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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足球比赛有了视频助理裁判（VAR），我发现在胸前画十字的球迷越来越少，比方框的越来越多。
过去说“人在做，天在看”，现在老话需要修正。人类梦想中的“上帝视角”在绿茵场上徐徐降落，让那些承担责任的可怜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记得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却鲜有人知道，目睹这一事件却无力改变判决的边线裁判至死才摆脱愧疚。
不只裁判，一项新技术的引入带来的改变总是多方面的。球员的侥幸心理开始向观众席转移。与此同时，人们对比赛流畅性的要求逐渐降低，对不确定性的阿Q式恭维几乎绝迹。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身处现场的人都做出一个共同的选择：不再轻信自己的眼睛。无论飞身铲球还是成功破门，无论起身欢呼还是痛苦转身，脑中必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等一等！除非看到视频回放，否则眼前的一切都不算真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分心。当你的情绪与你本该注意的目标无法匹配，分心就成为必然。你甚至会出现类似“情绪性注意瞬脱”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比赛现场的所有人，不管球员还是观众，都有一种时空间离的幻觉，就像一群人在进行电子竞技，另一群人在看电子竞技。
分心与专注其实是注意机制的两个方面。就像我们抬起手臂，一组肌肉收缩的同时另一组肌肉舒张。达尔文对此早有论述。他认为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理机制比注意机制更重要。他形象地指出专注与分心的紧密关系，“动物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能力（指注意机制）——例如当一只猫盯着一个洞穴，准备一跃扑向老鼠的时候——动物有时候会如此专注地紧盯目标，以致很容易被人类捉住”。
差不多同时，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在强调专注与分心不可分割的性质。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总是处在分心的状态。因为注意力在将心智集中于少数对象时，对大量其他对象会视而不见。所有的分心状态都拥有将某些心理状态从意识中撤离的效果。这不会使这些状态变得不真实，因为它们仍在起作用。”
为什么19世纪的知识阶层如此关心注意机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核实问题的真伪。对此，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提供了有趣的证据。在《知觉的悬置》一书中，他注意到当时的西方画家们对注意机制的表现饶有兴致。例如印象派领袖马奈就有多幅作品涉及这一主题。包括《阳台》中视线毫无交集的3个人物，《在花园温室里》中缺乏交流的夫妇，以及《在拉图依老爹家》中左侧男人古怪的凝视。
表面上看，马奈的作品跟古典主义绘画差别不大，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精神涣散、心不在焉的人物，以前几乎没有艺术家刻画过。不信？请回想一下委拉斯凯兹或伦勃朗。《在拉图依老爹家》里那个男人的目光格外有意思，生动地表现了专注与分心的复杂性。乍一看他的目光热忱而充满关切，可是如果把他的视线具象化，就会让人产生怀疑：他要么紧盯着面前的女人，要么什么都没看。
《在花园温室里》同样如此。女人明显分心了，眼神呆滞而涣散。男人的分心并不明显，他的右眼好像很專注，但画家刻意把他的左眼藏在阴影里，给观者造成的感觉是他似乎在偷瞄女人的手套和阳伞。当我知道马奈笔下的模特是装扮成一对夫妇的两个已婚男女，我更觉得他们的分心很诡异。
克拉里认为，马奈笔下的人物要么心不在焉，要么目光呆滞无神，既不反映外部世界，也不投射内心活动，却揭示了19世纪西方社会的时代经验——面对在观念上和制度上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专注，由漫不经心、胡思乱想和无聊发呆组成的分心正在成为“自由与反抗的权宜之计”。《知觉的悬置》写得相当晦涩，不过我认为克拉里的这个观点颇为有趣。
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把专注与分心的对立向前推进一大步。他正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专注受追捧的前提下，分心才会被重视。譬如他注意到，当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展开之际，专注和分心才一并被赋予道德上的意义。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专注是启蒙的源头，是理性得以施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官能；另一方面，他们批判分心不仅是思想上的怠惰，还是一种“降低道德机能的恶习”，一种对社会体系和道德秩序造成威胁的罪恶。
18世纪晚期，分心已经被世人视为一种道德疾病。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医生魏卡德，他在1775年首度将分心列为疾病，患有此症的人名为“不专心的人”。这种病人缺乏稳定性和集中注意力所必需的道德品质，因而被认定是不谨慎、粗枝大叶、心不在焉和不节制的。在医学史上，魏卡德被认为是在医学文献中第一个描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人。
和魏卡德相比，英国的儿科医生斯蒂尔更加直接，他在1902年的医学报告里明确地把注意缺失的病症称为“道德控制缺陷”。这让我立刻理解，为什么印象派的领袖不是莫奈、德加或者雷诺阿，而是马奈。因为是马奈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率先刻画了一种跟视觉秩序叫板的目光。这种心不在焉的目光揭示的，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困境。
当然，马奈那一代艺术家料想不到，把专注视为美德的时代也会被打破。在新的时代里，视觉秩序呈现后现代的独特现象。一方面，注意缺失已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并得到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分心不仅得到消费主义的鼓励，而且还进一步变得规则化、制度化。要知道，如今在有些地方，低头刷手机的行人可以得到专门的提醒，甚至专用的步行通道。当然，最典型的还是足球赛场的视频助理裁判。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引入这项技术，就是引入一个分解注意力的机制。专注与分心的视觉秩序，也正是如此一步步演变的。
