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像勇士一样拍照
总会有一些狂热的摄影师，希望通过摄影，揭开黑幕，找到真相，相机对他们而言，是一架机关枪，噼里啪啦地扫射，既刺激又过瘾。他们像是一名勇士，而拍摄，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摄影师们都热衷穿军绿色的背心，他们像军人放子弹、军刀一样，将胶卷、电池放在背心的口袋中。
这些摄影师往往对摄影有坚定的信仰，他们相信自己拍下的就是真相，并对自己的相机深信不疑—但果真是如此吗？曾经做过图片编辑的段煜婷，就越来越怀疑这样的“真相生产”。
段是中国摄影界和报道摄影师走得最近的策展人之一，她有很多朋友、旧同事正从事着揭示真相的摄影工作，在2012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她好几次将重要的展厅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尝试策展工作，但每个摄影师都竞相将自己最夺人眼球的作品拿出来，尽可能地放到最大的尺幅，并用廉价的KT板展出，这让展览显得混乱而低级，而他们希望传递的真相，让人刺目，但又使人感到疲劳。
段煜婷在今年的连州影展前言中写道：有些事物必须要退出大的历史舞台，就像传统摄影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叙事，而成为博物馆中的回顾展，我们也无须再去重复先贤们所塑造的经典画面，更要停止再生产新的艺术垃圾。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直接向这些“真理摄影师”发出了挑战，展览的主题是“故事，离真相有多远”。
段煜婷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一幅幅只代表零散而又混杂线索的照片把世界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表达感受与思想的行为都是主观的行为，无论你如何想要客观，你都无法做到”。
在2010年，段煜婷就曾表露出了类似的反省，她大胆地为艺术家张大力的“第二历史”系列办了个展，这个揭示照片造假内幕的展览引起了轰动。张大力的工作完全暴露了摄影师不为人知的暗房秘密，这些摄影师不少都是中国摄影界位高权重的人物，有些还是段煜婷尊崇的前辈，他们的作品不仅载入了摄影史，甚至作为客观的历史照片成为“历史确实这样发生过”的证据。
张大力从这些著名的历史照片的对比中，发现了一个个被篡改的痕迹，揭露了历史的谎言和使用旧照片的风险。其中，毛泽东的御用摄影师是一位修图高手，他能将这位领袖的绿牙修得洁白；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领袖身边的人有时会被修掉，有时又会被补回来。这些处理，都要根据政治需要进行灵活变通。
两年之后，段煜婷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出连州之问，直接拷问摄影揭示真相的能力，并且旗帜更为鲜明。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的主题，本是法国尼埃普斯摄影博物馆馆长弗朗索·萨瓦尔拟定的“叙事和叙事方法”（Narratives and Narrative Forms），但段煜婷将其作了延伸，意译为“故事，离真相有多远”。她认为这个问题更为当下和迫切，在今日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已经成为局限自由表达的瓶颈，被固化的审美语言，也沦为毫无营养的大众传播方式以及艺术的傀儡。“我们必须卸下一些包袱”，在展览前言中，段煜婷用这一句话作结。
是魔术，还是摄影
在连州，段煜婷的口头禅是“摄影节不好办”、“摄影师有很多困惑”，她今年干脆将困惑展出来。在深圳摄影师陈以怀的作品《空城计》中，春节期间的深圳街头，空无一人，这座移民城市呈现出了奇异的空巢现象。这组照片看似揭示了城市的独特景观，但仔细辨认会发现，摄影师选择的时间有些是清晨，在同样的时段，换一个城市，都不难拍到同样空荡荡的街道。即便还是在深圳，选一个平常日子，找一条无车无人的街道也并不难，只要你起得够早，找的街道够偏僻。这位年轻摄影师希望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来传递“空城”的极致景观，这是否就是真相？摄影师抱着发现真相的初衷对图像进行操控时，这和张大力发现的暗房机密其实并无差别。
