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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考察中国传统治国理论及实践可以发现：在理论方面，中国传统治国之道能够涵盖西方国家的主要的国家治理理论，而且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拥有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独特内容;在实践方面，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实践的效果并不弱于当代西方国家治理实践的效果。增强文化自信，发扬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更加趋于和谐、稳定，而且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加受国际社会赞赏和钦佩的文明国家。如果在未来有更多国家重视和学习中国传统治国之道，那么中国传统治国思想将为人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作出巨大有益贡献。
【关键词】治国理政;治理;管理;中國;传统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只有更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才能守正创新，继往开来。中国传统治国之道，能够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当前及今后的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一定启发。
1.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演变历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西方强大的攻势下，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文明样式，积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许多中国人已经忘却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中国传统文明是什么。现代的中国有必要从传统文明中汲取养分。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也值得加以研究和再评价。
如果从宏观上分析，那么从古至今中国奉行的主要治国之道的演变历程，发生了以下五个阶段的变化。在春秋时期之前，中国早期政权推崇的学说是河洛哲学。进入战国阶段之后，中国主要的学说是儒、道、法三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治国之道。南北朝起，中国王室推崇的思想体系出现新的三足鼎立局面（佛、道、儒），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近代史开端之时。在近代，中国遭遇到西方国家侵略后，西方推崇的治国学说连同科学、基督教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地位构成冲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中国的地位逐渐上升。
2.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主要主张
2.1法家的治国之道
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主要内涵是：第一，政府预先明确规定禁止民众做的事项，并连同惩罚措施一起向民众公布。第二，在执法时一视同仁。这些精神与西方现代法治的精神是一致的。
有些人认为：与西方现代法治相比，中国古代的法家——例如商鞅——在当时所主张的刑罚过于暴虐。事实未必如此。例如，假设中国古代的法家在治国时规定犯一个小罪即处以死刑，这看起来过于严格，但政府已经规定得如此严格、如此明确，还有人以身试法，那么这个人被处于死刑难道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吗？只要在执法时一视同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法治其实是公平的，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是有效的。
中国古代的法家的存在，可以证明：西方的法治思想，中国古代早就有了，而且一直在用，只不过中国古代并不仅仅依赖于以法治国，中国古代政府普遍认为法治只是治国的手段之一。
中国古代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当今的美国差。许多现代中国人颇为推崇法治，主要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法治，而且美国的社会秩序似乎也不错。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警察、法庭、监狱、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定，美国的社会秩序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警察、法庭、监狱、立法都需要政府投钱，而有关资金来自百姓的纳税，因此西方国家的法治在本质上就是百姓花钱买平安。与此相反，古代的中国是没有警察的，衙门的巡捕只是在有人告状时才负责提审、追拿人犯，中国古代的巡捕不需要像美国警察那样整天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中国的警察制度出现得很晚，是袁世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在天津首先建立的。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天津。为了维护中国对天津的主权，袁世凯向慈禧提议：清政府学习引进西方的警察制度，派中国警察进入天津，代替军队作为中国主权的象征。古代的中国，由于除了法家的治国之道之外还有儒家的治国之道，因此社会秩序远比现在的美国好，不需要警察。
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法家主张使用权谋，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黑暗，他们认为西方政治是透明的，西方人不使用权谋。这种看法，在如下的推理面前显得难以成立：如果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那么就应该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擅长权谋;如果认为美国人不比中国人聪明，那么中国就没有必须要向美国学习了。二者必居其一。
2.2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提出了法家没有提出的或者说不重视的以德治国的理念。中国古代政权，并不排斥以法治国，但往往在以法治国之余还实行儒家的以德治国。其实，中国传统儒家的治国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除了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以礼治国、以耻治国。例如《大学》里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段话表明，儒家认为每个人注重控制自己的心意，就会有道德修养，有道德就会有礼貌，有了礼貌，社会秩序就好了。
儒家的独特治国之道，对确保社会秩序非常有效，但容易导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德、礼不相符，礼就是虚假的。如果礼的要求高过社会实际道德水平，礼治可能会压抑人性，进而导致人性的扭曲。
德、礼二者，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即道德不等于礼貌，有些有礼貌的人内心是阴暗的，有些道德高尚的人的举止是随意的。
