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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一批进藏人员，阴法唐把西藏这60年归纳为：有些方面从无到有，有些换了云天。从上世纪50年代起，阴法唐的人生便与西藏紧密相连。上世纪80年代初，他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涉及，并得到各界一致好评，而他自己却说只起到“万金油”的作用，懂得不少，深入不多。1985年离任、现在已满头白发的他每一两年还要回西藏这个“家”看看。
从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开始，许多人因为援藏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3年的建藏援藏生活是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阴法唐和许多“老西藏”更不用说了。
阴法唐：建设西藏的“万金油”
阴法唐的家位于北京西四东大街一栋灰色的单元房内，不论客厅还是卧室都放置着西藏风格的书画、器物。其中一幅书画是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西南大隅障边陲，屹立高原仰北之。天意人心亲脉脉，一家兄弟永如斯。”
16岁便离开家乡的阴法唐，至今乡音不改，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说的都是西藏的事。上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到西藏。十八军信奉着“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抱着“共建西藏，边疆为家”的决心，战士们背着干粮、五皮(皮衣、皮裤、皮鞋、皮帽子、皮手套)、银元、帐篷、棉被等，从四川出发，用时一年零九个月到达拉萨，途径雪山、冰河、草原和冻土。“那时基本没有像样的路，于是我们就背着公路前进，一边走一边修路。”阴法唐说。
川藏公路用时4年多，于1954年12月25日通车，全长2252公里。“这是以每公里牺牲1个人的代价修成的。”他动情地说。1954年4月，青藏公路动工，迄今仍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1956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滇藏公路，新藏公路、中尼公路陆续开工。“开始没有，然后修建到几千公里，到现在实现几万公里。”阴法唐说。
与此同时，1956年在拉萨以北150多公里修建了西藏第一个机场——当雄机场，之后陆续修建拉萨贡嘎机场等。“以前一天一班特定航线，现在每天几十班，而且是全国通航。”
从上世纪80年代，阴法唐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的名字便与青藏铁路密不可分。此后20年里，他10多次呼吁开建青藏铁路。2001年6月，工程终于动工，这个时候他已经退休十几年。然而，2004年，已经82岁的阴法唐从格尔木坐汽车出发，沿青藏线一路考察，做出《青藏铁路提前通车的考察报告》。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传来提前一年通车的消息。
西藏情结也烙在了他的后代身上，3个女儿的名字都是汉语和藏语的结合。一个叫建白，意思是建设西藏；一个叫江萨，意思是建设新江孜；一个叫亚农，意思是发展农业。
1998年，阴法唐创办了“西藏江孜第一小学阴法唐教育基金会”。“因为我们整个家对西藏都有很深的感情，全家人都想为西藏做些事情。”他说起当时创办教育基金会的想法，“以后虽然调离西藏，后来退休了，但心还是在西藏，还想继续为西藏做些事情。”
回忆起当年自己刚到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基金会后来改名为“阴法唐西藏教育基金会”，从最初全家人筹集的16万元的资金，到现在发展成专业私募基金会，在众多热心西藏教育事业的人的支持下，2011年基金将达到1000万元的规模；从以前仅仅资助小学，到现在涵盖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学校；从仅有江孜第一小学受益，发展到现在西藏7个地市都有学校受益。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说：“目前，西藏已有近千余名师生获得基金会的资助。它的影响力已经涉及海内外，一些外籍华人和台湾同胞也在积极向基金会捐款捐物。”基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考虑过改名，但是“阴法唐”似乎成为了一种号召，一种凝聚力。
现在年近90岁的阴法唐每一年还要回一趟西藏，他说：“这是一种回家、返乡的感觉，放不下，忘不掉。”“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母亲是中国。”这是《一个妈妈的女儿》的歌词，用来表达阴法唐的西藏情结再台适不过。他每唱一次，便要感动一次。
早在1982年，阴法唐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有志青年到西藏来》的文章，鼓励大学生、大专生、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到西藏工作。“应该做的，没有想过回报。”这是采访中建藏、援藏人员最常说的话。阴法唐告诉记者：“过去的长期建藏干部，抱着共同建设的想法。现在的援藏干部，也很吃苦，他们也想为西藏做点事，从心里热爱西藏，建设西藏。”
张梅坤：拉萨动植物检疫站的开拓人
正值壮年、身体健康，是两个必备的进藏条件。张梅坤是1996年底北京选派的第一批技术援藏干部。出发前，领导一再交代他要注意身体。
