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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圆满落下帷幕。在今年“两会”上，来自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等材料相关产业链领域，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的代表和委员们，针对一系列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分析形势、剖析问题，分享观点，积极建言献策，以期凝聚共识，共推“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发展。本刊编辑部梳理了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就材料产业及相关制造业的一些言论，并汇总成文，以飨读者。
新能源汽车进入全面成长期
总理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全国“两会”期间，特别提到了“加快建设城市停车场和新能源充电设施”。李克强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但很多国人却“不买账”，重要原因是充电设施配套不完善，新能源汽车跑不远。因此，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充电设施建设必须快速先行，此外，还要加快建设城市停车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短期看是带动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发展，其实质还是为推广新能源汽车服务。
部长热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新能源汽车发展形势喜人，成绩可佳，这是国务院领导多部门协调的结果。另外他强调，电池安全问题涉及到所有电池，涉及到原理性的问题。解决安全问题，在现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用物联网、大数据，每个运营企业都应该做。电池安全问题是整个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要有高度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让用户感觉到自己的车是安全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成长期，新能源汽车代表着产业调整的方向，预计今年比去年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遇到2个瓶颈。”苗圩认为，一是产品端，要集中攻克以动力电池为代表的产品性能、可靠性、续航里程、寿命等难题；二是以应用端为代表的充电设施建设，需要完善。苗圩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对2个方面都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地方政府也有积极作为，可以保证新能源汽车有进一步发展。
发展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欧阳明高表示，电动化只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3大趋势之一，此外还有智能化和轻量化。“现在，这3个方向上都在发生着技术革命，电动化是改变汽车的‘心脏’，智能化是改变汽车的‘大脑’，轻量化是改变汽车的‘身体’。就像智能手机并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手机一样，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会有很多颠覆性的改变。”欧阳明高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放开准入，允许有能力、有雄心的人进入这个市场，或许未来并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公司，也许将来大部分都要被淘汰，但是，英雄一定要从市场中冲杀出来。而国家只需要监管与安全相关的事项，其他都可以交给市场。“但是，既要鼓励，又要给予忠告：这个市场非常残酷，特斯拉走到今天也是九死一生，因为这个行业，尤其是做整车，门槛非常高，因为要做一个系统工程，试错成本巨大。”欧阳明高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安进建议，国家应加大对电动汽车的支持力度，比如让电动车可以不限行不限牌。安进表示，我们的传统汽车工业和国外比的话有100多年差距，可谓是“时代的差距”，但电动汽车和别人比叫“实力的差距”，差距还没那么远。“并且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优势让我们可以用很高的效率很快的速度和全球开展合作，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巨大的市场。”在补贴方面，安进建议“要把现在大水漫灌的补贴，变成精准补貼。重点补贴到企业新技术研发的层面，可以出成果后再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电动汽车受配套设施、电池技术等问题影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很多抱怨，还需要持续改善。而油电混合动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全球有上千万辆的投放，不需要国家补贴和充电桩，就能够做到减排，应该大力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科力远董事长钟发平也呼吁，希望在聚焦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同时，补充混动车型部分，使得我国的新能源战略更加完整，这是钟发平连续3年针对混合动力车型提出议案。
电池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马世侠建议，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他表示，只有不断提高新能源产业创新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扶植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锂电池企业成长壮大，才能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杰建议，提升进入动力锂电池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明确并加大对动力锂电池行业的财政奖励制度；逐步推广实施电动汽车用动力锂电池标准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4 474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锂电池企业收入2 030亿元，占到行业45%，增速达到20%。
关于充电
全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指出，充电、充电桩的安装等问题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深感充电桩的安装过程中还有诸多困难，但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包括整车厂家参与到充电桩的建设中。“充电桩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解政府之忧，还能带动市场，比如，在闲置的场地建立充电桩，实现售电盈利，一举多得。”他相信，2016年，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充电桩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对于消费者来说，充电将会越来越方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表示，充电设施的建设、运营则要注意模式的创新。钟志华认为，充电桩的建设不同于加油站的建设。在现有技术水平限制下，即便沿路建设再多的充电桩，用户也不可能等2h去充电，除非未来技术突破使充电时间大大缩短，或者换电模式克服当前瓶颈得以大范围推广。”因此钟志华建议，现阶段充电桩的建设还是应以停车场、住宅区为主进行布局，以方便用户充电。充电设施运营需注重模式创新。他提出：“创新驱动既需要点上的颠覆式创新，也需要面上的渐进式变革、更新。”此外，钟志华还强调，智能网联汽车一定是汽车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能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自主车企要紧跟此发展趋势，重视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协鑫智慧能源交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柳崇禧指出，传统汽车发展遇到瓶颈的情况下，自主品牌应该清醒认识到，新能源汽车不是能否实现弯道超车的考虑，而是事关其生存发展的问题。”柳崇禧说，“新常态背景下，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汽车业的必选题，需要推出新产品、新模式来激发市场活力。”柳崇禧认为，在充电设施建设方面，各省市应有更详细、可操作的计划来支持充电桩的建设和运营。他表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未来5年内建成1.2万座充换电站，480万个充电桩，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实践中，充电桩建在哪，供电能否跟上，一些老区涉及的电网改造、利益纠葛等问题，都使顶层设计落地非常困难。如一些地区建的充电桩因电供不上而成为“僵尸桩”，造成有桩而得不到利用的尴尬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高级质检师邹先荣认为，换电模式可以利用遗弃掉的谷电，建能源站，采用移峰填谷完成电池充电，再将充好的电池送往加油站，电动汽车可以在这里实现3分钟换电池。同时，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实现电动汽车换电模式。依据电动汽车电池容量大小，车主可以用手机找到最近的换电加油站或通过物联网运输更换电池。因此，鄒先荣建议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同时，在行业内建立起一套电池安装的规范标准，还要多方合作建立起电动汽车线上线下的服务产业链。
补贴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建议，重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的研发，创建新能源汽车的自主品牌，生产企业应致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国家补贴应向研发单位和有重大研发项目的生产厂家倾斜，同时要“清理门户”，提高行业准入门坎，将一些不具备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厂家“淘汰出局”。与此同时，何香久委员还呼吁政府部门及生产企业要高度关注电池等质量安全、迅速制定新能源汽车相关国家标准，完善配套设施，以此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李祥斌建议，国务院应尽快出台省级财政对落实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政策。他说，安徽省政府虽然大力提倡低碳绿色出行，要求加大对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但是目前安徽省财政尚未出台促进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有关政策。他说，从全国来看，江苏省已经出台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省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推动新能源公交车发展，其他省份也对出台有关支持政策，支持力度不一。李祥斌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省级财政对落实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政策，重点对车辆购置、充电设施建设、生产运营等进行资金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长春鸿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欣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从全国来看，汽车产能是过剩的，那么从汽车上讲，应该把新能源汽车作为发展的重点，政府应该多做一些充电桩，让买车的人充电更方便。在目前经济环境下，政府可以采用贴息的方式帮助、支持企业研发新能源汽车。