通过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按照这种思想治国时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人会被迫装出有道德、有礼貌——简言之，尽管社会秩序得到了保证，但人有可能变得虚伪。这个问题的具体产生过程：儒家提出人人应该有道德、有礼貌、有羞耻之心，就会形成一种人人有礼貌的社会风气，届时，一个人如果表现得自私、粗野、无礼就会被其他人鄙视，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必须表现得很有礼貌、道德高尚。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在以耻治国，即让每个人觉得自己如果作出没有道德的事会招来别人的耻笑，从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然而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会自觉自愿地保持较高的道德情操，但由于儒家治国理论所推动形成的整个彬彬有礼的社会环境，有些人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自私、粗野的内在冲动而表现得有礼貌，这就会导致某些人的虚伪化。 由此应该认识到：一个社会可以呼吁每个人注重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但不应该忽视道德这个根基而仅仅追求整个社会的彬彬有礼，因为有礼不一定是真实的内心状态的表现，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道家对儒家的礼治主张提出批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家认为礼貌都是虚伪的，礼貌会导致混乱，这种对儒家的批评有些过激，但也指出了儒家治国之道可能导致的问题。
尽管如此，儒家的存在，使中国古代形成的主要社会风气是：人人谦让有礼，人人有廉耻之心，因此人们至少在表面上不会为非作歹，整个社会是远比当前的西方社会和谐的，不需要警察。中國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思想颂扬备至，他服膺孔孟的仁义学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儒家;故而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对礼貌的重视急剧下降，民国已经不是礼仪之邦了。反而，中国古代的讲礼貌的传统被外国人学去了，在当代世界中外国人显得比较讲礼貌，特别是日本，保持了中国在元代之前的礼貌传统，今日的韩国也保留了传统中国的一部分礼貌习惯。
2.3道家的治国之道
道家认为世界有其客观规律，因此人不要作为，应该无为，因为人的作为有可能妨碍世界按照其规律而正在进行的演进。道家推崇自然，“自然”既指客观世界的本来的样子，也指世界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家认为不必讲礼貌，因为礼貌未必是真性情的流露，是不自然的。
道家的治国主张，主要是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世界有自己的规律，国家、社会、人民自由发展就是一种最好的发展状态，如果政府干涉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事物，反而会妨碍社会发展。
道家这种治国之道，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一致。自由主义认为：人是自私的，人会为了获得利益而想办法赚钱，如果人人想办法赚钱，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社会就发展了;如果政府干预人们赚钱的活动，反而会妨碍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不论是西方近代以来推崇的法治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思想，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而且中国还有西方所没有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
2.4佛教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今天的尼泊尔地区，产生于青藏高原的西南边缘地区。在古代史上，尼泊尔曾是中国的藩属国，长期以中国为宗主国。在佛教产生时“印度国”并不存在，因此“佛教产生于印度”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古代史上，中国文明是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因此中国的文明在古代一直在向外辐射，例如越南、日本等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在古代史上中国唯一一次从域外学习、引进的一种学说，就是佛教思想。佛教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治国理论，但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东汉开始，中国就主动引进佛教，到南宋时期，这种引进工作基本结束。这是因为，在中国引进佛教的同时，在南亚次大陆一度被佛教战胜的婆罗门教再度兴盛，婆罗门教排挤佛教，导致佛教在南亚次大陆逐渐消失。或者可以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佛教从东汉开始逐渐向中国“搬家”，到南宋时完成“搬家”，彻底从南亚次大陆搬到中国。
从南宋（甚至更早）开始，在整个世界中，佛教传播最广泛、最兴盛的国家是中国。佛教还从中国传到了今天的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因此，尽管最初佛教并未产生于中国，但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中国已成为佛教在全世界最大的“根据地”——尽管中国并不像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那样几乎全民信佛，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中国信仰佛教的人口是全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而且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佛教已逐渐融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例如在当代，佛教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的重要代表。
从表面上看，佛教并未提出治国主张，但佛教的教义有助于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例如，佛教要求统治者以慈悲心、众生平等观念治国，保护平民利益;佛教不主张重视现世的生活，因此人会减少在现实世界中的争权夺利行为;佛教推崇忍辱、布施、不杀、不盗、不淫，提倡通过静虑获得内在的满足、以禅定为乐，使人趋于内在满足而非向外界不断索取，因此能减少社会纠纷;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也使人对作恶有所顾虑。
与法家相比，佛教重视提升个人自我修养，而非仅仅依靠外在强制力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与儒家相比，佛教告诉了人们为什么要讲道德（因果、轮回、业力等思想），用戒律取代了礼仪，使人们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而不饰虚文;与道家相比，道家认为人应该随性而无须讲道德，认为“真”是唯一的道德，佛教认为人的行为不能不顾及他人、不顾及后果。
3.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效果
