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写过三篇关于《经典常谈》的文章，分别为《读〈经典常谈〉》《介绍〈经典常谈〉》和《重印〈经典常谈〉序》，两篇文章发表于销量颇为可观的1943年8月5日出刊的第66期《中学生》，后者发表于专供教师阅读的《国文杂志》。《重印〈经典常谈〉序》则是应三联书店之约而写的，写于1980年4月9日，同年载于《经典常谈》上。
　　《读〈经典常谈〉》一文发表后，又被叶圣陶收在1945年出版的《西川集》里。叶圣陶在文章中更简明地肯定了《经典常谈》的意义，他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这是叶圣陶赞成朱自清这本《经典常谈》的理由。
　　杨振声和沈从文负责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因抗战军兴，不适合形势，教育部已经另搭一套班子重新编写，所以并没有施行。不过朱自清的这本《经典常谈》（原《古典常谈》），还是经杨振声之手，于1942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初版，1946年由文光书店刊行，到了1950年1月已经印了第五版。叶圣陶喜欢《经典常谈》，还推荐给好朋友王伯祥读，叶圣陶在1943年6月26日日记中写到，“作百三号书致伯祥，附佩弦之《经典常谈》三十面，以后次第分寄之”。三十面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手稿，应该是把《经典常谈》一书拆开了而“次第分寄之”。可见好书要共欣赏的。此后，叶圣陶根据自己对《经典常谈》的理解，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为这本书的普及起了大作用。
　　葉圣陶在1980年写作《重印〈经典常谈〉序》时，已经是耄耋高龄了，朱自清已经逝世32年，看到老友的这部遗著已经成为经典，高兴之余，也百感交集，“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在这篇新序里，叶圣陶对《经典常谈》的比方更是形象，他说：“朱先生所说的经典，指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写记下来的东西。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作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说一番，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洞去感到迷糊。他可真是个好向导，自己在里边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因而能够按真际讲说，绝不说这儿是双龙戏珠，那儿是八仙过海，是某高士某仙人塑造的。求真而并非猎奇的游客自然欢迎这样的好向导。”叶圣陶不愧是大师，把一本带有学术性的普及读物比喻得形象透彻。叶圣陶在这篇新序里，还提出自己的三点见解：第一是中等教育阶段，不用真读经典，直接读《经典常谈》就可以了；第二是历史教学中，也应该分担一部分经典；第三是必须有计划地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想到这三点意思，不能“跑到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跟他当面谈一谈”，叶圣陶真是“怅惘无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