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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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处置不同程度的违纪违法对象,界分党纪违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判断标尺。在实然程序运行之过程中,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间程序衔接客观存在裁量空间,不仅导致处置效果呈现“入罪”或“出罪”倾向,更可有碍实体公正之实现。从程序适用衔接上,监督执纪程序转换应满足“法律保留”与“程序法定”之要求。在党规与国法协调衔接过程中,党规制定与解释主体应遵照党内法规、监察法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性规律。善化党内法规纵向的立规制定与解释权,细化监督执纪衔接监察调查过程中有权主体的程序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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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反腐败司法研究基地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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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0ZDA056),2020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YBQ095),2020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C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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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处置不同程度的违纪违法对象,界分党纪违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判断标尺。在实然程序运行之过程中,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间程序衔接客观存在裁量空间,不仅导致处置效果呈现“入罪”或“出罪”倾向,更可有碍实体公正之实现。从程序适用衔接上,监督执纪程序转换应满足“法律保留”与“程序法定”之要求。在党规与国法协调衔接过程中,党规制定与解释主体应遵照党内法规、监察法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性规律。善化党内法规纵向的立规制定与解释权,细化监督执纪衔接监察调查过程中有权主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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