3.1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内涵并不逊色于西方的治国之道，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加和谐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西方的治国理念“法治”以及在近代才出现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了，它们在中国表现为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西方的基督教能够劝人向善，中国的佛教也能，而且佛教比基督教更少侵略性。例如，在西方开辟新航路时，“当时流行两种观念：第一，基督教国家有权力占领异教徒的国土;第二，教皇有权力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颁布一道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人在近代进行殖民扩张的精神支柱，是因为“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与中国相比，西方还缺少一种治国理念，即儒家的治国理念，即强调人们讲修养、讲道德、讲礼貌的这样一种治国方式。尽管基督教教义也能达到儒家治国之道所发挥的功能，但基督教讲神学，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思想比基督教教义更加优秀。 由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比西方丰富，因此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中，中国古代的社会状态比西方国家的社会状态更加和谐。
然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于1840年打破了中国人宁静的传统生活之后，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对中国的优秀的传统产生怀疑，最终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生活方式，又难以完全采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中国人在生理、心理、社会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都与西方人存在重大区别），因此在近代的发生了西化的中国，出现了古代中国并未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子女不孝敬父母、夫妻频繁争吵，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会被邻里唾弃;又如在大街上两个陌生人会因为一点小摩擦而争吵起来，而在中国古代，推崇礼仪的古人在发生小摩擦时一定会首先向对方道歉，更不会口出恶言。因此，不应将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看得一无是处，甚至应当对传统的中国给予重新认识，应当从与中国古代的对比中寻找近现代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3.2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并未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导致西方国家在近代屡屡战胜中国的主要是工业
通常认为：在近代史发轫之际，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封建社会是一种落后、封闭、腐朽、压抑甚至野蛮的社会，情况是否真地如此呢？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无是处的吗？近代之前，即未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通常，大家会觉得封建时代的中国是文化上愚昧、科技上落后、政治上黑暗、经济上停滞不前的。但事实是否真地如此？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评价近代之前的中国的：
在政治方面，在1837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他们（指中国清朝）政府的古老的根基和美国政府的根基同样是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他们所尊崇的诗人和作家之口对他们说这样的教诲和警言：子庶民。民为贵、君为轻。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乃系之于民。”由此可见，在清朝时期，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志，即民意，因此古代的中国就是民主社会，古代的中国的政治并不完全是压抑、黑暗的。这里涉及到帝制与民主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皇帝制是野蛮的，民主制是先进的。不能笼统地这样下结论。一种政治制度是否优秀，主要的判断标准应该是：这种制度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福祉”包括：政治稳定、政府的决策正确并且执行得力、政府不与人民争利、政府不欺压人民。如果留意观察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违背人民的福祉的现象。例如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法国黄衫军游行示威正是因为抗议者认为自己的福祉受到本国政府的侵害。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不能保障人民的福祉的，那么这么多中国人都是哪来的？在君主制国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家的，皇帝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整个国家不是總统的，总统只是“打工”一阵子，这样一来总统会像爱自己家一样爱国家吗？
在经济方面，美国学者指出：“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由此可见，古代的中国在经济上并不落后，古代中国在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仍为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如果古代的中国是落后的、腐朽的，能够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吗？由于中国古代是辉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头号强国，目前我国距离这一地位还很远，因此每个当代中国人都需要为中国的复兴而努力。如果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那么每个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扬眉吐气。
在国际地位方面，1837年的美国外交部文件指出：“从非常远古的时候开始，中国在其邻国中一直占据着文明和权力的最高位置，它与邻国的关系也因此一直是尊和卑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周边的民族普遍以中国为宗主国，向中国进贡，承认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这一点得到了美国外交部的文件的确认。因此在古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比近代的中华民国高，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古代是落后的。
在社会发展方面，1837年的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中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比欧洲先进得多。”
