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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前身为1996年10月成立的“钱之光科技教育基金”，旨在继承和发扬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业家开创新中国纺织事业的奋斗精神和为纺织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就是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钱之光同志。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81年，钱之光主持纺织部工作，为解决解放后的中国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直接奋斗了32年，亲手建立起纺织工业各行业的庞大基础，使我国于1983年宣布取消在全国实行了30年凭票供应棉布的制度。他始终坚持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建立了新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体系，适时满足了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使我国棉、毛、麻、丝等纺织业得到全面发展；为了克服粮、棉争地的矛盾，解决10多亿人口的穿衣问题，他提出了发展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了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四川长寿和江苏仪征等大型化纤生产基地，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化纤工业大国之一；他注重技术进步，尊重科学，重视教育，珍惜人才，爱护干部，重视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使纺织工业的生产建设和科技教育得到重大的发展。
布局新中国纺织工业
建国初期，纺织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纺织工业却是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管理混乱，发展畸形的产业，只留下了棉纺锭500万枚、织布机6.4万台、毛纺锭13万枚、旧式缫丝机9万绪。到解放前夕，各地纺织厂普遍因原料缺乏、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有些民族资本企业，已经濒临关厂、破产。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以及长期战乱所带来的经济萎缩、民生凋敝，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安定人民生活，钱之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调运原料，恢复生产，对原有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对私营企业也通过加工定货等方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著名的纺织教育家周启澄回忆，1951年11月，钱之光托人在香港买回一本关于印度纺织工业的英文书，从这本书里得知当时印度已有1000万棉纺锭子，约为我国的两倍左右，这之后，钱之光在领导干部会议上曾多次将印度作为我国纺织工业的赶超对象，将一项一项指标作具体对比，从而提出我国的长、短期计划目标。第一步计划是使我国棉纺织总量达到1000万锭。当时，我国现有的500万锭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钱之光提出了“就原料、就市场、就劳力”的纺织工业发展方针，在原料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的河南、陕西、河北等内地建设新的纺织基地，从而使纺织工业的布局日趋合理。
钱之光以非凡的胆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做出了事关新中国纺织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1953年秋，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了纺织工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建设规模的意见，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他同意钱之光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在计划方案中，发展规模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这次会议，原则上确定了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决策。15年后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全国棉纺锭已达到1000万锭，赶上了印度50年代初的水平。
建设四大化纤基地
钱之光是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家，他深谙经济规律，从不搞“无米之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二五”計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发了言。着重阐述发展纺织工业不仅可以满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较快地收回投资，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对发展我国工业建设有利。同时就纺织工业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提出有步骤、有重点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新厂建设，除了要进一步合理布局以外，还提出必须要尽量采用工艺流程短、生产效能高的先进设备，以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继续加强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力量，进一步扩大棉、毛、麻、丝成套纺织设备的制造能力。在这次会议上，他正式就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提出了建议。
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曾回忆说，“钱老用很大的精力关注棉、麻、毛、丝的种植、生产，尤其对棉花问题摸得一清二楚，当发现单靠天然纤维跟不上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时，便把精力与视线转到如何开拓发展化学纤维上。在50年代就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局势已见缓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已有可能。当钱老对国内外形势分析后，结合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地下决心，倡议先建四五个化纤基地，第一步把化纤搞到50万吨，第二步再搞50万吨达到100万吨，即可顶替2000万担棉花，占当时棉花产量的1／2”。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以(72)计字12号文向国务院正式报告，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四川维尼纶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天津石油化纤总厂等四个大化纤项目，同年2月5日就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同意。钱之光对解决资源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我国化纤工业大发展打下了技术、管理和开发研究的基础。目前我国化纤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化学纤维已占纺织工业原料总用量的一半以上，不仅为纺织工业发展开辟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而且对改变产品结构，发展品种花色，提高技术水平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引导纺织工业远离“浮夸”
