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根源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金融市场的失灵,一个是美国的代议制政治结构无法抵抗华尔街利益集团,所以错误无法纠正。
　　
　　实际上,赌博心理是人类倾向冒风险的一种天性。在金融领域中,尤其在美国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出现。这是一个交易、投机和赌博之间的博弈,很多人买卖金融产品的心理与赌博几乎毫无差别。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的股市就是赌场,原因何在?从行为而言,金融市场近似于赌场,涨跌无从预判。
　　相较赌场,金融市场的好处是当你失误的时候给予你纠正的价格信号,这个信号有益于指引资源配置的流向。而赌博给出的规律则毫无意义。
　　美国也是如此,金融市场衍生的各种金融工具,如像期权期货等都是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其性质接近于赌博。这种期权期货就是一个杠杆,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这种产品迎合了人们的赌博心理。
　　期权推而广之,常对基金经理产生激励,使选择一些更冒险的投资策略带来高收益。一旦赌输,赔钱的是投资者,非基金经理。像雷曼兄弟,即使破产了,输家也只是更多的赌博式的投资人。
　　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产权设计具有不对称性,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在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可能也给别人带来了损害。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这种产品都有着不同的漏洞。收益和承担亏损的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不对称恰恰与人的赌博心理相关。
　　为什么从没有政府对高风险金融进行有效管制?事实上,美国不可谓不谨慎,但不足以达到有效的管制,这是美国政治制度下的必然。华尔街的利益集团,使华尔街不仅是赚钱的地方,也成了很强的政治市场。
　　华尔街的人数在美国的比重比较少,但是经济势力非常强。他们谋求更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且由于利益的一致性和阶层的人数不大而更容易联合。他们的规则一旦形成,对华尔街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在美国的体制下,“院外游说活动”是合法的,于是一些对华尔街的很严厉的制度很难得以制定和推行。
　　另外,从美国的高层政治上来讲,也有一个问题。他们早已知晓,这些由华尔街创造出来的金融工具所带来的损失的承担者不仅是美国人。从整个美国的国会来讲,他们不会强烈约束华尔街是因为美国这些金融产品要向全球扩散,通过资本或金融的全球化,让其他的国家购买。欧洲、日本、中国买了几千亿美元的次贷证券,数字相当庞大。作为金融不太开放的国家,我们承担了几千亿的损失。
　　在美国,民众不允许经济衰退,这是政治要求。尽管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蒙代尔对奥巴马的上台极为不满,但美国总统是民选的,而非经济学家选出。民众不希望他们的收入有所降低,所以他们青睐政府干预经济的民主党。
　　现在有些人批评格林斯潘。其实,与其批评格林斯潘错,不如诟病美国的制度。对消费信贷的鼓励是罪魁祸首之一,净资产也是,而净资产又可以贷,就造成了复杂的局面。事实上,鼓励消费就是在支撑国民经济,维系它就必须推出鼓励消费信贷的措施,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储蓄率长期下跌。
　　为了刺激经济而超前消费,最终当市场失灵,经济萧条时,导致了每一次行使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使其基本的经济参数不断恶化。
　　归根结底,本次金融危机或许可以通过反周期政策操作度过,但是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若干年以后,也许还会出现很多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