在综合国力方面，1837年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要承认中国人具有自豪感或爱国心，他们的国度是一古老、广袤、富饶、人众和光辉灿烂的帝国;要承认从构成伟大民族的所有因素来考虑，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在所有方面与其对手（指中国清朝）争竞短长。”
在认识了古代中国之后，还可以具体地考察一下：清朝是否在鸦片战争之前落后了？
在领土面积方面，清朝极盛时期国土总面积达1316万平方公里，至晚清1908年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即便是在清帝退位之时，清朝的国土面积比前面的明朝和后面的中华民国都大，因此在领土这一点上，清朝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清朝的国土面积仅小于元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地区的实际管辖大大强化，为这些地区纳入新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在人口方面，清朝时中国人口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清朝在乾隆时期人口已经达到3亿，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1851年，人口达到4.3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中国的人口有所减少，但到清帝退位时，清朝的人口仍在4亿以上。在2018年，美国的人口为3.27亿。可以想见，在清朝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养活4亿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有人认为，乾隆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华盛顿比乾隆伟大得多。事实真地如此吗？华盛顿管理的美国人口约为300万，乾隆管理的中国人口为3个亿。华盛顿与乾隆没有可比性。
还可以将清朝与英国对比，“据统计，维多利亚女王的伊斯兰教和其他非基督教的臣民不下一亿三千万。如果加上印度的联合邦和附属邦，大概将近二亿三千万人”。英国在近代通过对外侵略，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但英国的所有殖民地的人口加起来还是远远少于清朝的人口。那么，清朝是如何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呢？ 在经济方面，清朝时期达到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清朝通过鼓励垦荒、减免赋税，使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从而导致人口增加，人口的增加又会导致耕地面积的增加，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并未停滞不前，中国只是一直在沿着传统的农业文明道路前进。而与此同时，西方突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杀人的利器，工业文明成为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诱因。这种失败不是清朝之过，不是中国传统文明之过，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捉弄。
科学和工业是不是文明？只有道德高尚才是文明，科学制造的武器是野蛮的。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好似一个书生遇到拿着先进武器的强盗，书生被打败是自然的，但书生被打败并不可耻，强盗的胜利也不光荣。
4.结语
古代中国拥有一种自创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与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不同，与因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放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的许多内容比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更加文明。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古代的主要学派的治国主张塑造的。而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及社会形态最终是由中华民族的客观特点塑造的。在近代，东、西方文明相遇了。通过与西方对比，可以更明确地发现中国民族相对于西方人而言的特质：
中国人的身体对自然界的变化更加敏感（例如西方人不会得风湿、西方妇女生育后不用坐月子），可以说中国人的身体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更加明显，中国人的身体与自然界是更加相通的。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更加细致。例如，中国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一发明表明中国人能够感受到：每半个月的时间，就会使人生活的外在环境发生能够觉察得到的改变。由于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而且中国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有统一的规律的。这些观念都是西方没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比西方的治国之道更加关注、更加追求整個社会的和谐。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更能代表人类正确的生活方式：追求心灵的宁静、行为的优雅、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坚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劳动果实。
而西方文明认识不到人与自然是相通的，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征服其他民族、利用其他民族为目标，因而破坏了自然和国际社会，最终危害的是人自身。
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者进入中国，西方文明也对中国造成影响，导致中国发生了：人体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发展道路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使中国变好还是变坏了？值得思考。
终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会认识到：农业文明比工业文明更加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因为农业文明能维持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而工业文明对人体和自然环境的改变都值得警惕。因此，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明似乎彻底败于西方文明之手，但在未来两种文明谁最终将胜出，还是未知数。
参考文献
[1]夏庆宇.论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几个阶段及其发展逻辑[J].长江论坛，2018（1）：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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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51.