原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对钱之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大跃进”时，浮夸风盛行，无限制地提高机器速度，盲目地减少工艺流程，产品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滑坡，更有甚者，提出要搞土纺土织，搞野什纤维纺织。对于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钱之光都采取引导的办法，千方百计予以纠正，虽然一时间受到很大压力，但经过耐心的工作，都及时得到纠正，防止它在全行业中形成潮流，使纺织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和破坏。每年的生产计划的安排，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当然希望生产越多越好，指标越高越好，但钱之光总是考虑到原料的供应、设备制造的能力，从客观的物质条件来安排生产，把计划规定在可靠物质保证的基础上，虽然经常被一些人说成“右倾”，但实践的结果总是证明钱之光是正确的。
原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张铎回忆当时的情况，“在‘浮夸风’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避免失控，部里提出了‘四高’、‘四省’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加以引导。强调要采用新技术，在技术上求突破；同时，总结推广高产、优质和降低原材料、动力消耗的新技术措施和管理经验，使生产渐 趋稳定。当时‘左’的思潮泛滥，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部里在车速问题上始终没有松口。”
1958年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各地负责人提出要求纺织部直属的全国协作配套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下放给地方，准备“当年生产一千万锭的成套棉纺设备，并要求按此分配给钢铁材料”。而钱之光心里明白，解放初期，在他领导下大力进行技术改造、组织起来专业化分工、全国协作的成套设备制造厂经过苦心经营10年，只有年产七八十万锭成套棉纺设备的能力，1958年初，纺织部按此水平已安排了全年生产任务，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省市要新起炉灶，分省各自生产10多倍的棉纺设备，无疑是天方夜谭。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费志融回忆“要保护我们10个全国成套主机厂不转向，钱公再三斟酌，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指示在全国分省各自成套指标中，列出其中分散在6个省市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全国协作成套的任务。提出了全国分省成套任务560万锭，其中全国协作成套120万锭，并据此分省算出所需的钢铁材料，其中承担全国协作任务的纺机厂所需钢铁材料单列‘戴帽’下达。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狂潮，已无暇顾及指标的完成，而纺织部则在钱公的领导下，专心一志地抓全国成套的生产。”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整个纺织工业和纺织机械在钱之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损失小得多。
推动纺织成为外向型产业
钱之光在领导纺织工业发展中，始终把中国纺织工业放在国际大市场背景下，较早做出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决策。
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扩大纺织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并增产高档纺织品供应国内市场，回笼货币。纺织工业采取“三统一优先”的方针，即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材料，对产品进行统一分配，将生产任务，特别是出口产品和高档产品的任务，优先安排给设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和用料省的纺织企业，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增产质量好价值高的纺织品，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从而迅速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纺织品出口创汇大幅度增加，保证了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的需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初，要转向资本主义市场，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特别在当时“左”的气氛笼罩，批“卖国主义”、批“崇洋媚外”，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要冒一定风险，钱之光大胆提出对资贸易要“投其所好”，并派出人员常驻香港，研究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又派出代表团到西欧进行考察，使扩大出口的工作很快展开。
在钱之光的主持下，中国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年，钱之光以81岁高龄，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院顾问，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在他离任纺织工业部长时，我国纺织工业面貌同建国初期比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成为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1981年，我国新兴的化学纤维工业建设规模已达130万吨；形成近65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粘胶纤维14.51万吨、合成纤维50万吨，化纤实际产量达52.73万吨；棉紡锭拥有量达1893.54万锭，比1949年增加了2.8倍，棉织机为57.06万台，印染布生产能力为81.8亿米，棉纱产量1763万件，棉布产量142.7亿米；毛纺锭74.44万锭，增加5倍，毛织机10024台，呢绒产量达到11308万米；麻织机6861台；桑蚕缫丝机103.57万绪，丝织机6.59万台，生丝产量3.74万吨，丝织品为8.35亿米。1981年在全国人口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近10亿人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棉布消费量达到31市尺，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因而到1983年，国家正式取消纺织品的票证，标志着为限制消费而设置的凭票供应制度正式结束。
链接
钱之光生平大事记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贸易总局局长，依靠和组织群众，不顾艰难险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从白区运进食盐、西药、布匹等苏区军民战斗和生活所急需的物资。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征发没收委员会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心筹措物资。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1936年2月，奉命与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交通，苏区与白区通商等重大事项达成协议。
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方局(后称重庆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书记，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他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为坚持抗日战争，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长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他都亲自参与，成为这个时期两党关系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1948年，他由党中央派往香港从事经济工作，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同时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奉中央指示，先后将留住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秘密接送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我党领导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78年纺织、轻工分部，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1年，任国务院顾问。