到达西藏正值冬季，张梅坤住在三四平米的土坯房里，埔面结着冰。对比北京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张梅坤“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拉萨平均海拔约3700米，1996年农牧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当时拉萨动物疫病有30多种，植物危害性病虫害达58种，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只有7人。没有实验仪器，他们只能靠跑市场、单凭肉眼来辨别有无病变。这使拉萨市乃至西藏的动植物病虫害的传播以及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存在极大隐患。
张梅坤第一天便定下目标：一、保证让市民吃上放心的动植物产品；二、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市场；三、培养专业人员；四、提高职工收入。
来西藏前，张梅坤是北京市动植物检疫站副书记，动植物检疫经验丰富。1997年4月，拉萨市动植物检疫站成立，市农牧局任命张梅坤为检疫站书记兼副站长(当时未配备站长)。对人员进行扩充后，检疫站的工作很陕从产地、屠宰加工、运输和市场等四个环节的检疫监督全面展开。
“刚开始，路边、厕所旁，随处可见屠宰动物的场景。‘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就成为当务之急。”张梅坤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拉萨市上市的动物产品，大多没经过宰前、宰后检疫，流入市场的病、死畜禽案件时有发生”。为此，他无数次跑政府相关部门、找投资商、协助跑贷款，终于在1997年8月建立了生猪定点场，随后拉萨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牛、羊、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通告》。
具备了定点屠宰条件，有了政府通告，张梅坤知道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过程。张梅坤多次召集屠宰商户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协调有关部门，五次组织开展大检查取缔私屠滥宰，查封未经检疫就上市的肉食品，保证出厂动物产品的安全。
对于自己设定的四个目标，张梅坤不敢懈怠。3年中，他没请过1天假，每天连续工作9小时以上。每次回北京，他也不忘工作，仍想着筹集资金，3年中共争取到资金128万元。最终，全站的职工实行了着装上岗，专用的检疫用房、必要的检疫器械也基本到位，三层的业务、办公综合楼也顺利完工。
在张梅坤看来，来西藏是他人生的宝贵经历。虽然高原气候对他的身体有些损害，3年时间里未能在身边 照顾儿子，但是想到工作完成后藏民在他宿台通宵载歌载舞的场景，张梅坤说：“再有一次选择，我还会和当年一样。”
安理：保护古院落，让老百姓乐于居住
安理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94年，那是参加北京市文物局西藏古钟的调研活动。一下飞机，同行人都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嘴唇发紫、气喘、心跳加速、头重脚轻，唯独安理没有任何反应：“一到西藏，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当时就有去工作的想法。”
凑巧1998年5月，文物局第二批援藏人员报名工作展开。虽然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和3岁的女儿，但他还是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6月底，全国第二批援藏干部陆续达到西藏。安理见到了往后3年的家，简单粉刷过的房间摆放着沙发、茶几，煤气罐架子、床、衣架，房间四面透风，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安理说：“有思想准备，就想着为西藏做点事情，要不然对不起这次机会。”
办公室里一人一张旧桌子，唯一的沙发露着棉絮和弹簧，唯一的柜子门都关不严实。但是，可做的事情却很多。
安理任拉萨市文化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3年成功申报了十多个项目，包括围绕八廓街的大昭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周边老城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中有一项大工程是修缮古院落。藏族老民居多为碉楼式，住所围着天井布局。一个大院里，住户可以达到200多，建筑面积五六千平米。小院也有十多户，建筑面积几百平米。这些古民居建筑很脆弱，多为土木结构建筑。遇到雨天，房内积水和着泥，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每每看到此处，安理会觉得痛心：“将心比心，一方面要保护文物，一方面得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让他们不仅愿意住，还要乐于住。”
最后，共有93处古民居挂牌保护，其中修缮36处，面积达到10多万平米，全部安装了上下水和太阳能。文物保护要求原貌保护、修旧如旧，讲求外观和内结构都不动。安理制订了《拉萨市八廓街旧城区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保证以后的维护工作。竣工典礼时，住户们向他们献哈达，拿出酥油茶、糌粑，拉着安理的手道谢。
3年援藏工作期间，安理的妻子一人承受了父亲的车祸和女儿的肺炎。每次回京，女儿都只接不去送，因为接爸爸是件高兴事，但是送爸爸走却会难过。