[4]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8.
[5]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
[6]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8.
[7]【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6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域下我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20YJA710009）。
作者简介：夏庆宇（1981.4-），男，辽宁鞍山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要矛盾、反贫困。
弓丽娜（1980.3-），女，山东聊城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反贫困问题。
【关键词】治国理政;治理;管理;中國;传统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只有更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才能守正创新，继往开来。中国传统治国之道，能够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当前及今后的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一定启发。
1.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演变历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西方强大的攻势下，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文明样式，积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许多中国人已经忘却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中国传统文明是什么。现代的中国有必要从传统文明中汲取养分。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也值得加以研究和再评价。
如果从宏观上分析，那么从古至今中国奉行的主要治国之道的演变历程，发生了以下五个阶段的变化。在春秋时期之前，中国早期政权推崇的学说是河洛哲学。进入战国阶段之后，中国主要的学说是儒、道、法三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治国之道。南北朝起，中国王室推崇的思想体系出现新的三足鼎立局面（佛、道、儒），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近代史开端之时。在近代，中国遭遇到西方国家侵略后，西方推崇的治国学说连同科学、基督教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地位构成冲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中国的地位逐渐上升。
2.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主要主张
2.1法家的治国之道
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主要内涵是：第一，政府预先明确规定禁止民众做的事项，并连同惩罚措施一起向民众公布。第二，在执法时一视同仁。这些精神与西方现代法治的精神是一致的。
有些人认为：与西方现代法治相比，中国古代的法家——例如商鞅——在当时所主张的刑罚过于暴虐。事实未必如此。例如，假设中国古代的法家在治国时规定犯一个小罪即处以死刑，这看起来过于严格，但政府已经规定得如此严格、如此明确，还有人以身试法，那么这个人被处于死刑难道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吗？只要在执法时一视同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法治其实是公平的，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是有效的。
中国古代的法家的存在，可以证明：西方的法治思想，中国古代早就有了，而且一直在用，只不过中国古代并不仅仅依赖于以法治国，中国古代政府普遍认为法治只是治国的手段之一。
中国古代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当今的美国差。许多现代中国人颇为推崇法治，主要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法治，而且美国的社会秩序似乎也不错。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警察、法庭、监狱、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定，美国的社会秩序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警察、法庭、监狱、立法都需要政府投钱，而有关资金来自百姓的纳税，因此西方国家的法治在本质上就是百姓花钱买平安。与此相反，古代的中国是没有警察的，衙门的巡捕只是在有人告状时才负责提审、追拿人犯，中国古代的巡捕不需要像美国警察那样整天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中国的警察制度出现得很晚，是袁世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在天津首先建立的。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天津。为了维护中国对天津的主权，袁世凯向慈禧提议：清政府学习引进西方的警察制度，派中国警察进入天津，代替军队作为中国主权的象征。古代的中国，由于除了法家的治国之道之外还有儒家的治国之道，因此社会秩序远比现在的美国好，不需要警察。
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法家主张使用权谋，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黑暗，他们认为西方政治是透明的，西方人不使用权谋。这种看法，在如下的推理面前显得难以成立：如果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那么就应该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擅长权谋;如果认为美国人不比中国人聪明，那么中国就没有必须要向美国学习了。二者必居其一。
2.2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提出了法家没有提出的或者说不重视的以德治国的理念。中国古代政权，并不排斥以法治国，但往往在以法治国之余还实行儒家的以德治国。其实，中国传统儒家的治国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除了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以礼治国、以耻治国。例如《大学》里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段话表明，儒家认为每个人注重控制自己的心意，就会有道德修养，有道德就会有礼貌，有了礼貌，社会秩序就好了。
儒家的独特治国之道，对确保社会秩序非常有效，但容易导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德、礼不相符，礼就是虚假的。如果礼的要求高过社会实际道德水平，礼治可能会压抑人性，进而导致人性的扭曲。
德、礼二者，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即道德不等于礼貌，有些有礼貌的人内心是阴暗的，有些道德高尚的人的举止是随意的。