运营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平提出，第一，由国家组建成立新能源和智能汽车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是未来新兴汽车产业。目前，很多实验室都在自行研发，技术路径不一样，目标多元，力量分散，建议建立国家实验室，力争在核心技术上集中突破，在重大领域有突破。第二，对当前新能源汽车加强生产一致性监管。国家对研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有补贴，促进发展，形势很喜人，但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产业发展粗放、盲目扩张的问题。比如说去年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有230多家，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不符合生产条件的，无产品生产体系，研发能力欠缺，所以导致产品水品不高，存在安全隐患。第三，在调研中发现有少数企业存在骗补的问题。对于国家的补贴资金，企业没有用在研发上，而是用在企业内部的循环上。建议由政府牵头，成立专家核查组，对问题企业进行纠正，保证新能源汽车产业平稳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认为，新能源汽车在推广和使用中存在3大痛点。首先，新能源汽车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补贴不能落到实处；其次，充电站和充电桩配置远远不能满足用户要求，虽然目前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设，但缺乏有效激励政策而盈利能力较低的事实让这条路变窄，据了解，充电桩的引线工程1km的成本高达100万元；第三，充电桩申报审批手续繁杂，物业公司、用户和国家电网之间扯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热情。王麒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牵头解决，才能让新能源汽车真正火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金龙集团董事长李长杰表示，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国家允许和鼓励电瓶车生产的同时，管理措施要及时跟上，既方便群众生活，又确保安全。李长杰建议出台具体措施，将低速电瓶车、微型电动车等纳入城市交通管理之中，按要求上牌照，驾驶员要经过培训；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低速车行业发展标准，引导和规范低速电动汽车发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保低速车的安全有序发展；对网购或者无法由销售商回收的废旧电池，要进行集中回收处理，避免环境污染。
新能源产业开启发展新篇章
大力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正在构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对稳增长调结构发挥关键作用。他说，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实质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其中，特高压电网是关键，智能电网是基础，清洁能源是根本。刘振亚表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可以保障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有效治理雾霾。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朝兴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继“一带一路”之后，我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是对传统能源发展观的历史超越和重大创新。他认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引擎，目前，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主导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基础，预计2016-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及相关电网每年投资达8 200亿元，年均可拉动GDP增长约0.6%。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小琳建议，应从多方面促进中国新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她建议中国不仅要大力推进能源互联网新型技术和商业模式，加大对新技术新模式试点示范项目的扶持力度，还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提升新能源消纳比例。李小琳提出，要准确认识新常态下能源电力发展规律，科学编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准确认识新常态下能源电力发展规律。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德力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刘绍英建议促进清洁能源与常规火电和谐发展。刘绍英认为，现阶段应控制火电发展，加强对火电项目的审批监管力度，科学规划火电项目未来发展规划；就清洁能源发展，要引导加快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消纳需要。
光伏产业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建议通过完善对国产装备企业重大装备首台（套）奖励等政策，扶持高效光伏电池技术及国产装备的应用。2015年，我国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已达43GW，出货量占全球总量7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和光伏制造大国，但我国光伏产品转换效率普遍集中在中低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为此，南存辉建议：一是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5年）》中“开发电池效率达到22%以上的高效电池生产技术”的要求，提高《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中“领跑者”标准；二是制定专项政策扶持光伏生产企业投资建设电池转换效率在22%以上的产线，通过投资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降低光伏生产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成本，示范带动更多的产业资金投资开发高效光伏技术；三是建议将高效HIT电池装备列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鼓励产业用户试用国产设备及工艺开发，给予国产装备企业重大装备首台（套）奖励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表示，近几年，从出台项目补贴，到简化申报流程等，尽管国家积极支持光伏产业发展，但由于行业新、政策时间短、项目规模小等，分布式光伏电站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重重障碍，亟待多方支持与协调解决。经过长期调研和研究，对于落实分布式光伏电站健康发展，陈康平提出了3方面建议：第一，统一电网接入的技术标准和要求，简化手续；第二，由电网公司或地方政府先期垫付补贴，建议明确相关补贴由电网公司或地方政府先期按月垫付，若发生延迟按照市场规则向用户结算滞纳金，按照季度或年度由他们向相关财政部门统一结算，从而打消用户的疑虑，解决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展的后顾之忧。第三，相关部门建立行业标准，加快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协会，尽快制定相关标准，一方面从能够为用户提供20～25年的服务为出发点，从企业资质、经营实力、行业经验等方面进行规范，另一方面从系统技术指标、系统主要组成部件的技术要求等，使电站的性能、寿命等有所保障，从而切实引导和规范市场的有序竞争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在贫困地区积极推广光伏扶贫工程。他认为，积极推动光伏产业发展有利于解决“精准扶贫”问题，因为光伏扶贫具备造血功能，能为贫困户提供长期稳定的收益来源，并能防止脱贫再返贫问题。但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现实困难，主要包括：简化补贴资金征收和拨付程序；建立行政审批统一联动机制；加大土地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为确保我国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亟待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力度，制定和明确配套政策，给予光伏行业健康发展以引导和支持，刘汉元建议，一是将国家扶贫资金直接补贴并作为光伏扶贫项目初始投资；二是协同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打造西部成片光伏新能源基地；三是加快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为产业扶贫保驾护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灿表示，如何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效率，并将整个转化的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发高效太阳能转换光催化材料体系，已成为国际材料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所进行的重大科学探索。李灿表示，我国未来亟须攻关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廉价宽光谱光电材料合成、高效率光电分离策略设计及高效光催化剂的发展等。只有具备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太阳能光催化才能在国际上真正立足。当前，我国主要依赖化石资源，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李灿认为，太阳能光催化作为对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其分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转化，有望对我国能源和环境带来颠覆性变革。
核电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表示，顺应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是一个重要方向。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对能源电力行业是非常重要的。王炳华表示，“内陆核电还是要建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什么时机干，要有把握。‘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内陆核电要做好前期工作。首先，完成4台AP1000的建设，这点将在今明2年陆续实现，紧接着就是开工建设CAP1400，然后在沿海建设一批核电站。”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天林提出，应该把核能全产业链的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核能正处于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期、技术创新的加速期，核电技术已经到了与美、法等国齐头并进的阶段，我国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产业配套能力越来越强，这正是中国核工業走向国际的大好时机，应该抓住“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机遇和当前国际核工业格局变化的关键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核强国，引领核工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砚国表示，在当下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发电装机容量增速依然高于电力消费增速，核电装机容量虽然增速较高，但仅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1.79%，核电机组的投运对全国发电能力阶段性过剩影响可忽略，且从确保核电安全的角度，建议保持核电有限发电，加大上网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纪希望，推动乏燃料公海铁运输体系建设促进核能绿色安全发展，他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公海铁联运是大宗乏燃料远距离运输的最佳方案。但目前中国仅实现了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海运的相关标准、规范还未建立，铁路运输和海运所需的硬件设施还未规划建设，难以适应迅速增长的乏燃料运输需求，因此必须尽快引入铁路运输和水运等新的运输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认为，核能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事关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对国家经济和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应成为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首批候选对象。
材料产业图发展
石墨烯产业