（若 子摘自腾讯《大家》栏目）
过去说“人在做，天在看”，现在老话需要修正。人类梦想中的“上帝视角”在绿茵场上徐徐降落，让那些承担责任的可怜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记得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却鲜有人知道，目睹这一事件却无力改变判决的边线裁判至死才摆脱愧疚。
不只裁判，一项新技术的引入带来的改变总是多方面的。球员的侥幸心理开始向观众席转移。与此同时，人们对比赛流畅性的要求逐渐降低，对不确定性的阿Q式恭维几乎绝迹。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身处现场的人都做出一个共同的选择：不再轻信自己的眼睛。无论飞身铲球还是成功破门，无论起身欢呼还是痛苦转身，脑中必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等一等！除非看到视频回放，否则眼前的一切都不算真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分心。当你的情绪与你本该注意的目标无法匹配，分心就成为必然。你甚至会出现类似“情绪性注意瞬脱”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比赛现场的所有人，不管球员还是观众，都有一种时空间离的幻觉，就像一群人在进行电子竞技，另一群人在看电子竞技。
分心与专注其实是注意机制的两个方面。就像我们抬起手臂，一组肌肉收缩的同时另一组肌肉舒张。达尔文对此早有论述。他认为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理机制比注意机制更重要。他形象地指出专注与分心的紧密关系，“动物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能力（指注意机制）——例如当一只猫盯着一个洞穴，准备一跃扑向老鼠的时候——动物有时候会如此专注地紧盯目标，以致很容易被人类捉住”。
差不多同时，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在强调专注与分心不可分割的性质。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总是处在分心的状态。因为注意力在将心智集中于少数对象时，对大量其他对象会视而不见。所有的分心状态都拥有将某些心理状态从意识中撤离的效果。这不会使这些状态变得不真实，因为它们仍在起作用。”
为什么19世纪的知识阶层如此关心注意机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核实问题的真伪。对此，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提供了有趣的证据。在《知觉的悬置》一书中，他注意到当时的西方画家们对注意机制的表现饶有兴致。例如印象派领袖马奈就有多幅作品涉及这一主题。包括《阳台》中视线毫无交集的3个人物，《在花园温室里》中缺乏交流的夫妇，以及《在拉图依老爹家》中左侧男人古怪的凝视。
表面上看，马奈的作品跟古典主义绘画差别不大，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精神涣散、心不在焉的人物，以前几乎没有艺术家刻画过。不信？请回想一下委拉斯凯兹或伦勃朗。《在拉图依老爹家》里那个男人的目光格外有意思，生动地表现了专注与分心的复杂性。乍一看他的目光热忱而充满关切，可是如果把他的视线具象化，就会让人产生怀疑：他要么紧盯着面前的女人，要么什么都没看。
《在花园温室里》同样如此。女人明显分心了，眼神呆滞而涣散。男人的分心并不明显，他的右眼好像很專注，但画家刻意把他的左眼藏在阴影里，给观者造成的感觉是他似乎在偷瞄女人的手套和阳伞。当我知道马奈笔下的模特是装扮成一对夫妇的两个已婚男女，我更觉得他们的分心很诡异。
克拉里认为，马奈笔下的人物要么心不在焉，要么目光呆滞无神，既不反映外部世界，也不投射内心活动，却揭示了19世纪西方社会的时代经验——面对在观念上和制度上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专注，由漫不经心、胡思乱想和无聊发呆组成的分心正在成为“自由与反抗的权宜之计”。《知觉的悬置》写得相当晦涩，不过我认为克拉里的这个观点颇为有趣。
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把专注与分心的对立向前推进一大步。他正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专注受追捧的前提下，分心才会被重视。譬如他注意到，当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展开之际，专注和分心才一并被赋予道德上的意义。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专注是启蒙的源头，是理性得以施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官能；另一方面，他们批判分心不仅是思想上的怠惰，还是一种“降低道德机能的恶习”，一种对社会体系和道德秩序造成威胁的罪恶。
18世纪晚期，分心已经被世人视为一种道德疾病。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医生魏卡德，他在1775年首度将分心列为疾病，患有此症的人名为“不专心的人”。这种病人缺乏稳定性和集中注意力所必需的道德品质，因而被认定是不谨慎、粗枝大叶、心不在焉和不节制的。在医学史上，魏卡德被认为是在医学文献中第一个描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人。
和魏卡德相比，英国的儿科医生斯蒂尔更加直接，他在1902年的医学报告里明确地把注意缺失的病症称为“道德控制缺陷”。这让我立刻理解，为什么印象派的领袖不是莫奈、德加或者雷诺阿，而是马奈。因为是马奈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率先刻画了一种跟视觉秩序叫板的目光。这种心不在焉的目光揭示的，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困境。
当然，马奈那一代艺术家料想不到，把专注视为美德的时代也会被打破。在新的时代里，视觉秩序呈现后现代的独特现象。一方面，注意缺失已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并得到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分心不仅得到消费主义的鼓励，而且还进一步变得规则化、制度化。要知道，如今在有些地方，低头刷手机的行人可以得到专门的提醒，甚至专用的步行通道。当然，最典型的还是足球赛场的视频助理裁判。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引入这项技术，就是引入一个分解注意力的机制。专注与分心的视觉秩序，也正是如此一步步演变的。
（若 子摘自腾讯《大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