1994年逝世，享年94岁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81年，钱之光主持纺织部工作，为解决解放后的中国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直接奋斗了32年，亲手建立起纺织工业各行业的庞大基础，使我国于1983年宣布取消在全国实行了30年凭票供应棉布的制度。他始终坚持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建立了新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体系，适时满足了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使我国棉、毛、麻、丝等纺织业得到全面发展；为了克服粮、棉争地的矛盾，解决10多亿人口的穿衣问题，他提出了发展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了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四川长寿和江苏仪征等大型化纤生产基地，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化纤工业大国之一；他注重技术进步，尊重科学，重视教育，珍惜人才，爱护干部，重视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使纺织工业的生产建设和科技教育得到重大的发展。
布局新中国纺织工业
建国初期，纺织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纺织工业却是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管理混乱，发展畸形的产业，只留下了棉纺锭500万枚、织布机6.4万台、毛纺锭13万枚、旧式缫丝机9万绪。到解放前夕，各地纺织厂普遍因原料缺乏、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有些民族资本企业，已经濒临关厂、破产。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以及长期战乱所带来的经济萎缩、民生凋敝，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安定人民生活，钱之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调运原料，恢复生产，对原有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对私营企业也通过加工定货等方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著名的纺织教育家周启澄回忆，1951年11月，钱之光托人在香港买回一本关于印度纺织工业的英文书，从这本书里得知当时印度已有1000万棉纺锭子，约为我国的两倍左右，这之后，钱之光在领导干部会议上曾多次将印度作为我国纺织工业的赶超对象，将一项一项指标作具体对比，从而提出我国的长、短期计划目标。第一步计划是使我国棉纺织总量达到1000万锭。当时，我国现有的500万锭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钱之光提出了“就原料、就市场、就劳力”的纺织工业发展方针，在原料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的河南、陕西、河北等内地建设新的纺织基地，从而使纺织工业的布局日趋合理。
钱之光以非凡的胆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做出了事关新中国纺织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1953年秋，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了纺织工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建设规模的意见，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他同意钱之光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在计划方案中，发展规模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这次会议，原则上确定了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决策。15年后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全国棉纺锭已达到1000万锭，赶上了印度50年代初的水平。
建设四大化纤基地
钱之光是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家，他深谙经济规律，从不搞“无米之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二五”計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发了言。着重阐述发展纺织工业不仅可以满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较快地收回投资，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对发展我国工业建设有利。同时就纺织工业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提出有步骤、有重点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新厂建设，除了要进一步合理布局以外，还提出必须要尽量采用工艺流程短、生产效能高的先进设备，以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继续加强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力量，进一步扩大棉、毛、麻、丝成套纺织设备的制造能力。在这次会议上，他正式就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提出了建议。
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曾回忆说，“钱老用很大的精力关注棉、麻、毛、丝的种植、生产，尤其对棉花问题摸得一清二楚，当发现单靠天然纤维跟不上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时，便把精力与视线转到如何开拓发展化学纤维上。在50年代就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局势已见缓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已有可能。当钱老对国内外形势分析后，结合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地下决心，倡议先建四五个化纤基地，第一步把化纤搞到50万吨，第二步再搞50万吨达到100万吨，即可顶替2000万担棉花，占当时棉花产量的1／2”。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以(72)计字12号文向国务院正式报告，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四川维尼纶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天津石油化纤总厂等四个大化纤项目，同年2月5日就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同意。钱之光对解决资源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我国化纤工业大发展打下了技术、管理和开发研究的基础。目前我国化纤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化学纤维已占纺织工业原料总用量的一半以上，不仅为纺织工业发展开辟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而且对改变产品结构，发展品种花色，提高技术水平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引导纺织工业远离“浮夸”
原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对钱之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大跃进”时，浮夸风盛行，无限制地提高机器速度，盲目地减少工艺流程，产品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滑坡，更有甚者，提出要搞土纺土织，搞野什纤维纺织。对于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钱之光都采取引导的办法，千方百计予以纠正，虽然一时间受到很大压力，但经过耐心的工作，都及时得到纠正，防止它在全行业中形成潮流，使纺织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和破坏。每年的生产计划的安排，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当然希望生产越多越好，指标越高越好，但钱之光总是考虑到原料的供应、设备制造的能力，从客观的物质条件来安排生产，把计划规定在可靠物质保证的基础上，虽然经常被一些人说成“右倾”，但实践的结果总是证明钱之光是正确的。