全国人民代表、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表示，我国石墨烯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关键性技术和成套装备亟待完善；二是石墨烯材料应用开发严重滞后；三是有影响力的百强企业还很少参与石墨烯材料制备和应用；四是有关石墨烯的技术标准和公共平台亟待建设；五是一些企业热炒概念，忽视知识产权建设和保护，有碍产业良性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推动我国石墨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如下6点措施与建议：
一是落实相关政策，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石墨烯材料生产与应用协调发展。针对石墨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培育应用市场，提高发展质量。要积极推进《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建议》稳步落实，并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统筹石墨烯产业发展，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指导相关地区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上下游联动，建立合理预期，避免低水平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
二是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尽快突破石墨烯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支持引导骨干企业整合高校、院所和特色中小企业的创新力量，围绕石墨烯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和装备，开展联合攻关，全面突破石墨烯材料的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等难题，实现石墨烯材料的标准化、系列化、低成本化，为下游应用开发提供质优价廉、品种多样的基础材料保障。
三是沿着产业链，组建“一条龙”的石墨烯产业发展联盟，开展石墨烯首批次应用示范，推动下游应用发展。统筹石墨烯材料应用难度、下游可承受能力、潜在应用规模等因素，优先从传统产品改性入手，瞄准量大面广的储能器件、防腐涂料、功能纺织品、改性橡胶、触点材料、热工制品、显示器件等产品，沿着产业链将相关单位“串”起来，开展联合协同攻关；探索建立首批次风险补偿机制，大力推进首批次应用示范。
四是完善标准体系，组建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强化公共服务。制订石墨烯材料分类、术语、方法等国家标准，以及石墨烯产品的团体标准或行业标准，完善石墨烯标准体系；依托并整合现有资源，组建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强化材料制备与性能表征共性技术研究；加强知识产权建设和保护，定期发布产业专利态势；开展行业统计和运行监测，发布产业发展报告。
五是尽快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国家级检测检验中心，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建议由国家工信部主办，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协办，尽快建立国家级石墨烯检验检测中心，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和示范作用，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六是促进产业集聚，鼓励应用开发，强化规模品牌效益。通过市场化运作，鼓励石墨烯材料生产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培育知名品牌，提高生产集中度，遏制低水平的“一哄而上”；支持应用开发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优势，利用石墨烯材料开发适销的新产品、新装备，逐步形成聚集效益，建成以石墨烯为特色的产业聚集园区或基地，推动石墨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钢铁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本钢集团董事长张晓芳表示，钢铁业面对去产能的艰巨任务，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力“供给侧改革”。张晓芳说，要通过转型升级，引领钢铁主导产品向高附加值供给端迈进，还要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在张晓芳看来，要推动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优化调整，进而实现对产能过剩的有效化解。同时，还要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平台和渠道，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加速优质产能走出去。“钢铁去产能是一个长期的结构调整、流程优化、优胜劣汰的过程。”张晓芳说，“今年，本钢集团将加大个性化、定制化、精品化产品供给，实现由钢铁制造商向材料服务商转变，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智能钢企，向世界优秀企业迈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武宗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异常严峻，钢铁行业更是困中加难，步履维艰，犹如走进严寒的深冬。钢铁企业的产品适应市场能力、盈利能力、创新能力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3条生命线，要坚持适者生存、势者生存的理念，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坚定信心和决心。2015年整个钢铁行业亏损约600亿元，在钢协统计的58家企业中，38家亏损，22家现金流是负数，部分企业淘汰出局已不可避免。山东石横特钢集团实现利润7亿元，入库税金4.1亿元，吨钢利润220元，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钛材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钒研究所所长孙朝晖表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求钛材低成本开发的工业化路径，因为钛是最有可能替代钢铁被大规模应用的金属结构材料。目前我国钛业的资源储量、技术攻关、市场空间、研发活力均存在全球领先的潜力。从海绵钛及钛材的产量来看，我国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高，但与美、日、俄等国相比存在“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缺陷。
为此，他建议：组建国家钛产业技术研究院，探索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现代科研院模式新模式，尽快实现钛的低成本生产技术的突破；在此平台上，对基础实验、技术工程化、产业化及标准进行系统性开发；紧紧围绕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大型舰船、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进行统筹规划。
化工新材料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软控股份董事长袁仲雪表示，我国橡胶产业整体大而不强，大部分科研工作仍仅限于跟踪、模仿，且由于不断遭受欧盟“轮胎标签法”和美国“双反”等技术贸易壁垒的冲击，在世界缺少话语权。2014年，中国橡胶消耗量880万t，超过世界橡胶消耗总量的1/3，橡胶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他建议，由青岛科技大学牵头，组建“橡胶科学与工程国家实验室”，努力使我国橡胶领域里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全国人民代表、濟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针对塑料袋短期无法被其他产品大量取代的现实，支指出政府应该从“堵”向“疏”转变。他建议：支持非粮，尤其以植物秸秆和木质素等为原料的生物基及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降低生产成本，缩小与通用塑料间的价格差距；制定生物质塑料产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为生物塑料设立单独的海关编码，提高其出口退税率；对主要原料如木质素、PBAT等实行零关税。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针对塑化剂带来的危害，呼吁国家扶持环保型塑化剂产业，发展环保塑化剂产业链，优先做好环保塑化剂产业规划和项目引进，建立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限制含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等环境激素残留量的国家标准。
LED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市长郭安表示，我国硅衬底LED技术已经打破了欧美技术垄断，站到了全球LED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建议国家将硅衬底LED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硅衬底LED技术升级和产业做大做强。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鹏远企业集团董事长朱立秋表示，建议加快硅衬底LED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步伐，上升为“十三五”时期的国家战略，让改写世界LED照明历史的“中国芯”在中国优先得到可持续发展，逐步让“中国芯”走向世界。
稀土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刘斌呼吁，内蒙古应该实施“稀土+”战略，不能再走依赖卖原材料的老路子，而应该在加大稀土的应用方面做文章。他认为，稀土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潜力巨大。
刘斌介绍，目前，稀土应用产业发展不平衡，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尚未完全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开发到产业基地的技术创新链，磁性材料、抛光粉产业发展较快，稀土合金、催化剂等产业发展迟缓，科技含量高的下游产业发展不足。
为此，刘斌建议，国家应出台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内蒙古把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战略优势，形成产业链与金融链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格局；树立集团化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以包钢稀土为主体的中国北方稀土（集团）的战略组建进程，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政府要鼓励稀土行业采取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集群化发展的模式，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扩大对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的稀土新材料的研发和推广支持，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光纤通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京沪干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将于2016年下半年建成。“这条量子干线连接北京与上海，贯穿山东济南、安徽合肥等地，是千公里级高可信、可扩展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属世界首例。建成后将用于金融、政务等领域信息的安全传输。”潘建伟说。
潘建伟在介绍量子通信的发展路线时表示，可以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连接实现城际量子网络、通过卫星中转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最终构成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未来能够形成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量子通信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主权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构建基于量子通信安全保障的未来互联网，即“量子互联网”。
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重中之重