援藏工作结束前一个月，安理得了一次结膜炎，后来转成角膜炎。两个眼睛都看不见，每天都得往眼睛里打麻药和药水。治疗了一周，仍没有明显好转。但是安理还是拒绝提前回京。“当时也害怕会失明，但是活太多，就想着别给后任留下未完的工作。”他说。
从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开始，许多人因为援藏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3年的建藏援藏生活是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阴法唐和许多“老西藏”更不用说了。
阴法唐：建设西藏的“万金油”
阴法唐的家位于北京西四东大街一栋灰色的单元房内，不论客厅还是卧室都放置着西藏风格的书画、器物。其中一幅书画是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西南大隅障边陲，屹立高原仰北之。天意人心亲脉脉，一家兄弟永如斯。”
16岁便离开家乡的阴法唐，至今乡音不改，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说的都是西藏的事。上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到西藏。十八军信奉着“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抱着“共建西藏，边疆为家”的决心，战士们背着干粮、五皮(皮衣、皮裤、皮鞋、皮帽子、皮手套)、银元、帐篷、棉被等，从四川出发，用时一年零九个月到达拉萨，途径雪山、冰河、草原和冻土。“那时基本没有像样的路，于是我们就背着公路前进，一边走一边修路。”阴法唐说。
川藏公路用时4年多，于1954年12月25日通车，全长2252公里。“这是以每公里牺牲1个人的代价修成的。”他动情地说。1954年4月，青藏公路动工，迄今仍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1956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滇藏公路，新藏公路、中尼公路陆续开工。“开始没有，然后修建到几千公里，到现在实现几万公里。”阴法唐说。
与此同时，1956年在拉萨以北150多公里修建了西藏第一个机场——当雄机场，之后陆续修建拉萨贡嘎机场等。“以前一天一班特定航线，现在每天几十班，而且是全国通航。”
从上世纪80年代，阴法唐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的名字便与青藏铁路密不可分。此后20年里，他10多次呼吁开建青藏铁路。2001年6月，工程终于动工，这个时候他已经退休十几年。然而，2004年，已经82岁的阴法唐从格尔木坐汽车出发，沿青藏线一路考察，做出《青藏铁路提前通车的考察报告》。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传来提前一年通车的消息。
西藏情结也烙在了他的后代身上，3个女儿的名字都是汉语和藏语的结合。一个叫建白，意思是建设西藏；一个叫江萨，意思是建设新江孜；一个叫亚农，意思是发展农业。
1998年，阴法唐创办了“西藏江孜第一小学阴法唐教育基金会”。“因为我们整个家对西藏都有很深的感情，全家人都想为西藏做些事情。”他说起当时创办教育基金会的想法，“以后虽然调离西藏，后来退休了，但心还是在西藏，还想继续为西藏做些事情。”
回忆起当年自己刚到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基金会后来改名为“阴法唐西藏教育基金会”，从最初全家人筹集的16万元的资金，到现在发展成专业私募基金会，在众多热心西藏教育事业的人的支持下，2011年基金将达到1000万元的规模；从以前仅仅资助小学，到现在涵盖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学校；从仅有江孜第一小学受益，发展到现在西藏7个地市都有学校受益。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说：“目前，西藏已有近千余名师生获得基金会的资助。它的影响力已经涉及海内外，一些外籍华人和台湾同胞也在积极向基金会捐款捐物。”基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考虑过改名，但是“阴法唐”似乎成为了一种号召，一种凝聚力。
现在年近90岁的阴法唐每一年还要回一趟西藏，他说：“这是一种回家、返乡的感觉，放不下，忘不掉。”“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母亲是中国。”这是《一个妈妈的女儿》的歌词，用来表达阴法唐的西藏情结再台适不过。他每唱一次，便要感动一次。
早在1982年，阴法唐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有志青年到西藏来》的文章，鼓励大学生、大专生、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到西藏工作。“应该做的，没有想过回报。”这是采访中建藏、援藏人员最常说的话。阴法唐告诉记者：“过去的长期建藏干部，抱着共同建设的想法。现在的援藏干部，也很吃苦，他们也想为西藏做点事，从心里热爱西藏，建设西藏。”
张梅坤：拉萨动植物检疫站的开拓人
正值壮年、身体健康，是两个必备的进藏条件。张梅坤是1996年底北京选派的第一批技术援藏干部。出发前，领导一再交代他要注意身体。