通过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按照这种思想治国时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人会被迫装出有道德、有礼貌——简言之，尽管社会秩序得到了保证，但人有可能变得虚伪。这个问题的具体产生过程：儒家提出人人应该有道德、有礼貌、有羞耻之心，就会形成一种人人有礼貌的社会风气，届时，一个人如果表现得自私、粗野、无礼就会被其他人鄙视，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必须表现得很有礼貌、道德高尚。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在以耻治国，即让每个人觉得自己如果作出没有道德的事会招来别人的耻笑，从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然而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会自觉自愿地保持较高的道德情操，但由于儒家治国理论所推动形成的整个彬彬有礼的社会环境，有些人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自私、粗野的内在冲动而表现得有礼貌，这就会导致某些人的虚伪化。 由此应该认识到：一个社会可以呼吁每个人注重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但不应该忽视道德这个根基而仅仅追求整个社会的彬彬有礼，因为有礼不一定是真实的内心状态的表现，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道家对儒家的礼治主张提出批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家认为礼貌都是虚伪的，礼貌会导致混乱，这种对儒家的批评有些过激，但也指出了儒家治国之道可能导致的问题。
尽管如此，儒家的存在，使中国古代形成的主要社会风气是：人人谦让有礼，人人有廉耻之心，因此人们至少在表面上不会为非作歹，整个社会是远比当前的西方社会和谐的，不需要警察。中國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思想颂扬备至，他服膺孔孟的仁义学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儒家;故而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对礼貌的重视急剧下降，民国已经不是礼仪之邦了。反而，中国古代的讲礼貌的传统被外国人学去了，在当代世界中外国人显得比较讲礼貌，特别是日本，保持了中国在元代之前的礼貌传统，今日的韩国也保留了传统中国的一部分礼貌习惯。
2.3道家的治国之道
道家认为世界有其客观规律，因此人不要作为，应该无为，因为人的作为有可能妨碍世界按照其规律而正在进行的演进。道家推崇自然，“自然”既指客观世界的本来的样子，也指世界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家认为不必讲礼貌，因为礼貌未必是真性情的流露，是不自然的。
道家的治国主张，主要是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世界有自己的规律，国家、社会、人民自由发展就是一种最好的发展状态，如果政府干涉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事物，反而会妨碍社会发展。
道家这种治国之道，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一致。自由主义认为：人是自私的，人会为了获得利益而想办法赚钱，如果人人想办法赚钱，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社会就发展了;如果政府干预人们赚钱的活动，反而会妨碍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不论是西方近代以来推崇的法治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思想，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而且中国还有西方所没有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
2.4佛教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今天的尼泊尔地区，产生于青藏高原的西南边缘地区。在古代史上，尼泊尔曾是中国的藩属国，长期以中国为宗主国。在佛教产生时“印度国”并不存在，因此“佛教产生于印度”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古代史上，中国文明是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因此中国的文明在古代一直在向外辐射，例如越南、日本等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在古代史上中国唯一一次从域外学习、引进的一种学说，就是佛教思想。佛教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治国理论，但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东汉开始，中国就主动引进佛教，到南宋时期，这种引进工作基本结束。这是因为，在中国引进佛教的同时，在南亚次大陆一度被佛教战胜的婆罗门教再度兴盛，婆罗门教排挤佛教，导致佛教在南亚次大陆逐渐消失。或者可以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佛教从东汉开始逐渐向中国“搬家”，到南宋时完成“搬家”，彻底从南亚次大陆搬到中国。
从南宋（甚至更早）开始，在整个世界中，佛教传播最广泛、最兴盛的国家是中国。佛教还从中国传到了今天的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因此，尽管最初佛教并未产生于中国，但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中国已成为佛教在全世界最大的“根据地”——尽管中国并不像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那样几乎全民信佛，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中国信仰佛教的人口是全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而且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佛教已逐渐融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例如在当代，佛教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的重要代表。
从表面上看，佛教并未提出治国主张，但佛教的教义有助于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例如，佛教要求统治者以慈悲心、众生平等观念治国，保护平民利益;佛教不主张重视现世的生活，因此人会减少在现实世界中的争权夺利行为;佛教推崇忍辱、布施、不杀、不盗、不淫，提倡通过静虑获得内在的满足、以禅定为乐，使人趋于内在满足而非向外界不断索取，因此能减少社会纠纷;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也使人对作恶有所顾虑。
与法家相比，佛教重视提升个人自我修养，而非仅仅依靠外在强制力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与儒家相比，佛教告诉了人们为什么要讲道德（因果、轮回、业力等思想），用戒律取代了礼仪，使人们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而不饰虚文;与道家相比，道家认为人应该随性而无须讲道德，认为“真”是唯一的道德，佛教认为人的行为不能不顾及他人、不顾及后果。
3.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效果