抓机遇练内功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强调，“传统制造业升级要抓住市场机遇，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而这需要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及时适应新阶段的要求，为创新转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摩托车行业的发展为例，左宗申认为，地方政府限制摩托车上路并不合理。他称：“对低质摩托车的淘汰可以用标准法规等市场手段，而非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政策。这涉及到政府简政放权的问题。”对于制造业升级，左宗申表示：“我们国家鼓励创新、深化改革，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顶层设计都很系统、科学，但要真正落地，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细化措施，切忌‘重道轻法’。”
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种衍民，作为中国高端电气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典型代表，提出了“关于培育和支持我国各行业世界级标杆企业的建议”。种衍民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负重前行，市场形势错综复杂、下行压力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促进国家各行业优化结构、补齐短板、精耕细作，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内涵的关键。事实上，2010年我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1大工业制造国。但是，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方面，与世界高精尖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通过大力打造标杆企业引导行业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将各企业的发展统一到成为各行业标杆的具体要求上来，充分发挥和激活各行业企业自身向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和进步的能力，是促进各行业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的有效办法。
全国工商联表示，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3座大山”的压力，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具体表现为“4高4低”：人工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高、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产品质量低、技术标准低、品牌认可度低、企业诚信度低，这些制约着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为促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转型发展、迈向中高端，把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全国工商联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鼓励支持科技创新；二是降低企业成本；三是强力推进品牌建设；四是鼓励并购重组；五是加大对高端制造的扶持力度；六是打好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组合拳。
智能制造是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信指出，当前为社会提供消费品与工业品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而智能制造对于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建议我国应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電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指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智能制造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制造效率，改善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资源消耗，已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同时，智能制造也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重要举措，是新常态下打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在徐晓兰委员看来，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智能制造并不排斥人工，例如人机交互技术就是工人与机器实现协同生产。目前的工业机器人只是代替了一些简单、繁重、危险工序中的人工；服务机器人可在居家养老、医疗康复、教育娱乐等领域解决专业人员不足等难题。目前来看，智能制造或机器人并未对社会就业率带来较大影响。徐晓兰委员提出了几点措施：一是正确认识智能制造的深刻内涵；二是分业施策优化产业规划布局；三是打造制造业强国要标准先行。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以标准带产业、产业促标准的良好发展格局；四是加强智能制造人才体系建设。
民建中央建议说，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已初步形成从研发生产到工业应用的机器人产业链。而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从基础原创性成果到研发产品之间断层严重，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不高，严重制约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产业的发展。在高端产业的应用，几乎被国际品牌垄断。有的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70%以上依赖进口，进口成本占总成本的40%以上；机器人产业投入大、研发生产周期相对长，研发难度相当大。为此，民建中央建议，首先我国应加快落实产业政策和加强组织协调；其次是要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保障机制建设；三是创新金融支持和营造政策服务环境；四是建设一批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五是积极构建机器人产业创新体系；六是加快机器人产业人才培育。
基础研究与科技成果转化
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应该从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强化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和加强人才培养等4个方面“强基础”。万钢强调，对于基础研究的保障，将从4个方面进行：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强化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和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让企业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聚焦重大需求，重点研发计划对面向未来的量子通信、干细胞、环境保护等方面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支持；对那些面向未来的探索，包括物质科学、中微子探索、引力波探索等，按照我国国力给予相应部署。”万钢多次提到“面向未来”，这迈向未来的道路，就要靠基础研究打下路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认为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偏少。他通过研究发现，近几年的R&D投入总数一直在上升，但是每年增长的幅度却在走低。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根据每年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从2012-2014年，R&D经费相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8.5%、15%和9.9%。“如果再看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的增加幅度，连续2年都为4.4%。它理应在基础研究投入中起到‘龙头老大’的作用。从这个数字来看，财政投入的引领作用还是比较薄弱。”更让程津培忧虑的是，连续多年，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比例都维持在5%左右，成了一种“常态”。程津培指出，国际社会上，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多在15%～20%之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表示，基础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它体现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它没办法保证成功，也没办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只是需要时间。李景虹指出，社会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也有待加强。“科研人员要沉下心来，沉入科学的本质，坐得住冷板凳。国家也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规律、包容失败的科研氛围，给基础研究持续支持，给真正投入的科学家以时间和耐心。否则，将影响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影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进而制约我们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李景虹说。
科技成果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包信和认为，科技成果转化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少研究者的课题并未真正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及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也就是在供给侧存在问题；受成本、转化风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制约，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研究中关键步骤突破多，配套研究相对少，成果整体性、系统化欠缺，不易直接进行转化等。因此，他建议，应当实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信息对接，即科研人员要面向企业实际需求，并在每一个研究环节与企业保持沟通协调，不断完善成果；企业自身的研究部门也应打通各环节，尽早介入到研究过程中去，协助科研人员增强成果的应用性和系统化；与此同时，国家也要发挥桥梁作用，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从而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学东表示，要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科研单位来说，要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技术攻关；二是研究开发新产品；三是为生产企业制定标准、开展测试。针对生产企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他说，生产企业要积极和善于应用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陈学东说，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节能、环保、大气污染治理等制约发展的因素日益突出。要实行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使科技成果能够在生产企业“开花结果”。
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委员建议，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问题，要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徐旭东认为破解技术转化中的“达尔文死海”这一全局性问题需要从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入手。他说，“从技术原型到产业化要经历不断优化改造的演变过程。如果阶段性技术长期不能获得资金回报将导致技术开发型企业难以为继。随着这类企业增多，以及部分生产企业研发力量的增强，将逐渐具备形成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的条件。”而徐旭东认为，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既让早期研发和风险投资获得回报，又给其他企业获得接续研发、分享回报的机会，直至生产企业接手实现产业化。“培育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完善交易平台和辅助条件（如价值评估等），在企业委托、政府投入之外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如股市），以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转化投资。”（本文根据新华网、人民网、《北京青年报》、《中国汽车报》、《中国工业报》、《中国科学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新能源汽车进入全面成长期