在英国摄影师麦克·亚当斯看来，文字是可以操控图像的。就像陈以怀用“空城计”来强化画面中的场景，文字引导了观众的观看，摄影师在其中耍了手段，在媒体供职的摄影师往往会制作一些主题摄影，图像只是他们观念的证据，而为了完成这样的论证，不少人会铤而走险。
在连州展出的作品中，麦克·亚当斯就使用了两组人物肖像揭示了这个道理，不同的文字说明，能够让照片的含义截然不同，而照片的阐释权往往掌握在摄影师或策展人手中。“照片就像变色龙一样，它不可以改变颜色，但可以改变图片包含的含义，把同样的一张照片放在不同的环境，比如博物馆、医院、警察局，意义就会发生变化”，麦克·亚当斯在连州文化广场的露天讲座上说：摄影对某些人而言，就是撒谎。
英国摄影师克莱尔·斯特兰德的做法更极端，她展出的是一个反复播出的魔术录像，录像中，一位看上去很值得信赖的美丽女孩，在脑袋上穿了一根线，左右拉动，让人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克莱尔·斯特兰德把真实的拍摄对象拍得像档案般真实可靠，抓住观众倾向于相信自己眼睛的习性，以此要表达的是：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摄影和电影呈现的一切，但它们并不能反映真相。
克莱尔·斯特兰德在展览中放弃了摄影这种方式，她没有展出照片，只有装置和影像，这种做法在一个“以机会友”的摄影节上，甚至可以视作是对其他摄影师的羞辱和冒犯，当然，她用的是魔术，而不是照片，这也构成了对真相的挑战。但是当我们一旦知道那是魔术时，我们不会相信他是真的，而我们看到照片时为什么又会忽略摄影师背后的工作，对之信以为真呢？
有意思的是，在连州的研讨会没有一个人表达不满，摄影师们依然是一团和气的样子，“真理摄影师”们甚至还会私底下感谢策展人给他们展出的机会。就像以往任何一届一样，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一起展出，一起开会，一起喝酒——这样的场景，似乎也正好说明了摄影中的谎言和真理一直是搅合在一起的，是一团浑水，没有绝对的谎言摄影师，更没有绝对的真理代言人。相机抓拍到的决定性瞬间，永远只能反映这个复杂事情的局部，他们的工作，注定了要像一名魔术师一样，展示自己愿意展示的，而秘密，隐藏在了某个事先准备好的袖子中。
总会有一些狂热的摄影师，希望通过摄影，揭开黑幕，找到真相，相机对他们而言，是一架机关枪，噼里啪啦地扫射，既刺激又过瘾。他们像是一名勇士，而拍摄，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摄影师们都热衷穿军绿色的背心，他们像军人放子弹、军刀一样，将胶卷、电池放在背心的口袋中。
这些摄影师往往对摄影有坚定的信仰，他们相信自己拍下的就是真相，并对自己的相机深信不疑—但果真是如此吗？曾经做过图片编辑的段煜婷，就越来越怀疑这样的“真相生产”。
段是中国摄影界和报道摄影师走得最近的策展人之一，她有很多朋友、旧同事正从事着揭示真相的摄影工作，在2012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她好几次将重要的展厅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尝试策展工作，但每个摄影师都竞相将自己最夺人眼球的作品拿出来，尽可能地放到最大的尺幅，并用廉价的KT板展出，这让展览显得混乱而低级，而他们希望传递的真相，让人刺目，但又使人感到疲劳。
段煜婷在今年的连州影展前言中写道：有些事物必须要退出大的历史舞台，就像传统摄影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叙事，而成为博物馆中的回顾展，我们也无须再去重复先贤们所塑造的经典画面，更要停止再生产新的艺术垃圾。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直接向这些“真理摄影师”发出了挑战，展览的主题是“故事，离真相有多远”。
段煜婷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一幅幅只代表零散而又混杂线索的照片把世界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表达感受与思想的行为都是主观的行为，无论你如何想要客观，你都无法做到”。