到达西藏正值冬季，张梅坤住在三四平米的土坯房里，埔面结着冰。对比北京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张梅坤“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拉萨平均海拔约3700米，1996年农牧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当时拉萨动物疫病有30多种，植物危害性病虫害达58种，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只有7人。没有实验仪器，他们只能靠跑市场、单凭肉眼来辨别有无病变。这使拉萨市乃至西藏的动植物病虫害的传播以及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存在极大隐患。
张梅坤第一天便定下目标：一、保证让市民吃上放心的动植物产品；二、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市场；三、培养专业人员；四、提高职工收入。
来西藏前，张梅坤是北京市动植物检疫站副书记，动植物检疫经验丰富。1997年4月，拉萨市动植物检疫站成立，市农牧局任命张梅坤为检疫站书记兼副站长(当时未配备站长)。对人员进行扩充后，检疫站的工作很陕从产地、屠宰加工、运输和市场等四个环节的检疫监督全面展开。
“刚开始，路边、厕所旁，随处可见屠宰动物的场景。‘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就成为当务之急。”张梅坤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拉萨市上市的动物产品，大多没经过宰前、宰后检疫，流入市场的病、死畜禽案件时有发生”。为此，他无数次跑政府相关部门、找投资商、协助跑贷款，终于在1997年8月建立了生猪定点场，随后拉萨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牛、羊、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通告》。
具备了定点屠宰条件，有了政府通告，张梅坤知道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过程。张梅坤多次召集屠宰商户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协调有关部门，五次组织开展大检查取缔私屠滥宰，查封未经检疫就上市的肉食品，保证出厂动物产品的安全。
对于自己设定的四个目标，张梅坤不敢懈怠。3年中，他没请过1天假，每天连续工作9小时以上。每次回北京，他也不忘工作，仍想着筹集资金，3年中共争取到资金128万元。最终，全站的职工实行了着装上岗，专用的检疫用房、必要的检疫器械也基本到位，三层的业务、办公综合楼也顺利完工。
在张梅坤看来，来西藏是他人生的宝贵经历。虽然高原气候对他的身体有些损害，3年时间里未能在身边 照顾儿子，但是想到工作完成后藏民在他宿台通宵载歌载舞的场景，张梅坤说：“再有一次选择，我还会和当年一样。”
安理：保护古院落，让老百姓乐于居住
安理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94年，那是参加北京市文物局西藏古钟的调研活动。一下飞机，同行人都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嘴唇发紫、气喘、心跳加速、头重脚轻，唯独安理没有任何反应：“一到西藏，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当时就有去工作的想法。”
凑巧1998年5月，文物局第二批援藏人员报名工作展开。虽然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和3岁的女儿，但他还是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6月底，全国第二批援藏干部陆续达到西藏。安理见到了往后3年的家，简单粉刷过的房间摆放着沙发、茶几，煤气罐架子、床、衣架，房间四面透风，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安理说：“有思想准备，就想着为西藏做点事情，要不然对不起这次机会。”
办公室里一人一张旧桌子，唯一的沙发露着棉絮和弹簧，唯一的柜子门都关不严实。但是，可做的事情却很多。
安理任拉萨市文化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3年成功申报了十多个项目，包括围绕八廓街的大昭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周边老城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中有一项大工程是修缮古院落。藏族老民居多为碉楼式，住所围着天井布局。一个大院里，住户可以达到200多，建筑面积五六千平米。小院也有十多户，建筑面积几百平米。这些古民居建筑很脆弱，多为土木结构建筑。遇到雨天，房内积水和着泥，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每每看到此处，安理会觉得痛心：“将心比心，一方面要保护文物，一方面得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让他们不仅愿意住，还要乐于住。”
最后，共有93处古民居挂牌保护，其中修缮36处，面积达到10多万平米，全部安装了上下水和太阳能。文物保护要求原貌保护、修旧如旧，讲求外观和内结构都不动。安理制订了《拉萨市八廓街旧城区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保证以后的维护工作。竣工典礼时，住户们向他们献哈达，拿出酥油茶、糌粑，拉着安理的手道谢。
3年援藏工作期间，安理的妻子一人承受了父亲的车祸和女儿的肺炎。每次回京，女儿都只接不去送，因为接爸爸是件高兴事，但是送爸爸走却会难过。
援藏工作结束前一个月，安理得了一次结膜炎，后来转成角膜炎。两个眼睛都看不见，每天都得往眼睛里打麻药和药水。治疗了一周，仍没有明显好转。但是安理还是拒绝提前回京。“当时也害怕会失明，但是活太多，就想着别给后任留下未完的工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