总理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全国“两会”期间，特别提到了“加快建设城市停车场和新能源充电设施”。李克强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但很多国人却“不买账”，重要原因是充电设施配套不完善，新能源汽车跑不远。因此，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充电设施建设必须快速先行，此外，还要加快建设城市停车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短期看是带动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发展，其实质还是为推广新能源汽车服务。
部长热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新能源汽车发展形势喜人，成绩可佳，这是国务院领导多部门协调的结果。另外他强调，电池安全问题涉及到所有电池，涉及到原理性的问题。解决安全问题，在现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用物联网、大数据，每个运营企业都应该做。电池安全问题是整个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要有高度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让用户感觉到自己的车是安全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成长期，新能源汽车代表着产业调整的方向，预计今年比去年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遇到2个瓶颈。”苗圩认为，一是产品端，要集中攻克以动力电池为代表的产品性能、可靠性、续航里程、寿命等难题；二是以应用端为代表的充电设施建设，需要完善。苗圩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对2个方面都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地方政府也有积极作为，可以保证新能源汽车有进一步发展。
发展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欧阳明高表示，电动化只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3大趋势之一，此外还有智能化和轻量化。“现在，这3个方向上都在发生着技术革命，电动化是改变汽车的‘心脏’，智能化是改变汽车的‘大脑’，轻量化是改变汽车的‘身体’。就像智能手机并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手机一样，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会有很多颠覆性的改变。”欧阳明高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放开准入，允许有能力、有雄心的人进入这个市场，或许未来并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公司，也许将来大部分都要被淘汰，但是，英雄一定要从市场中冲杀出来。而国家只需要监管与安全相关的事项，其他都可以交给市场。“但是，既要鼓励，又要给予忠告：这个市场非常残酷，特斯拉走到今天也是九死一生，因为这个行业，尤其是做整车，门槛非常高，因为要做一个系统工程，试错成本巨大。”欧阳明高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安进建议，国家应加大对电动汽车的支持力度，比如让电动车可以不限行不限牌。安进表示，我们的传统汽车工业和国外比的话有100多年差距，可谓是“时代的差距”，但电动汽车和别人比叫“实力的差距”，差距还没那么远。“并且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优势让我们可以用很高的效率很快的速度和全球开展合作，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巨大的市场。”在补贴方面，安进建议“要把现在大水漫灌的补贴，变成精准补貼。重点补贴到企业新技术研发的层面，可以出成果后再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电动汽车受配套设施、电池技术等问题影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很多抱怨，还需要持续改善。而油电混合动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全球有上千万辆的投放，不需要国家补贴和充电桩，就能够做到减排，应该大力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科力远董事长钟发平也呼吁，希望在聚焦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同时，补充混动车型部分，使得我国的新能源战略更加完整，这是钟发平连续3年针对混合动力车型提出议案。
电池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马世侠建议，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他表示，只有不断提高新能源产业创新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扶植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锂电池企业成长壮大，才能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杰建议，提升进入动力锂电池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明确并加大对动力锂电池行业的财政奖励制度；逐步推广实施电动汽车用动力锂电池标准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4 474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锂电池企业收入2 030亿元，占到行业45%，增速达到20%。
关于充电
全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指出，充电、充电桩的安装等问题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深感充电桩的安装过程中还有诸多困难，但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包括整车厂家参与到充电桩的建设中。“充电桩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解政府之忧，还能带动市场，比如，在闲置的场地建立充电桩，实现售电盈利，一举多得。”他相信，2016年，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充电桩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对于消费者来说，充电将会越来越方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表示，充电设施的建设、运营则要注意模式的创新。钟志华认为，充电桩的建设不同于加油站的建设。在现有技术水平限制下，即便沿路建设再多的充电桩，用户也不可能等2h去充电，除非未来技术突破使充电时间大大缩短，或者换电模式克服当前瓶颈得以大范围推广。”因此钟志华建议，现阶段充电桩的建设还是应以停车场、住宅区为主进行布局，以方便用户充电。充电设施运营需注重模式创新。他提出：“创新驱动既需要点上的颠覆式创新，也需要面上的渐进式变革、更新。”此外，钟志华还强调，智能网联汽车一定是汽车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能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自主车企要紧跟此发展趋势，重视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协鑫智慧能源交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柳崇禧指出，传统汽车发展遇到瓶颈的情况下，自主品牌应该清醒认识到，新能源汽车不是能否实现弯道超车的考虑，而是事关其生存发展的问题。”柳崇禧说，“新常态背景下，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汽车业的必选题，需要推出新产品、新模式来激发市场活力。”柳崇禧认为，在充电设施建设方面，各省市应有更详细、可操作的计划来支持充电桩的建设和运营。他表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未来5年内建成1.2万座充换电站，480万个充电桩，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实践中，充电桩建在哪，供电能否跟上，一些老区涉及的电网改造、利益纠葛等问题，都使顶层设计落地非常困难。如一些地区建的充电桩因电供不上而成为“僵尸桩”，造成有桩而得不到利用的尴尬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高级质检师邹先荣认为，换电模式可以利用遗弃掉的谷电，建能源站，采用移峰填谷完成电池充电，再将充好的电池送往加油站，电动汽车可以在这里实现3分钟换电池。同时，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实现电动汽车换电模式。依据电动汽车电池容量大小，车主可以用手机找到最近的换电加油站或通过物联网运输更换电池。因此，鄒先荣建议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同时，在行业内建立起一套电池安装的规范标准，还要多方合作建立起电动汽车线上线下的服务产业链。
补贴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建议，重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的研发，创建新能源汽车的自主品牌，生产企业应致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国家补贴应向研发单位和有重大研发项目的生产厂家倾斜，同时要“清理门户”，提高行业准入门坎，将一些不具备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厂家“淘汰出局”。与此同时，何香久委员还呼吁政府部门及生产企业要高度关注电池等质量安全、迅速制定新能源汽车相关国家标准，完善配套设施，以此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李祥斌建议，国务院应尽快出台省级财政对落实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政策。他说，安徽省政府虽然大力提倡低碳绿色出行，要求加大对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但是目前安徽省财政尚未出台促进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有关政策。他说，从全国来看，江苏省已经出台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省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推动新能源公交车发展，其他省份也对出台有关支持政策，支持力度不一。李祥斌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省级财政对落实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政策，重点对车辆购置、充电设施建设、生产运营等进行资金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长春鸿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欣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从全国来看，汽车产能是过剩的，那么从汽车上讲，应该把新能源汽车作为发展的重点，政府应该多做一些充电桩，让买车的人充电更方便。在目前经济环境下，政府可以采用贴息的方式帮助、支持企业研发新能源汽车。