原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张铎回忆当时的情况，“在‘浮夸风’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避免失控，部里提出了‘四高’、‘四省’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加以引导。强调要采用新技术，在技术上求突破；同时，总结推广高产、优质和降低原材料、动力消耗的新技术措施和管理经验，使生产渐 趋稳定。当时‘左’的思潮泛滥，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部里在车速问题上始终没有松口。”
1958年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各地负责人提出要求纺织部直属的全国协作配套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下放给地方，准备“当年生产一千万锭的成套棉纺设备，并要求按此分配给钢铁材料”。而钱之光心里明白，解放初期，在他领导下大力进行技术改造、组织起来专业化分工、全国协作的成套设备制造厂经过苦心经营10年，只有年产七八十万锭成套棉纺设备的能力，1958年初，纺织部按此水平已安排了全年生产任务，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省市要新起炉灶，分省各自生产10多倍的棉纺设备，无疑是天方夜谭。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费志融回忆“要保护我们10个全国成套主机厂不转向，钱公再三斟酌，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指示在全国分省各自成套指标中，列出其中分散在6个省市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全国协作成套的任务。提出了全国分省成套任务560万锭，其中全国协作成套120万锭，并据此分省算出所需的钢铁材料，其中承担全国协作任务的纺机厂所需钢铁材料单列‘戴帽’下达。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狂潮，已无暇顾及指标的完成，而纺织部则在钱公的领导下，专心一志地抓全国成套的生产。”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整个纺织工业和纺织机械在钱之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损失小得多。
推动纺织成为外向型产业
钱之光在领导纺织工业发展中，始终把中国纺织工业放在国际大市场背景下，较早做出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决策。
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扩大纺织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并增产高档纺织品供应国内市场，回笼货币。纺织工业采取“三统一优先”的方针，即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材料，对产品进行统一分配，将生产任务，特别是出口产品和高档产品的任务，优先安排给设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和用料省的纺织企业，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增产质量好价值高的纺织品，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从而迅速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纺织品出口创汇大幅度增加，保证了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的需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初，要转向资本主义市场，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特别在当时“左”的气氛笼罩，批“卖国主义”、批“崇洋媚外”，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要冒一定风险，钱之光大胆提出对资贸易要“投其所好”，并派出人员常驻香港，研究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又派出代表团到西欧进行考察，使扩大出口的工作很快展开。
在钱之光的主持下，中国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年，钱之光以81岁高龄，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院顾问，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在他离任纺织工业部长时，我国纺织工业面貌同建国初期比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成为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1981年，我国新兴的化学纤维工业建设规模已达130万吨；形成近65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粘胶纤维14.51万吨、合成纤维50万吨，化纤实际产量达52.73万吨；棉紡锭拥有量达1893.54万锭，比1949年增加了2.8倍，棉织机为57.06万台，印染布生产能力为81.8亿米，棉纱产量1763万件，棉布产量142.7亿米；毛纺锭74.44万锭，增加5倍，毛织机10024台，呢绒产量达到11308万米；麻织机6861台；桑蚕缫丝机103.57万绪，丝织机6.59万台，生丝产量3.74万吨，丝织品为8.35亿米。1981年在全国人口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近10亿人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棉布消费量达到31市尺，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因而到1983年，国家正式取消纺织品的票证，标志着为限制消费而设置的凭票供应制度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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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生平大事记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贸易总局局长，依靠和组织群众，不顾艰难险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从白区运进食盐、西药、布匹等苏区军民战斗和生活所急需的物资。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征发没收委员会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心筹措物资。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1936年2月，奉命与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交通，苏区与白区通商等重大事项达成协议。
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方局(后称重庆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书记，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他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为坚持抗日战争，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长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他都亲自参与，成为这个时期两党关系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1948年，他由党中央派往香港从事经济工作，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同时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奉中央指示，先后将留住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秘密接送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我党领导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78年纺织、轻工分部，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1年，任国务院顾问。
1994年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