3.1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内涵并不逊色于西方的治国之道，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加和谐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西方的治国理念“法治”以及在近代才出现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了，它们在中国表现为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西方的基督教能够劝人向善，中国的佛教也能，而且佛教比基督教更少侵略性。例如，在西方开辟新航路时，“当时流行两种观念：第一，基督教国家有权力占领异教徒的国土;第二，教皇有权力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颁布一道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人在近代进行殖民扩张的精神支柱，是因为“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与中国相比，西方还缺少一种治国理念，即儒家的治国理念，即强调人们讲修养、讲道德、讲礼貌的这样一种治国方式。尽管基督教教义也能达到儒家治国之道所发挥的功能，但基督教讲神学，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思想比基督教教义更加优秀。 由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比西方丰富，因此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中，中国古代的社会状态比西方国家的社会状态更加和谐。
然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于1840年打破了中国人宁静的传统生活之后，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对中国的优秀的传统产生怀疑，最终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生活方式，又难以完全采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中国人在生理、心理、社会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都与西方人存在重大区别），因此在近代的发生了西化的中国，出现了古代中国并未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子女不孝敬父母、夫妻频繁争吵，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会被邻里唾弃;又如在大街上两个陌生人会因为一点小摩擦而争吵起来，而在中国古代，推崇礼仪的古人在发生小摩擦时一定会首先向对方道歉，更不会口出恶言。因此，不应将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看得一无是处，甚至应当对传统的中国给予重新认识，应当从与中国古代的对比中寻找近现代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3.2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并未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导致西方国家在近代屡屡战胜中国的主要是工业
通常认为：在近代史发轫之际，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封建社会是一种落后、封闭、腐朽、压抑甚至野蛮的社会，情况是否真地如此呢？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无是处的吗？近代之前，即未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通常，大家会觉得封建时代的中国是文化上愚昧、科技上落后、政治上黑暗、经济上停滞不前的。但事实是否真地如此？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评价近代之前的中国的：
在政治方面，在1837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他们（指中国清朝）政府的古老的根基和美国政府的根基同样是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他们所尊崇的诗人和作家之口对他们说这样的教诲和警言：子庶民。民为贵、君为轻。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乃系之于民。”由此可见，在清朝时期，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志，即民意，因此古代的中国就是民主社会，古代的中国的政治并不完全是压抑、黑暗的。这里涉及到帝制与民主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皇帝制是野蛮的，民主制是先进的。不能笼统地这样下结论。一种政治制度是否优秀，主要的判断标准应该是：这种制度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福祉”包括：政治稳定、政府的决策正确并且执行得力、政府不与人民争利、政府不欺压人民。如果留意观察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违背人民的福祉的现象。例如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法国黄衫军游行示威正是因为抗议者认为自己的福祉受到本国政府的侵害。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不能保障人民的福祉的，那么这么多中国人都是哪来的？在君主制国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家的，皇帝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整个国家不是總统的，总统只是“打工”一阵子，这样一来总统会像爱自己家一样爱国家吗？
在经济方面，美国学者指出：“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由此可见，古代的中国在经济上并不落后，古代中国在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仍为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如果古代的中国是落后的、腐朽的，能够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吗？由于中国古代是辉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头号强国，目前我国距离这一地位还很远，因此每个当代中国人都需要为中国的复兴而努力。如果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那么每个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扬眉吐气。
在国际地位方面，1837年的美国外交部文件指出：“从非常远古的时候开始，中国在其邻国中一直占据着文明和权力的最高位置，它与邻国的关系也因此一直是尊和卑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周边的民族普遍以中国为宗主国，向中国进贡，承认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这一点得到了美国外交部的文件的确认。因此在古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比近代的中华民国高，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古代是落后的。
在社会发展方面，1837年的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中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比欧洲先进得多。”
在综合国力方面，1837年美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要承认中国人具有自豪感或爱国心，他们的国度是一古老、广袤、富饶、人众和光辉灿烂的帝国;要承认从构成伟大民族的所有因素来考虑，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在所有方面与其对手（指中国清朝）争竞短长。”