运营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平提出，第一，由国家组建成立新能源和智能汽车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是未来新兴汽车产业。目前，很多实验室都在自行研发，技术路径不一样，目标多元，力量分散，建议建立国家实验室，力争在核心技术上集中突破，在重大领域有突破。第二，对当前新能源汽车加强生产一致性监管。国家对研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有补贴，促进发展，形势很喜人，但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产业发展粗放、盲目扩张的问题。比如说去年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有230多家，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不符合生产条件的，无产品生产体系，研发能力欠缺，所以导致产品水品不高，存在安全隐患。第三，在调研中发现有少数企业存在骗补的问题。对于国家的补贴资金，企业没有用在研发上，而是用在企业内部的循环上。建议由政府牵头，成立专家核查组，对问题企业进行纠正，保证新能源汽车产业平稳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认为，新能源汽车在推广和使用中存在3大痛点。首先，新能源汽车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补贴不能落到实处；其次，充电站和充电桩配置远远不能满足用户要求，虽然目前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设，但缺乏有效激励政策而盈利能力较低的事实让这条路变窄，据了解，充电桩的引线工程1km的成本高达100万元；第三，充电桩申报审批手续繁杂，物业公司、用户和国家电网之间扯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热情。王麒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牵头解决，才能让新能源汽车真正火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金龙集团董事长李长杰表示，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国家允许和鼓励电瓶车生产的同时，管理措施要及时跟上，既方便群众生活，又确保安全。李长杰建议出台具体措施，将低速电瓶车、微型电动车等纳入城市交通管理之中，按要求上牌照，驾驶员要经过培训；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低速车行业发展标准，引导和规范低速电动汽车发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保低速车的安全有序发展；对网购或者无法由销售商回收的废旧电池，要进行集中回收处理，避免环境污染。
新能源产业开启发展新篇章
大力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正在构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对稳增长调结构发挥关键作用。他说，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实质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其中，特高压电网是关键，智能电网是基础，清洁能源是根本。刘振亚表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可以保障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有效治理雾霾。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朝兴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继“一带一路”之后，我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是对传统能源发展观的历史超越和重大创新。他认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引擎，目前，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主导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基础，预计2016-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及相关电网每年投资达8 200亿元，年均可拉动GDP增长约0.6%。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小琳建议，应从多方面促进中国新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她建议中国不仅要大力推进能源互联网新型技术和商业模式，加大对新技术新模式试点示范项目的扶持力度，还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提升新能源消纳比例。李小琳提出，要准确认识新常态下能源电力发展规律，科学编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准确认识新常态下能源电力发展规律。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德力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刘绍英建议促进清洁能源与常规火电和谐发展。刘绍英认为，现阶段应控制火电发展，加强对火电项目的审批监管力度，科学规划火电项目未来发展规划；就清洁能源发展，要引导加快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消纳需要。
光伏产业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建议通过完善对国产装备企业重大装备首台（套）奖励等政策，扶持高效光伏电池技术及国产装备的应用。2015年，我国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已达43GW，出货量占全球总量7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和光伏制造大国，但我国光伏产品转换效率普遍集中在中低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为此，南存辉建议：一是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5年）》中“开发电池效率达到22%以上的高效电池生产技术”的要求，提高《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中“领跑者”标准；二是制定专项政策扶持光伏生产企业投资建设电池转换效率在22%以上的产线，通过投资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降低光伏生产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成本，示范带动更多的产业资金投资开发高效光伏技术；三是建议将高效HIT电池装备列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鼓励产业用户试用国产设备及工艺开发，给予国产装备企业重大装备首台（套）奖励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表示，近几年，从出台项目补贴，到简化申报流程等，尽管国家积极支持光伏产业发展，但由于行业新、政策时间短、项目规模小等，分布式光伏电站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重重障碍，亟待多方支持与协调解决。经过长期调研和研究，对于落实分布式光伏电站健康发展，陈康平提出了3方面建议：第一，统一电网接入的技术标准和要求，简化手续；第二，由电网公司或地方政府先期垫付补贴，建议明确相关补贴由电网公司或地方政府先期按月垫付，若发生延迟按照市场规则向用户结算滞纳金，按照季度或年度由他们向相关财政部门统一结算，从而打消用户的疑虑，解决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展的后顾之忧。第三，相关部门建立行业标准，加快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协会，尽快制定相关标准，一方面从能够为用户提供20～25年的服务为出发点，从企业资质、经营实力、行业经验等方面进行规范，另一方面从系统技术指标、系统主要组成部件的技术要求等，使电站的性能、寿命等有所保障，从而切实引导和规范市场的有序竞争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在贫困地区积极推广光伏扶贫工程。他认为，积极推动光伏产业发展有利于解决“精准扶贫”问题，因为光伏扶贫具备造血功能，能为贫困户提供长期稳定的收益来源，并能防止脱贫再返贫问题。但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现实困难，主要包括：简化补贴资金征收和拨付程序；建立行政审批统一联动机制；加大土地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为确保我国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亟待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力度，制定和明确配套政策，给予光伏行业健康发展以引导和支持，刘汉元建议，一是将国家扶贫资金直接补贴并作为光伏扶贫项目初始投资；二是协同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打造西部成片光伏新能源基地；三是加快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为产业扶贫保驾护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灿表示，如何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效率，并将整个转化的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发高效太阳能转换光催化材料体系，已成为国际材料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所进行的重大科学探索。李灿表示，我国未来亟须攻关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廉价宽光谱光电材料合成、高效率光电分离策略设计及高效光催化剂的发展等。只有具备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太阳能光催化才能在国际上真正立足。当前，我国主要依赖化石资源，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李灿认为，太阳能光催化作为对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其分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转化，有望对我国能源和环境带来颠覆性变革。
核电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表示，顺应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是一个重要方向。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对能源电力行业是非常重要的。王炳华表示，“内陆核电还是要建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什么时机干，要有把握。‘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内陆核电要做好前期工作。首先，完成4台AP1000的建设，这点将在今明2年陆续实现，紧接着就是开工建设CAP1400，然后在沿海建设一批核电站。”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天林提出，应该把核能全产业链的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核能正处于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期、技术创新的加速期，核电技术已经到了与美、法等国齐头并进的阶段，我国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产业配套能力越来越强，这正是中国核工業走向国际的大好时机，应该抓住“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机遇和当前国际核工业格局变化的关键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核强国，引领核工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砚国表示，在当下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发电装机容量增速依然高于电力消费增速，核电装机容量虽然增速较高，但仅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1.79%，核电机组的投运对全国发电能力阶段性过剩影响可忽略，且从确保核电安全的角度，建议保持核电有限发电，加大上网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纪希望，推动乏燃料公海铁运输体系建设促进核能绿色安全发展，他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公海铁联运是大宗乏燃料远距离运输的最佳方案。但目前中国仅实现了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海运的相关标准、规范还未建立，铁路运输和海运所需的硬件设施还未规划建设，难以适应迅速增长的乏燃料运输需求，因此必须尽快引入铁路运输和水运等新的运输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认为，核能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事关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对国家经济和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应成为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首批候选对象。
材料产业图发展
石墨烯产业
全国人民代表、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表示，我国石墨烯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关键性技术和成套装备亟待完善；二是石墨烯材料应用开发严重滞后；三是有影响力的百强企业还很少参与石墨烯材料制备和应用；四是有关石墨烯的技术标准和公共平台亟待建设；五是一些企业热炒概念，忽视知识产权建设和保护，有碍产业良性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推动我国石墨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如下6点措施与建议：
