民陆续听到了国内传来邓小平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所作的冷静应对：“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邓小平的这几次讲话的精神，被归纳为28个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将之作为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指导思想。
沧海横流，乱云飞渡，这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但也给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练机会。国家要顶住，不能示弱，在第一线的外交官也要顶住，也不能示弱。而搞外交更重要的是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高层人物见不着，不跟你谈，就见低层人物；正式场合、正式会议不邀请你参加，不给你表达的机会，就设法进入非正式场合、参加非正式的活动；政治讲不清，就从文化里找话题，把想要传递出去的观点和信息带进去。
就在那时，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所在的区，要举办一个文化节。吴建民设法进去，组织了一些文化活动，放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电影，晚上又搞一个冷餐会。结果引来了不少比利时人和各国常驻布鲁塞尔机构的人员，参加活动的人都感到比较轻松愉快，吴建民也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一些朋友。
吴建民还在活动中作了一个演讲。他从中国文化的特点讲起，说中国文化延绵5000年没有中断过，这是为什么？其生命力何在？因为中华文化有强大的包容性，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在中国56个民族内部也是这样，旗袍不是汉族的，是满族的，但大家都能接受。涮羊肉是蒙古族的，大家都愿意接受。凡是好的东西大家都愿意接受，都融合了进来。
最后，吴建民讲到了中国和比利时的关系。他说虽然现在的大环境不是太好，但他对中比关系并不悲观，没有理由悲观，因为增进中比关系发展的基本因素犹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个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利时是个发达国家，双方的互补性很强。
吴建民是直接用法文讲的，没有念稿子，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听懂，而且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直接对吴建民说：“你的这个讲话很有水平。”这样的场面，吴建民回到布鲁塞尔以来还没碰到过。
看来，抓住文化节的机会抓对了。吴建民说：“后来，我到巴黎当大使，就比较注重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促外交，那并不是偶然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