在认识了古代中国之后，还可以具体地考察一下：清朝是否在鸦片战争之前落后了？
在领土面积方面，清朝极盛时期国土总面积达1316万平方公里，至晚清1908年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即便是在清帝退位之时，清朝的国土面积比前面的明朝和后面的中华民国都大，因此在领土这一点上，清朝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清朝的国土面积仅小于元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地区的实际管辖大大强化，为这些地区纳入新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在人口方面，清朝时中国人口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清朝在乾隆时期人口已经达到3亿，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1851年，人口达到4.3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中国的人口有所减少，但到清帝退位时，清朝的人口仍在4亿以上。在2018年，美国的人口为3.27亿。可以想见，在清朝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养活4亿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有人认为，乾隆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华盛顿比乾隆伟大得多。事实真地如此吗？华盛顿管理的美国人口约为300万，乾隆管理的中国人口为3个亿。华盛顿与乾隆没有可比性。
还可以将清朝与英国对比，“据统计，维多利亚女王的伊斯兰教和其他非基督教的臣民不下一亿三千万。如果加上印度的联合邦和附属邦，大概将近二亿三千万人”。英国在近代通过对外侵略，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但英国的所有殖民地的人口加起来还是远远少于清朝的人口。那么，清朝是如何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呢？ 在经济方面，清朝时期达到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清朝通过鼓励垦荒、减免赋税，使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从而导致人口增加，人口的增加又会导致耕地面积的增加，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并未停滞不前，中国只是一直在沿着传统的农业文明道路前进。而与此同时，西方突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杀人的利器，工业文明成为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诱因。这种失败不是清朝之过，不是中国传统文明之过，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捉弄。
科学和工业是不是文明？只有道德高尚才是文明，科学制造的武器是野蛮的。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好似一个书生遇到拿着先进武器的强盗，书生被打败是自然的，但书生被打败并不可耻，强盗的胜利也不光荣。
4.结语
古代中国拥有一种自创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与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不同，与因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放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的许多内容比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更加文明。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古代的主要学派的治国主张塑造的。而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及社会形态最终是由中华民族的客观特点塑造的。在近代，东、西方文明相遇了。通过与西方对比，可以更明确地发现中国民族相对于西方人而言的特质：
中国人的身体对自然界的变化更加敏感（例如西方人不会得风湿、西方妇女生育后不用坐月子），可以说中国人的身体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更加明显，中国人的身体与自然界是更加相通的。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更加细致。例如，中国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一发明表明中国人能够感受到：每半个月的时间，就会使人生活的外在环境发生能够觉察得到的改变。由于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而且中国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有统一的规律的。这些观念都是西方没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比西方的治国之道更加关注、更加追求整個社会的和谐。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更能代表人类正确的生活方式：追求心灵的宁静、行为的优雅、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坚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劳动果实。
而西方文明认识不到人与自然是相通的，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征服其他民族、利用其他民族为目标，因而破坏了自然和国际社会，最终危害的是人自身。
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者进入中国，西方文明也对中国造成影响，导致中国发生了：人体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发展道路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使中国变好还是变坏了？值得思考。
终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会认识到：农业文明比工业文明更加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因为农业文明能维持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而工业文明对人体和自然环境的改变都值得警惕。因此，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明似乎彻底败于西方文明之手，但在未来两种文明谁最终将胜出，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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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域下我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20YJA710009）。
作者简介：夏庆宇（1981.4-），男，辽宁鞍山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要矛盾、反贫困。
弓丽娜（1980.3-），女，山东聊城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反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