一是落实相关政策，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石墨烯材料生产与应用协调发展。针对石墨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培育应用市场，提高发展质量。要积极推进《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建议》稳步落实，并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统筹石墨烯产业发展，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指导相关地区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上下游联动，建立合理预期，避免低水平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
二是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尽快突破石墨烯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支持引导骨干企业整合高校、院所和特色中小企业的创新力量，围绕石墨烯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和装备，开展联合攻关，全面突破石墨烯材料的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等难题，实现石墨烯材料的标准化、系列化、低成本化，为下游应用开发提供质优价廉、品种多样的基础材料保障。
三是沿着产业链，组建“一条龙”的石墨烯产业发展联盟，开展石墨烯首批次应用示范，推动下游应用发展。统筹石墨烯材料应用难度、下游可承受能力、潜在应用规模等因素，优先从传统产品改性入手，瞄准量大面广的储能器件、防腐涂料、功能纺织品、改性橡胶、触点材料、热工制品、显示器件等产品，沿着产业链将相关单位“串”起来，开展联合协同攻关；探索建立首批次风险补偿机制，大力推进首批次应用示范。
四是完善标准体系，组建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强化公共服务。制订石墨烯材料分类、术语、方法等国家标准，以及石墨烯产品的团体标准或行业标准，完善石墨烯标准体系；依托并整合现有资源，组建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强化材料制备与性能表征共性技术研究；加强知识产权建设和保护，定期发布产业专利态势；开展行业统计和运行监测，发布产业发展报告。
五是尽快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国家级检测检验中心，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建议由国家工信部主办，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协办，尽快建立国家级石墨烯检验检测中心，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和示范作用，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六是促进产业集聚，鼓励应用开发，强化规模品牌效益。通过市场化运作，鼓励石墨烯材料生产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培育知名品牌，提高生产集中度，遏制低水平的“一哄而上”；支持应用开发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优势，利用石墨烯材料开发适销的新产品、新装备，逐步形成聚集效益，建成以石墨烯为特色的产业聚集园区或基地，推动石墨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钢铁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本钢集团董事长张晓芳表示，钢铁业面对去产能的艰巨任务，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力“供给侧改革”。张晓芳说，要通过转型升级，引领钢铁主导产品向高附加值供给端迈进，还要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在张晓芳看来，要推动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优化调整，进而实现对产能过剩的有效化解。同时，还要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平台和渠道，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加速优质产能走出去。“钢铁去产能是一个长期的结构调整、流程优化、优胜劣汰的过程。”张晓芳说，“今年，本钢集团将加大个性化、定制化、精品化产品供给，实现由钢铁制造商向材料服务商转变，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智能钢企，向世界优秀企业迈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武宗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异常严峻，钢铁行业更是困中加难，步履维艰，犹如走进严寒的深冬。钢铁企业的产品适应市场能力、盈利能力、创新能力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3条生命线，要坚持适者生存、势者生存的理念，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坚定信心和决心。2015年整个钢铁行业亏损约600亿元，在钢协统计的58家企业中，38家亏损，22家现金流是负数，部分企业淘汰出局已不可避免。山东石横特钢集团实现利润7亿元，入库税金4.1亿元，吨钢利润220元，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钛材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钒研究所所长孙朝晖表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求钛材低成本开发的工业化路径，因为钛是最有可能替代钢铁被大规模应用的金属结构材料。目前我国钛业的资源储量、技术攻关、市场空间、研发活力均存在全球领先的潜力。从海绵钛及钛材的产量来看，我国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高，但与美、日、俄等国相比存在“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缺陷。
为此，他建议：组建国家钛产业技术研究院，探索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现代科研院模式新模式，尽快实现钛的低成本生产技术的突破；在此平台上，对基础实验、技术工程化、产业化及标准进行系统性开发；紧紧围绕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大型舰船、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进行统筹规划。
化工新材料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软控股份董事长袁仲雪表示，我国橡胶产业整体大而不强，大部分科研工作仍仅限于跟踪、模仿，且由于不断遭受欧盟“轮胎标签法”和美国“双反”等技术贸易壁垒的冲击，在世界缺少话语权。2014年，中国橡胶消耗量880万t，超过世界橡胶消耗总量的1/3，橡胶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他建议，由青岛科技大学牵头，组建“橡胶科学与工程国家实验室”，努力使我国橡胶领域里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全国人民代表、濟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针对塑料袋短期无法被其他产品大量取代的现实，支指出政府应该从“堵”向“疏”转变。他建议：支持非粮，尤其以植物秸秆和木质素等为原料的生物基及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降低生产成本，缩小与通用塑料间的价格差距；制定生物质塑料产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为生物塑料设立单独的海关编码，提高其出口退税率；对主要原料如木质素、PBAT等实行零关税。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针对塑化剂带来的危害，呼吁国家扶持环保型塑化剂产业，发展环保塑化剂产业链，优先做好环保塑化剂产业规划和项目引进，建立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限制含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等环境激素残留量的国家标准。
LED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市长郭安表示，我国硅衬底LED技术已经打破了欧美技术垄断，站到了全球LED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建议国家将硅衬底LED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硅衬底LED技术升级和产业做大做强。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鹏远企业集团董事长朱立秋表示，建议加快硅衬底LED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步伐，上升为“十三五”时期的国家战略，让改写世界LED照明历史的“中国芯”在中国优先得到可持续发展，逐步让“中国芯”走向世界。
稀土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刘斌呼吁，内蒙古应该实施“稀土+”战略，不能再走依赖卖原材料的老路子，而应该在加大稀土的应用方面做文章。他认为，稀土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潜力巨大。
刘斌介绍，目前，稀土应用产业发展不平衡，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尚未完全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开发到产业基地的技术创新链，磁性材料、抛光粉产业发展较快，稀土合金、催化剂等产业发展迟缓，科技含量高的下游产业发展不足。
为此，刘斌建议，国家应出台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内蒙古把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战略优势，形成产业链与金融链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格局；树立集团化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以包钢稀土为主体的中国北方稀土（集团）的战略组建进程，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政府要鼓励稀土行业采取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集群化发展的模式，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扩大对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的稀土新材料的研发和推广支持，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光纤通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京沪干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将于2016年下半年建成。“这条量子干线连接北京与上海，贯穿山东济南、安徽合肥等地，是千公里级高可信、可扩展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属世界首例。建成后将用于金融、政务等领域信息的安全传输。”潘建伟说。
潘建伟在介绍量子通信的发展路线时表示，可以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连接实现城际量子网络、通过卫星中转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最终构成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未来能够形成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量子通信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主权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构建基于量子通信安全保障的未来互联网，即“量子互联网”。
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重中之重
抓机遇练内功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强调，“传统制造业升级要抓住市场机遇，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而这需要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及时适应新阶段的要求，为创新转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摩托车行业的发展为例，左宗申认为，地方政府限制摩托车上路并不合理。他称：“对低质摩托车的淘汰可以用标准法规等市场手段，而非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政策。这涉及到政府简政放权的问题。”对于制造业升级，左宗申表示：“我们国家鼓励创新、深化改革，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顶层设计都很系统、科学，但要真正落地，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细化措施，切忌‘重道轻法’。”