在2010年，段煜婷就曾表露出了类似的反省，她大胆地为艺术家张大力的“第二历史”系列办了个展，这个揭示照片造假内幕的展览引起了轰动。张大力的工作完全暴露了摄影师不为人知的暗房秘密，这些摄影师不少都是中国摄影界位高权重的人物，有些还是段煜婷尊崇的前辈，他们的作品不仅载入了摄影史，甚至作为客观的历史照片成为“历史确实这样发生过”的证据。
张大力从这些著名的历史照片的对比中，发现了一个个被篡改的痕迹，揭露了历史的谎言和使用旧照片的风险。其中，毛泽东的御用摄影师是一位修图高手，他能将这位领袖的绿牙修得洁白；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领袖身边的人有时会被修掉，有时又会被补回来。这些处理，都要根据政治需要进行灵活变通。
两年之后，段煜婷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出连州之问，直接拷问摄影揭示真相的能力，并且旗帜更为鲜明。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的主题，本是法国尼埃普斯摄影博物馆馆长弗朗索·萨瓦尔拟定的“叙事和叙事方法”（Narratives and Narrative Forms），但段煜婷将其作了延伸，意译为“故事，离真相有多远”。她认为这个问题更为当下和迫切，在今日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已经成为局限自由表达的瓶颈，被固化的审美语言，也沦为毫无营养的大众传播方式以及艺术的傀儡。“我们必须卸下一些包袱”，在展览前言中，段煜婷用这一句话作结。
是魔术，还是摄影
在连州，段煜婷的口头禅是“摄影节不好办”、“摄影师有很多困惑”，她今年干脆将困惑展出来。在深圳摄影师陈以怀的作品《空城计》中，春节期间的深圳街头，空无一人，这座移民城市呈现出了奇异的空巢现象。这组照片看似揭示了城市的独特景观，但仔细辨认会发现，摄影师选择的时间有些是清晨，在同样的时段，换一个城市，都不难拍到同样空荡荡的街道。即便还是在深圳，选一个平常日子，找一条无车无人的街道也并不难，只要你起得够早，找的街道够偏僻。这位年轻摄影师希望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来传递“空城”的极致景观，这是否就是真相？摄影师抱着发现真相的初衷对图像进行操控时，这和张大力发现的暗房机密其实并无差别。
在英国摄影师麦克·亚当斯看来，文字是可以操控图像的。就像陈以怀用“空城计”来强化画面中的场景，文字引导了观众的观看，摄影师在其中耍了手段，在媒体供职的摄影师往往会制作一些主题摄影，图像只是他们观念的证据，而为了完成这样的论证，不少人会铤而走险。
在连州展出的作品中，麦克·亚当斯就使用了两组人物肖像揭示了这个道理，不同的文字说明，能够让照片的含义截然不同，而照片的阐释权往往掌握在摄影师或策展人手中。“照片就像变色龙一样，它不可以改变颜色，但可以改变图片包含的含义，把同样的一张照片放在不同的环境，比如博物馆、医院、警察局，意义就会发生变化”，麦克·亚当斯在连州文化广场的露天讲座上说：摄影对某些人而言，就是撒谎。
英国摄影师克莱尔·斯特兰德的做法更极端，她展出的是一个反复播出的魔术录像，录像中，一位看上去很值得信赖的美丽女孩，在脑袋上穿了一根线，左右拉动，让人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克莱尔·斯特兰德把真实的拍摄对象拍得像档案般真实可靠，抓住观众倾向于相信自己眼睛的习性，以此要表达的是：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摄影和电影呈现的一切，但它们并不能反映真相。
克莱尔·斯特兰德在展览中放弃了摄影这种方式，她没有展出照片，只有装置和影像，这种做法在一个“以机会友”的摄影节上，甚至可以视作是对其他摄影师的羞辱和冒犯，当然，她用的是魔术，而不是照片，这也构成了对真相的挑战。但是当我们一旦知道那是魔术时，我们不会相信他是真的，而我们看到照片时为什么又会忽略摄影师背后的工作，对之信以为真呢？
有意思的是，在连州的研讨会没有一个人表达不满，摄影师们依然是一团和气的样子，“真理摄影师”们甚至还会私底下感谢策展人给他们展出的机会。就像以往任何一届一样，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一起展出，一起开会，一起喝酒——这样的场景，似乎也正好说明了摄影中的谎言和真理一直是搅合在一起的，是一团浑水，没有绝对的谎言摄影师，更没有绝对的真理代言人。相机抓拍到的决定性瞬间，永远只能反映这个复杂事情的局部，他们的工作，注定了要像一名魔术师一样，展示自己愿意展示的，而秘密，隐藏在了某个事先准备好的袖子中。