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种衍民，作为中国高端电气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典型代表，提出了“关于培育和支持我国各行业世界级标杆企业的建议”。种衍民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负重前行，市场形势错综复杂、下行压力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促进国家各行业优化结构、补齐短板、精耕细作，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内涵的关键。事实上，2010年我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1大工业制造国。但是，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方面，与世界高精尖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通过大力打造标杆企业引导行业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将各企业的发展统一到成为各行业标杆的具体要求上来，充分发挥和激活各行业企业自身向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和进步的能力，是促进各行业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的有效办法。
全国工商联表示，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3座大山”的压力，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具体表现为“4高4低”：人工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高、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产品质量低、技术标准低、品牌认可度低、企业诚信度低，这些制约着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为促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转型发展、迈向中高端，把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全国工商联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鼓励支持科技创新；二是降低企业成本；三是强力推进品牌建设；四是鼓励并购重组；五是加大对高端制造的扶持力度；六是打好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组合拳。
智能制造是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信指出，当前为社会提供消费品与工业品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而智能制造对于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建议我国应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電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指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智能制造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制造效率，改善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资源消耗，已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同时，智能制造也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重要举措，是新常态下打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在徐晓兰委员看来，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智能制造并不排斥人工，例如人机交互技术就是工人与机器实现协同生产。目前的工业机器人只是代替了一些简单、繁重、危险工序中的人工；服务机器人可在居家养老、医疗康复、教育娱乐等领域解决专业人员不足等难题。目前来看，智能制造或机器人并未对社会就业率带来较大影响。徐晓兰委员提出了几点措施：一是正确认识智能制造的深刻内涵；二是分业施策优化产业规划布局；三是打造制造业强国要标准先行。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以标准带产业、产业促标准的良好发展格局；四是加强智能制造人才体系建设。
民建中央建议说，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已初步形成从研发生产到工业应用的机器人产业链。而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从基础原创性成果到研发产品之间断层严重，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不高，严重制约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产业的发展。在高端产业的应用，几乎被国际品牌垄断。有的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70%以上依赖进口，进口成本占总成本的40%以上；机器人产业投入大、研发生产周期相对长，研发难度相当大。为此，民建中央建议，首先我国应加快落实产业政策和加强组织协调；其次是要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保障机制建设；三是创新金融支持和营造政策服务环境；四是建设一批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五是积极构建机器人产业创新体系；六是加快机器人产业人才培育。
基础研究与科技成果转化
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应该从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强化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和加强人才培养等4个方面“强基础”。万钢强调，对于基础研究的保障，将从4个方面进行：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强化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和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让企业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聚焦重大需求，重点研发计划对面向未来的量子通信、干细胞、环境保护等方面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支持；对那些面向未来的探索，包括物质科学、中微子探索、引力波探索等，按照我国国力给予相应部署。”万钢多次提到“面向未来”，这迈向未来的道路，就要靠基础研究打下路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认为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偏少。他通过研究发现，近几年的R&D投入总数一直在上升，但是每年增长的幅度却在走低。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根据每年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从2012-2014年，R&D经费相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8.5%、15%和9.9%。“如果再看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的增加幅度，连续2年都为4.4%。它理应在基础研究投入中起到‘龙头老大’的作用。从这个数字来看，财政投入的引领作用还是比较薄弱。”更让程津培忧虑的是，连续多年，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比例都维持在5%左右，成了一种“常态”。程津培指出，国际社会上，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多在15%～20%之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表示，基础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它体现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它没办法保证成功，也没办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只是需要时间。李景虹指出，社会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也有待加强。“科研人员要沉下心来，沉入科学的本质，坐得住冷板凳。国家也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规律、包容失败的科研氛围，给基础研究持续支持，给真正投入的科学家以时间和耐心。否则，将影响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影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进而制约我们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李景虹说。
科技成果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包信和认为，科技成果转化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少研究者的课题并未真正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及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也就是在供给侧存在问题；受成本、转化风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制约，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研究中关键步骤突破多，配套研究相对少，成果整体性、系统化欠缺，不易直接进行转化等。因此，他建议，应当实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信息对接，即科研人员要面向企业实际需求，并在每一个研究环节与企业保持沟通协调，不断完善成果；企业自身的研究部门也应打通各环节，尽早介入到研究过程中去，协助科研人员增强成果的应用性和系统化；与此同时，国家也要发挥桥梁作用，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从而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学东表示，要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科研单位来说，要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技术攻关；二是研究开发新产品；三是为生产企业制定标准、开展测试。针对生产企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他说，生产企业要积极和善于应用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陈学东说，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节能、环保、大气污染治理等制约发展的因素日益突出。要实行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使科技成果能够在生产企业“开花结果”。
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委员建议，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问题，要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徐旭东认为破解技术转化中的“达尔文死海”这一全局性问题需要从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入手。他说，“从技术原型到产业化要经历不断优化改造的演变过程。如果阶段性技术长期不能获得资金回报将导致技术开发型企业难以为继。随着这类企业增多，以及部分生产企业研发力量的增强，将逐渐具备形成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的条件。”而徐旭东认为，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既让早期研发和风险投资获得回报，又给其他企业获得接续研发、分享回报的机会，直至生产企业接手实现产业化。“培育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完善交易平台和辅助条件（如价值评估等），在企业委托、政府投入之外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如股市），以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转化投资。”（本文根据新华网、人民网、《北京青年报》、《中国汽车报》、《中国工业报》、《中国科学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